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雷蒙?阿隆说过：“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既然是为了活着的人，我们在解读历史的时候就不能一味沿袭过去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既然要重建死者的生活，我们就必须首先重建死者的心灵。于是就有了这十位权臣的终局自白，于是就有了一种另类的历史视角。
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我们有必要――“另眼看历史”。
李林甫（？∽752），唐玄宗时著名权相，出身皇族，执掌朝政近十九年，性情阴鸷，排斥异己不择手段，时人称其“口蜜腹剑”。
我经常失眠。
原因很复杂。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我想是因为警觉――对周遭一切潜在危险所时刻保有的警觉。从年轻的时候起，我对世界就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一座丛林――一座人心叵测而又人人自危的丛林。所以我总是用尽一切手段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最后只剩下一双眼睛和一对鼻孔。
也许正因为此，世人对我最为集中的评价就两个字――阴鸷。
我总是觉得每个人的心中都暗藏杀机，所以总在府邸四周遍布岗哨，而且在宅第里设置了无数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晚上我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连我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我在何处。因此，我几乎从未享受过一场真正的睡眠。
此刻，深冬的冷风拍打着寝室的窗棂。我嗅到了一种冰凉而腐烂的气息。我不知道它是来自落叶堆积的后花园，还是来自我的身体深处。
是不是我的内脏已经开始腐烂了？
趁着它还没有烂透，我就给你们讲讲我的一生吧。在我看来，人是生而自由的，可他（她）却无往而不在丛林之中。因此我想，我的自述或许对你们不无裨益……
其实我们家族本来也算是皇亲国戚，只可惜到我父亲这一代就没落了。所幸我的舅父姜皎仕途畅通，深得玄宗宠幸，被封为楚国公，官拜工部尚书。
我年轻的时候当了一个底层小官吏。那么小的一顶乌纱对我来讲只能说聊胜于无。于是我就跟飞黄腾达的舅父走得很近。而他也恰好很喜欢我。开元初年，凭着这层关系，我当上了太子中允，正五品下。我舅父姜皎有一个姻亲源乾曜在朝中担任侍中，位高权重，我就刻意结交了他的儿子源洁，请他帮忙给我补一个实缺。没想到源乾曜竟然说：“郎官必须由品行端正、有才能有声望的人担任，哥奴岂是做郎官的料？！”
源乾曜的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到今天依然响彻在我的耳边。那一刻我在想：我会让你源侍中瞧瞧，看我这块不能当郎官的料最终会当什么！
几年后，我几经辗转，终于升迁为御史中丞，正四品。虽然官阶仍不是很高，但是手中握有弹劾百官之权。几年后我又调任刑部侍郎，未久又迁吏部侍郎。为了更快地进入权力中枢，我锁定了两个人物，决定不择手段向他们靠拢。一个是皇帝李隆基最宠幸的嫔妃武惠妃，另一个是宦官高力士。
开元二十一年（733），在武惠妃和高力士的影响下，皇帝终于任命我为黄门侍郎。虽然官阶仍然是正四品，可已经是门下省的副职，能够随侍皇帝左右。以此职务之便，我结交了宫中的许多宦官嫔妃，让他们向我提供有关皇帝的一切情报。没过多久，我就对皇帝的性情、习惯、好恶、乃至饮食起居了如指掌。所以，凡有奏答应对，我总能符合皇帝的心意，满足他的愿望。
我知道自己位极人臣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
开元二十二年（734）五月二十八，盛夏的阳光把整座长安城涂抹得一片金黄。
就在这一天，我如愿以偿地成为大唐帝国的宰相，与裴耀卿和张九龄同列。皇帝在任命我之前，曾咨询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说：“宰相关系国家安危，陛下用林甫为宰相，臣恐怕将来会成为宗庙社稷之忧。”
张九龄的言下之意，无非就是认为我这个人私欲太盛，缺乏公心。在我看来，张九龄固然一心为公，凡事顾及百姓利益，可问题是，宰相之职是百姓给他封的，还是皇帝给他封的？他的政绩是百姓说了算，还是皇帝说了算？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我认为，能否当宰相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私心，而要看其能否满足皇帝的私心。当官的只要一切向上负责，自然前程远大，仕途通达。小到县令、大到宰相，概莫能外。假如有人老是惦记着造福天下苍生，却得罪了顶头上司或是皇帝，那等待他的只能是贬谪罢免、甚至是杀头流放。
这就是官场的游戏规则。
开元二十四年（736）冬天发生了两件事，最终决定了我们各自的命运。第一件事是关于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的任命与封赏，第二件事是关于太子李瑛的废立。在这些事情上张九龄都和皇帝唱反调，导致了皇帝极大的反感。这一年岁末，裴耀卿和张九龄被双双罢去宰相之职。我取代张九龄成为中书令、亦即第一宰相。同时牛仙客也被任命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牛仙客入相之后，对我感恩戴德，凡事唯唯诺诺，整个朝政都由我一人独掌，百官的升降任免都由我说了算。天宝元年（742年），皇帝曾想重用兵部侍郎卢绚，于是我就对卢绚的儿子说：“令尊素有清望，如今交州和广州一带缺乏有才干的官员，圣上打算派他去。如果怕去偏远的地方，难免要被降职。依我看，还不如调太子宾客或太子詹事之类的职务，这也是优礼贤者的办法，你看怎样？”调任交、广无异于贬谪，卢绚闻言大为恐惧，连忙主动提出调职。不久我就把他调任太子詹事、员外同正，也就是把他划到了编制外，不但俸禄只有正官的一半，而且完全根除了他染指中枢权力的可能性。
