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祖母的许许多多的记忆之中，最后的部分是我七八岁时候的事，是战争中的事情。我祖母的名字叫Fudei(毛笔之义)，祖母说她只对我说了这个名字的秘密。祖母说正像这名字的意思一样，她是为了记载森林里发生的事情而生的。如果祖母真的在本子上记下了什么，我真的很想看一看。
不知道顾虑什么，反正我是终于转弯抹角地问了祖母记录了什么。祖母说：“不，还没记呢。我还清楚地记着一切呢!年纪再大一些，记不清楚事儿的时候再把它们写下来。到那时，你也要帮我些忙啊。”
我真的很想帮助这件事呢。即使不是为了帮忙，我也十分爱听祖母讲故事。祖母是能把自己记住的事情绘声绘色地讲述出来的人。每次讲故事的时候，她总是把话说开去。连我也知道的地方、人家、人名，还有山茶花盛开的那一大片花丛，还有那家三代前叫左卫门的人，都会出现在她的故事里。祖母说到高兴处，她会唱歌一般一直讲下去。
祖母讲的故事之中有一个叫“自己的树”。祖母说：
“那树在林子的高处，山谷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人的魂灵从自己的树的根。也就是树的根部那里出来，走下山谷钻到刚降生的人的身体里去。所以呢，人死的时候只是身体没有了，那灵魂呢，是要返回到树根去的。”
我问：“那么我自己的树在哪儿呢?”
“马上就要死的人要睁开了灵魂之目，他就会知道自己的树在哪里呢!”祖母这样回答我。“这会儿就急着知道它干什么呢?话说回来了，要是一个聪明的灵魂的话。诞生的时候，自己是从哪棵树根来的是记得住的。但是啊，那可不是能随便顺嘴说的事情呀。还有哇，进入林子里，无意中站到自己的树下一时，上了年纪的自己就会和那孩子相见。可是啊。因为小孩子特别地不知道怎么应对才好，所以，还是不靠近自己的树才好。”
祖母告诫我说。
坦白地说，我为自己不是能够记住“自己的树”的聪明的灵魂而深深遗憾。有一次我一个人走人林子深处，在一棵自己觉得十分伟岸的大树下站下来等着，心想年迈的自己会来吧。如果能顺利地和“那个人”见面，我就想问他问题，用在学校学的普通话问。我充分做好了提问的准备。
――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我这里的“怎么生活过来的”包含有“用什么样的方法”和“为什么”这两层意思。还是孩子的我，那时是想把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发问的。自然，先定下来问这两个问题的哪一个，之后再一一发问是一般的做法。但是我就是想两个一块儿问，并且觉得“那个人”是会把两个问题糅在一起很好地给我作答的。
岁月过去近六十年了，一天一天生活过来的我成了年迈的老人。回到故乡的林子里，虽然还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树种，但从那棵伟岸的树下走过的时候，我想象着，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小时候的自己也许会等在那里这样提问吧。 ――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代替冗长的谈话，我不是一直在写小说么。我现在想，我如何就开始用写小说这种方式回答提问了呢?这个念头来自我无数遍地读夏目漱石的小说《心》。我稍微就读书这个话题说一句：如果你感到哪本书实在是一本好书的话，那么就请隔一段时间重新读一遍，而且每读一遍，都用不同颜色的彩笔画上线，在空白处记下阅读时的杂感。这是一种有益的读书方法。
让我回到原话题。在《心》中我捕捉到的是小说中那位被称作“先生”的人对年轻人所说的下面的话：
“请记住，我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我领悟到，漱石正是像在“自己的树”下做长谈一样写着小说啊。
《心》中还有一句使我动心：
“当我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如果在你的心中能有新的生命注入，我当满足。”
我也是一边写文章一边梦想着，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如果我的作品能作为新的生命在年轻人的心中存续，那将是我的幸福。然而。我没有把它说出来的勇气。具体地说，是没有为年轻人、为孩子写书的勇气。我知道，这正是从事四十年写作的我所未竟的事业。
尽管如此，可是渐渐地在我心中，为年轻人、为孩子们写书。像在“自己的树”下与他们聊天那样为他们写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
从一九九九年晚秋开始到今年初春。我在柏林自由大学讲学。除了和那里的学生们交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外，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在柏林工作的日本人很多，有的一家人在那里，有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们的孩子，有的接受德语的中小学教育，有的就读于日本人学校。
