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在北师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曾聆听过林辰先生的讲演。二十多年过去了，只要一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就立刻栩栩如生地重现在眼前。 我们那一届硕士研究生是1982年2月入校的，9月至第二年1月，教育部委托师大中文系办了一个现代文学教师进修班，导师李何林、杨占升先生邀请林辰、唐?、王瑶、牛汉、曹辛之、郭预衡、樊骏、严家炎、朱正、刘再复等专家学者，做了几十次专题讲演。我和师兄康林、师姐张立慧，以及比我们晚些时候入校的博士生王富仁、金宏达，幸运地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班学员一起听课。
12月28号上午，在鲁迅研究界有口皆碑、道德文章为人称道的林辰先生，来师大主楼西南侧的平房教室讲学。听说林先生到了，我们的目光马上都转向门口：慢慢踱进教室里来的，是一位个子不高、有些黑瘦、穿着一身中山装的老人。
杨先生向大家做了介绍之后，林先生并无多少客套，即开始讲课。他讲的题目，是《关于周作人问题》。
开讲后，才发现，带着浓重的贵州口音的林先生，不但没带讲稿，甚至手里没拿一张卡片、一个纸条。他，人显得质朴、谦逊，课讲得从容、自信。何年何月何日，发生了何种大事，哪年哪月哪天，周作人发表了什么文章，包括周作人那首名噪一时的《五十自寿诗》，林先生全是凭借记忆，准确无误地向我们讲述、诵读的。
越听，越是感慨不已。望着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林先生，心里叹道：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博闻强记”啊！听讲者好几次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
讲着讲着，有几个人突然回头往后看，我也转过头去，看到一个戴呢毡帽的、满脸皱纹的老人，挤平了鼻子，趴在玻璃窗上朝教室里望。
“噢，钟先生！”有人叫了一声。
窗外的钟敬文先生见是林先生在讲课，好像是说了声“噢，是你呀！”就快步转到前边，走进教室，找个座位坐了下来。
林先生笑着说：“有钟先生在这听，我都不敢讲了。”看来他们是老朋友。
林先生讲到《五十自寿诗》的时候，钟先生还就其中一句诗“闲来随分种胡麻”如何诠释插话，于是，两位先生你一言我一语地对起话来。顿时，课堂气氛更活跃、更热烈了。
那天，林先生讲得非常精彩。他说，周作人的散文，写得平淡、自然、闲适，完全是一派士大夫情调。而他的杂文，则体现了周作人“浮躁凌厉”的一面。他谈到，段祺瑞执政府枪杀徒手请愿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氏兄弟都写了文章，周作人的让人哀痛，鲁迅的则令人愤慨。他还说，周作人认为文学不是革命的，所以他提倡小品文，在当时是有消极影响的。他还强调，周氏的《闭户读书论》一文，里边是有不平的，用了一些反语，不能只从正面来解读。
林先生的这些看法，以及他的讲演，给我留下了岁月难以消磨的深刻印象。
1984年毕业后，正巧分配到林先生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自忖这回可以有机会亲承謦?、多多请益了。但没想到，他刚刚于这一年2月退休。这消息，使我怅然良久。
记不清哪一年哪一天了，林先生有事到社里来，终于我又见到了他。一位老同事把我介绍给林先生，我快步上前，握住他的手，向他问好，内心充满敬意和温暖。看上去，林先生更苍老了一些，但精神尚好。他用贵州话说的 “培元同志”， 语音极有特点，异常亲切，至今言犹在耳。
他和我没有过多交谈，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些情况。而我，也并未提起听过他讲演的往事。从那之后，似乎是有好几年，再也没见到我所尊敬的林先生。
后来才了解到，林先生1912年6月3日出生于贵州郎岱（今六枝）的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他原名“王继宣”，后改为“王诗农”。“林辰”是他最常用，也是人们最熟知的他的笔名。他在家乡读过私塾，又上小学、中学。1929年贵阳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结伴离开故乡，徒步走了半个月，到了重庆，又乘船前往南京、上海。
1931年夏天，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但因未能筹措到学费，而被拒之门外。他只得发奋自学，刻苦读书。1932年9月，他曾由于阅读进步刊物被国民党逮捕，以“危害民国”罪判刑五年，囚禁于苏州陆军军人监狱，1934年因病保释出狱。
从1936年起，他在贵阳等地做中学教师。四十年代，在川贵大后方教书的林先生，就怀着对鲁迅的崇敬之情，开始了异常艰难的鲁迅研究。那时，他“常年流转在一些小县城和偏僻乡镇，生活困苦，书籍缺乏，手边只有鲁迅著作的几种单行本。常常要步行二三十里到附近较大城市去借阅《鲁迅全集》……”
就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他先后写出了《鲁迅与韩愈――就教于郭沫若先生》、《鲁迅赴陕始末》、《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鲁迅归国的年代问题》、《鲁迅对三一八惨案的抗争》等一批有影响的文章。1948年7月，他的研究专著《鲁迅事迹考》结集出版，学术界好评如潮。