这年夏天，皇帝又想复用曾被我排挤出朝廷的政敌严挺之。我嘴上唯唯，可心里登时一紧。当天我就对他的弟弟严损之说：“皇上对尊兄十分挂念，你何不上一道奏书，说明尊兄得了风湿病，要求回京师就医？”严损之对我感激不尽，次日就依言上了道奏书。我马上对皇帝说：“严挺之看来是老了，又得了风湿，应该任命他当个闲散的官，使他便于就医养病。”皇帝叹息了很久，最后还称赞我想得周到。
在我十九年的宰相生涯中，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人们总是一边对我心怀感激，一边不知不觉地被我挤出权力核心。所以后世的人们总是据此对我口诛笔伐，并送给我一句传颂千古的成语――口蜜腹剑。
这其实也怪不得我。
有人的地方就有丛林。我也不过是遵循丛林法则而已。
这一年秋天，我的应声虫牛仙客死了，我引荐了刑部尚书、同族的李适之继任宰相。没想到他上任半年就渐渐不把我放在眼里，并且企图和太子妃的哥哥韦坚联手整垮我。韦坚擅长理财，这些年每年替朝廷增收的赋税多达一亿，成了皇帝跟前的红人，大有入相之势。
我一边采用明升暗降的策略把韦坚调离了财赋部门，让我的心腹、御史中丞杨慎矜取而代之，一边耐心等待时机。天宝五载（746）春节，太子的密友、边将皇甫惟明由于击败吐蕃入朝献捷，自恃有功，就在天子面前斗胆议论朝政，并把矛头指向了我。我便授意杨慎矜密切监视他们三人的行动，决定将其一网打尽。
元宵晚上，杨慎矜逮住了他们秘密会面的证据，次日向皇上告发。我立刻向皇帝指出：这是韦坚与皇甫惟明密谋，企图拥立太子，篡位登基。皇帝暴怒，当天就把韦坚和皇甫惟明拿下了诏狱，随后又贬到边地。韦坚一落马，兔死狐悲的李适之大为恐惧，不久后便上表请求退居闲职。
搞掉了李适之和韦坚，我又引荐了李希烈当宰相。此人崇尚老庄之学，为人柔顺谦和，可谓牛仙客第二。他上任后，我享受了几年清静无争的太平日子。依照旧例，大唐开国以来的宰相，每日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才能退朝。而我则在早朝散后，巳时（上午九至十一时）便打道回府，让各省各部的待批文件、一切军国要务都送到我的府上去。我在家中决断后，有关官员再拿去给李希烈签名，走走形式。
天宝六载（747），时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的杨慎矜又渐渐博得皇帝青睐，我决定将其排除。由于杨慎矜是前朝隋炀帝的孙子，我就让他外甥王?秘告他与术士往来密切，说他家中暗藏符谶，企图谋反，恢复祖先帝业。杨慎矜百口莫辩。数日后，皇帝将他和两个在朝为官的兄长全部赐死，同时株连了数十个朝臣。
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大唐官场的局面变得错综复杂。外有安禄山的强势崛起，内有杨国忠的恃宠争权，而我手下的王?也日渐坐大，甚至原本看上去碌碌无为的李希烈也忽然间抖擞起来，事事要和我对着干……
我逐渐产生了临深履薄之感。
天宝十一载（752）冬天，杨国忠入相基本上已成定局。时逢南诏军队多次侵扰西南边境的剑南道，蜀地百姓要求遥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回去镇守，我趁机奏请皇帝派他去。杨国忠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就哭哭啼啼地去跟皇帝辞行，说这是我要陷害他。杨贵妃也一再帮他求情。老迈昏庸的皇帝李隆基安慰他说：“你先去走一趟，把军事防御部署一下，我掐着日子等你回来，你一回来我就任命你为宰相！”
没几天杨国忠就回朝了。而我只能无奈地苦笑。
天宝十一载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深冬的冷风猛烈拍打着寝室的窗棂。我嗅到了越来越浓的腐烂气息……我知道，有一场睡眠正在黑夜的深处等我，在世界的另一头等我。我要去赴约。那将是一场真正的睡眠，一场美妙而安详的长眠。
于是我笑着闭上了眼睛。
可我的故事并没有终结。
我死后，皇帝以隆重的礼节将我入殓。让我睡在一口宽敞舒适的贵重棺椁中，还在我嘴里放了一颗璀璨的珍珠，身旁放着御赐的金鱼袋、紫衣等物。在大唐，这代表着无上的恩宠、巨大的哀荣。
所有人都认为我可以好好安息了。可杨国忠不这么认为。第二年正月，我还未及下葬，厄运就降临了。当上宰相的杨国忠派人游说安禄山，指控我和突厥降将阿布思共谋反叛。安禄山让阿布思的降卒到朝廷作证；我的女婿、谏议大夫杨齐宣禁不起他们的软硬兼施，也被迫做假证出卖了我。老迈的皇帝在这么多来势汹汹的指控中发了昏，颁下了一道诏书。二月十一日，我生前的所有官爵全部被削；子孙中有官职的全部罢免，流放岭南和贵州等地；所有财产全部充公。
如果仅仅到此为止，我的灵魂也不至于陷入一场凄怆无尽的飘泊。他们还剖开了我的棺椁，夺去了我口中的珍珠和身旁的金鱼紫衣，把我塞进了一口庶民的小棺中，随随便便埋在了长安郊外的乱葬岗上。
到死，我也得不到一场真正的睡眠。
这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灵魂可以思考，我将用无尽的岁月来思考这个问题。不管能不能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