孩子们进入不同学校接受教育，家长们共同的愿望是让孩子学好日语。他们自己出资、自己管理，利用公立学校休息日的校舍成立了日语补习学校。我与从事此校管理工作的父母们认识，特别是其中有一位母亲经常帮助一个人生活的我买日用品。这位母亲邀请我去学校给孩子们讲点什么。
四年前，在美国的普林斯顿我曾有过这种经历。我琢磨出了一个“方法”。因为对于听讲的孩子们来说，突然有一天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大人来讲演，他们自然不会感兴趣；对于前去讲演的人来说，站在陌生的孩子们面前，也完全不知道说点什么才好。
我想出来的办法是要让来听我讲演的孩子们提前做一篇作文。我呢，用红色钢笔改正其中不确切、错误的句子，调整文章的顺序，使最想说的内容清晰地突现出来。这种做法日语的老说法叫做“添削”，自己对自己的诗或文章加此修改时，则叫做“推敲”。
可是，我并不使用这两个词，我喜欢把别人的文章也像对自己的文章一样全心全意地反复修改，使之趋于完善，我喜欢把这种做法用英语elaboation(精心制作)这个词来表述。
为什么呢?因为“添削”一词有一种像老师给学生改作文，居高临下的感觉在里面；“推敲”呢，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理解，里面似乎含着“出于爱好”这一层意思。而“精心制作”这个词，我觉得是和对方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一起琢磨文章，双方平等地在这一行动中同时得到提升。
我把在普林斯顿获得的经验稍加改良，以同样的方法在柏林实行了。在柏林的作文主题是“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比较”。题目布置下去以后，每个孩子要写什么都和老师作了仔细的商讨，孩子们还把在日语学校体验入学的事情写入了文中，真的都是很有趣的作文。
作文的开头都清楚介绍了和老师反复商讨的内容，孩子们对自己的经历作了认真思考，在作文中可以看到他们无论对德国人还是日本人的公平的观察态度。在阅读过程中，我分明感到生活在外国城市，可以用两种语言交流的孩子们对语言敏感的特点。那年夏天，母亲们聚到一起，进一步发挥我的“精心制作”，采用可以明了地看到什么地方做了如何修改的装订方法，把孩子 们的作文做成漂亮的作文集。
为了回报孩子们的努力，我把自己对童年时代的回忆和天生有身体障碍的儿子的事情写成了文章，在大家面前朗读了。得知这次讲演会情况的德国记者，希望我把那篇文章改写成答德国小朋友问的形式，并刊载于南德意志的报纸上。从为生活在柏林的孩子们改作文开始，我感到自己为年轻人、孩子们写文章的热情不断高涨，并结出了一颗果实。这颗果实就收在这本书的最前面。
后来我回到了日本，再一次生出继续写这类文章的念头，那是源于在长野县的高原与指挥家小泽征尔先生的几日长谈。小泽先生的谈话内容已经在报纸上登载了，我想一定会有不少的爸爸妈妈读过它的。
这以前，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我和妻子与光还没有像这样在安安静静的饭店里闲适地住过几日。而这几天，早晨我们在开满黄花的草地上散步，这种菊科植物早晨开出黄色的花，夜晚则卷成细细的杆儿，如紫色的铅笔。白天我与小泽先生聊天，晚上，就在现场观看小泽先生与原美国著名的四重奏乐团首席小提琴手一起教年轻人音乐，指挥他们一点一点演奏弦乐四重奏或者大提琴协奏曲。
听着、看着小泽先生指挥下的青年演奏家们的演奏练习，我觉得这正是一个“精心制作”的了不起的实例。那是一个少女模样的小提琴手和中提琴手、大提琴手演奏四重奏的场面。小泽先生打断了他们，让演奏者考虑自己想创造出什么样的音乐，应该如何去演奏，如何去听同伴奏出的音乐。说这些话的时候，小泽使用的是十分简单易懂的语言，并且用表情和身体动作辅助，循循善诱。年轻人们凭着小泽先生的指导，依靠出色的技艺和反反复复的练习，最终弹奏出了有自己特色的音乐，优美又富有感情内涵。
我一边观看，一边陶醉在音乐之中。同时又想，年轻的人们啊，我见证了你们完成了人生的一次“精心制作”的重要时刻。
我想，小泽先生一定是满怀着期待――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在这些年轻的心中，新的生命将继续眺动――指导他们的。
“已经没有时间了!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啊!”小泽先生常说。
使日本人把欧洲音乐弹奏到世界水平并获得欧洲人承认的第一人就是指挥家小泽征尔。他在为使年轻人能与这项事业接轨而努力工作着。在全世界飞来飞去的紧张的工作中，这次他来到高原，我看到快乐在他的内心流淌着……
尽管只要在日本我就不具备直接到“现场”去讲什么的机会，但我开始想要把到目前为止，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所知道的、了解的东西，更为广泛地传达给年轻的人们。
(秦岚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