孙伏园在序言中，高度赞赏了林先生用朴学功夫、汉学方法进行的鲁迅研究，称书中“无论解决问题的方法，排列材料的方法，辨别材料真伪的方法，都是极细密谨严的”。令人惊叹的是，他当年研究考证的结论，后来均被陆续披露的《鲁迅日记》等大量材料所证实。孙伏园认为，掌握了这样极细密谨严的研究方法的林辰，是最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鲁迅传记的一位学人，对他寄予了厚望。
实际上，林先生早就默默地开始了《鲁迅传》的写作，到1948年底已写完八章。五十年代初，他在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高校担任教职，繁忙的教务使他未能继续完成其余章节。1951年3月冯雪峰出面，把时任西南师院中文系主任的林先生，调入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同年7月，林先生随鲁迅著作编刊社迁往北京，并入刚组建不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鲁迅著作编辑室的一个普通编辑。
从此，林先生全力以赴地献身于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事业。但遗憾的是，直到病逝，他都没能写完《鲁迅传》。
2004年5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先生未完成的《鲁迅传》。林先生曾说：“研究一个伟大人物，有些人往往只从他的学问、道德、事业等大处上着眼，而轻轻放过了他的较为隐晦，较为细微的许多地方，这显然不是正确的方法。因为在研究上，一篇峨冠博带的文章，有时会不及几行书信、半页日记的重要；慷慨悲歌，也许反不如灯前絮语，更足以显示一个人的真面目、真精神。因此，我们在知道了鲁迅先生在思想、文艺、民族解放事业上的种种大功业之外，还须研究其他素不为人注意的一些事迹。必须这样，然后才能从人的鲁迅的身上去作具体深入的了解。”
这些话，凝结着他研究鲁迅的真知灼见，也正是他写《鲁迅传》的一个自觉的、明确的追求。
在这部只有八章（其中第六章又遗失了）的鲁迅传记中，林先生竭力回到鲁迅本身，从“人的鲁迅”出发，从鲁迅的经历、思想、学术和创作出发，努力真实、客观、准确地描述鲁迅、理解鲁迅。他还注意到了鲁迅“豪迈和风趣”的性格，“放恣倔强”的个性，“写得十分美丽近于诗的文字”，以及“寂寞”的“心境”与“苍凉的情怀”。他力图做到“于细微处见精神”，力求写出伟大而又平凡的“人的鲁迅”。
在谈到鲁迅与魏晋的关系时，林先生指出：鲁迅“对魏晋文学，研究最精；所作文言，风格极近魏晋；在书法上也带着浓重的魏晋碑刻的笔意”。这种在深厚学养的基础上提出的独到见解，岂是后来多如过江之鲫的某些鲁迅研究者能够说出来的？
正如朱正所说，林辰先生写作此书的时候，《鲁迅日记》还没有出版，像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冯雪峰的《回忆鲁迅》等重要的传记资料，都还没有写出来，除了一部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之外，他几乎就再也没有别的凭仗了。可以看出，林先生是尽力搜求相关资料，并且充分利用了这些材料的。“在那样十分有限的资料条件之下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更表现出了作者过人的史才。假如他后来能够依据大量很容易得到的资料修订补充旧稿，并且把它写完，这将是鲁迅传记中的一部杰作。”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五十年代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和八十年代出版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被誉为鲁迅著作出版史上的“三座丰碑”。林先生在人文社工作了五十多年，主要从事鲁迅著作的校勘、注释、编辑、出版工作。他不但参与了十卷本和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而且是其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人物”。他把自己一生最宝贵的年华和时光，都默默无闻地奉献给了关系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建设百年大计的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事业。
翻开这两个版本的《鲁迅全集》，我总觉得一字一行、每页每篇，都渗透着林先生点点滴滴的血汗和宝贵的生命的汁液。
从上海到了北京以后，林先生一有时间就去访书，往东安市场和琉璃厂跑，逛书摊，进书店，买旧书。他几十年如一日，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搜寻、求购，终于集腋成裘，收藏了千余册线装古籍图书，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的各种珍贵著作版本、新文学期刊数千册。其中，周氏兄弟作品的初版本，多得惊人。
参加过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老编辑，回首当年往事时曾谈到：每次开会逐条讨论注释文字时，只有得到认真严谨、字斟句酌的林先生的首肯，主持人才宣布进入下一条。如果谁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往往去向博学多识的林先生请教，而且马上就会迎刃而解。
