两年前的一个下午，在人邻兄的引荐下，我跨进了李老乡在兰州的那所“陋室”。见到这位“诗坛怪杰”，见到他干练、朴实，思维敏捷的言行举止，我深为惊异。他不像我想象中的“王者”，倒像一名精悍的士兵。自然，他对我没有冷漠，拿出了对诗歌爱好者的真实热忱。
我参观了他约有六七平方米的书房兼卧室，又与他面对面坐到了五六平方米的客厅里的沙发上。我认真谛听着他对诗歌的每一个见地。他说“诗歌的内部应当是广阔的、干净的，诗歌创作是对语言障碍的驱散，是一项文字的内部清理工作。”我不由记起他的一首短诗来：“……我买到了江山买到了／十五平方米的高层房间／／……夹着铺盖卷的妻子儿女，涌进门了我饱含热泪，举起伟人般的手掌／拍了拍我的人民”。
如果这所狭小的居所是李老师的“王土”，那这“王土”是干净整洁的，是表里如一的。这里，仅有书本笔墨和简朴的生活用具，而其本人谈论诗歌时的每一语言都是经过清洗，所表达的思想境界都是明晰而具有高度的。
热爱诗歌，等于崇尚圣洁。李老师所说的诗歌的意义在于内部的干净、在于能够引人入胜――走向审美的神圣。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的内部必然是一块净地。联想多年来自己的创作经历，我恍然大悟：事实如此。
诗歌作为艺术，已经走出了肩负天平“形成一种均衡的概念”的时期。诗歌的创作已经进入了安静平和的时段。这种情形之下，诗歌与哲学及其他学术的本质显而易见地区分开来。诗歌是内省的，给人供奉的是诗人心智自由翔驰的旧场域，而哲学及其他学术重在构建新的哲理和思辨。诗歌的创作重在清理打扫。创作苦涩，结果却是愉悦的。诗歌创作的苦涩在于创作者必须与以往不同、竭其所能地驱逐诗歌内部的嘈杂和纷争；通过对庞杂事物的艰苦清除，由此而对整理出来的净地的欣然慰藉。诗歌创作确实有异样的困苦，确实也有创作之后的解颐。史蒂芬斯说，诗歌创作“是来自内部的暴力，保护我们抗拒外部的暴力”；希梅内斯说，诗人不是玄学家，而是“一个语言的艺人或工匠，为了实现人类寻求其本质的愿望，执著而又顺从地用语言进行工作”。他们的经验之谈直指诗歌运动的实质，诗歌创作这项工作的目的就在于清理出一块或大或小的净地。尽管这项工作不像哲学和其他学术的生成那样充满了硝烟和炮火，但也需要对付嚣尘的扫帚和清水，需要割舍荒草的镰刀和驱云逐雾的清风――同样是具有对抗性和突围性的。每一个诗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创作是用语言清洗自己的身心，清除现实生活中各样嘈杂和困扰，砍伐各种荆棘和樊篱的桎梏。诗歌创作就是这样，要求诗人必须具备沉静的心态，一次次接受洗礼。
新文化时期的白话诗也好，现代派的口语化也好，都有使阻隔诗歌与读者间的藩篱更加简约、更易于跨越的目的。例如西部诗人昌耀《日出》“听见日出的声音蝉鸣般沙沙作响……”海子《亚洲铜》中“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例如诗人韩东对修饰语、形容词的“清除”，于坚“在没有山冈的地方／我也俯视着世界”……
当然也有以诗语言对抗诗本质的书写，例如《神曲》、波德莱尔；例如当代青年诗人臧棣的“怀疑、辩诘、改写、翻转、分裂”(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刘川一颗《蛋》里蹲着自己和自己的敌人，同时享用着狭小的空间。可是，无论怎样通过对黑暗的回应，或冒着“风险”的纠葛，其归宗的核心必须是诗歌内部的那一块净地。
我们再看看后人不断仿学的“湖畔诗社”诗人应修人这首空间越来越小，净地却越来越宽广的短诗吧：“……只愿风儿停停吧!／再不能停停风儿呢，／就请缓和地轻吹／倘然要决意狂吹呢，／请不要吹到钱塘江以南。／钱塘江以南也不妨，／但不吹到我的家乡；／还不妨吹到我家，／千万请不要吹醒我底妈妈，／――我微笑地睡着的妈妈!／妈妈醒了，／伊底心就会飞到我底船上来，／风浪惊痛了伊底心，怕一夜伊也不想再睡了。／缩之又缩的这个小小儿的请求。／总该许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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