大家常常慨叹：“林老真是个书库！”
七十年代，人文社在计划编辑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时候，就已经打算把一直未能整理出版的鲁迅辑录的古籍，列入计划，尽早编辑出版。但这项繁难的工作，决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的。这时候，林先生刚刚结束了劳动改造生涯，从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他认为，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林先生和现编室的陈早春等人，专程前往北大，恳请王瑶先生出山。
对于这一请求，王瑶先生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便谢绝了。他说：“我不是合适人选，真正合适的人选，就在身边。”他叼着烟斗，笑微微地把目光转向林先生，继续说道：
“干这行，你是首选，我不合适。国内暂时没有第二人合适。”
就这样，林先生踢出去的球，又回到了自己脚下。年过花甲的他，只好迎难而上，亲自担纲，开始日复一日地跑鲁迅博物馆和北京图书馆，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
枯坐在现编室北侧的办公室里，看稿，读书，到了有点孤寂的时候，一想起这些，内心就充满了感动。林先生虽然退休了，但我似乎觉得，他的影子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他的精神仍笼盖着我们，激励和召唤着我们：学习他的楷范，投身于民族文化建设和文学出版事业。
八九十年代之交，一场苦闷、颓唐和感伤的浊浪，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几乎将我吞没。在久久无法自拔的挣扎中，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了退休多年的林先生。
啊，他一定也和我一样，早已感到孤寂了吧？于是，想立即去看望他。
初夏的一天，带上林先生的专著《鲁迅述林》，骑着自行车，来到东中街42号，敲响了他家的门。来开门的林先生，依然是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虽然他衣着仍很整洁，但行动却迟缓多了，而且愈加消瘦和衰老。他所住的，是很普通的居室，逼仄局促。家具极简单，甚至可以说过于简陋。
看到我吃惊的神情，他摇了摇头，无奈地说，家里地方太小了，很多书都放在箱子中，堆在另一间屋里。我真不敢相信：为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闻名海内外的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林辰先生，就住在这样一间陋室之中！
后来，有一年，社里在农光里买了房子，听说分给林先生一套，但那是个“工”字型的楼，三间房一阳两阴，朝阳的一间，也难得照到阳光。林先生只好失望地说：“不去了，这里虽小，有阳光。”
对我的来访，林先生略感意外，而又很欢欣。他请我在方桌旁的竹椅上坐下，和我闲聊起来。他特意问我社里情况如何。我说起某些现象，并明确表达了不满。他听后并未讲话，只是摇头叹息。
告辞前，我呈上带来的《鲁迅述林》，恳请林先生签名留念。他提笔在内封左侧，竖着写了三行字：“此书疏陋，唯有关古籍者数篇，或有可供参考之处，祈培元同志正之。林辰九二年六月”。
博览群书、博闻强记的林先生，曾谦逊地称自己的文章为“瓦砾一撮”，他真是一位恂恂儒者啊！
林先生的这本《鲁迅述林》，虽只薄薄一册，但却十分耐人品读。他对资料占有之详尽，考证之精审，推理之严密，结论之精当，行文之简洁，不能不令人五体投地地佩服。可以说，他的文章，是现代考据的典范。
后来，又去拜访过林先生几次。我感到，他的生活是清苦的，精神颇为寂寞。每一次去，都给他带来了短暂的慰安和快意。与林先生的亲近、交谈，也冲淡了内心深处的苦痛和忧伤，使我慢慢摆脱了挥之不去的精神暗影。
九十年代迭起的商潮，也曾波及到社里，引得人心有点躁动不宁。但是，一想到博学而恬淡的林先生，整日与书稿相伴的我，心便渐渐沉静下来。
经历了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之痛的林先生，那时的身体，已经很差。从1990年4月起，就经常头晕目眩，医生嘱咐他少用脑、少看书，然而，他每天都要坚持做鲁迅从1909年即开始辑录的古籍著作的编校工作。
后来，他的视力下降得越发厉害，几近失明，但仍然借助放大镜，逐字逐行，逐页逐篇，孜孜??地校阅。
1999年7月，这套凝聚着林先生心血的四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终于面世。为此，他几乎花去了大半生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分。
没想到2000年后，林先生竟一病不起，昼夜卧床昏睡。不久，便无法进食，惟靠鼻饲。
2003年春，为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辛苦、劳累了大半生的林先生，溘然长逝于那个劳动者节日的浓黑的夜晚。
由于正是“非典”肆虐期间，连一纸讣告也没有。除家属子女之外，送葬者仅有四人而已。
2003年5月5日那一天，在女儿芝荪撕心裂肺的恸哭声中，林先生化作云烟，飘向别一个世界……
呜呼，林辰先生，愿您的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