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诗人来说，最残酷之事莫过于其道德身份在必然的颓势中降临。心虚有利于发明，年龄增长不回避虚假世界就要落实什么，再说后人早已习惯了热情的馈赠。所以我从来不夸别人品德高尚，或者孤高。这样设计良好的圈套，去钻太轻易，甚至有点儿讨巧。而且极容易变成棋子，如果不是空当。
话说回来，自投罗网，反而让“暴君”省劲。和诗人一样，暴君也对语言学感兴趣。他作为半个油滑的语言学家，作为外行等在巴赫金的学术的田园的外围，捕捉偶尔的遗漏、偏离和意外。他的反例佐证了巴赫金。暴君要求语言要像辉煌和辐辏于罗马的国家公路，将无限空间网络至交通地图的精微规格，而诗人则派出不可知的天气、乡野和自然来做对。在讲究效率和功利方面，诗人和暴君因对方的出现皆未能独擅胜场，或如德国表现主义先驱阿尔弗雷德?莫姆伯特（Alfred Mombert）经萧开愚之手勾画的风致：“来到我的岩石，响者――/成就一种极乐的交通。”
语言学家的工作恰好重叠了监察，也因而获得保护意义。如果说诗人祈求的不过是语言的自由，看起来也像是颓废一种，故作消极，就像穿上了唯美衣服的积极，连孤立之状都获谅解。留下自由，供诗人填空，驱驰至于壅塞，不知祸福，便是所谓道家的语言境界。而“人之大患在吾有身及吾无身则吾有何患”怪怪的，言中了时代。普通对日常政治的回避实属不得已。
语言学家连接了诗人和外行。在知识建制林立的时代，诗人独欲汲汲??于修辞一途，似乎可以省却分科的烦恼，享受自治的愉悦，两相补证、正是补阙，这是不少诗人经过斟酌后的实际生活。孔子的训导偶尔在耳边响起：“尽美矣，未尽善也。”预示着内部批评拓殖为外部批评的可能。毕竟，现实说着两种话语，一种规训、教化，一种用于抵赖。索绪尔发现的（能指、符号）语言的任意性，又何尝不是存在（所指、无穷竭的能指链条和循环）的任意性？我感觉，后者的盲目和荒唐更强大，它戏拟、表现并想要强行取代前者。――不加阻挡，极易发展成毁灭智力的存在主义。这一精神自反性――往回说，是单一的、完整的观念系统也即封闭的古典价值观的彻底失效――，是现代性的一大发明。纯为理智的兴趣，不应贬视其为现实政治的无能所致。
明乎此，也许才可以打消奥登晚年因何投靠教会的疑问。我觉得，我能够理解而没有自身证验，就像我一厢情愿地理解尼采看到一匹马遭鞭打而发疯。在现代性的这一极点，我如履薄冰。正因为此，我以为桑克的转变太快，他在自己的原点似乎耽溺得还不够，还好他并不忽视途中破碎的风景。这样说，同样是因为我没有自身证验。桑克是否证验，我不得而知，也不愿问他。看他的自我说明，只觉得亲切可爱，没有神秘可怖的强加的成分：“我偶然向窗外望了望”，“突然发现在中国，信仰上帝更是保有一种距离感的美妙方法”（《我为什么没有接受洗礼或者迈向洗礼之途的基督徒》）。
这个态度和他做诗人的态度相近。他的诗纪律严明，诗形整饬，摆明了要受监察，这种技术手段双方都可以利用。不客气地说，他对待词语就像理性裹挟非理性的军曹。一般地说，诗人要想应对维护理想国的柏拉图，就必须以清醒推迟那迷狂的到来，仿佛不清醒则不足以醉。后者已是信仰状态。不能说，桑克对这身份的险境没有考虑；这是我警惕的地方：退到实证主义的宽容，暴露出事实和价值的古典分野，则道德利益同样是可以分配的。抑或他认为无法回避，索性运用电脑病毒的木马计，向相反方向覆盖了过去。这一来，他就穿上了暴君的衣服；他希望笔下的词语猛烈爆发出解放力量，它们可是高度集权制的。
向宗教索要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暗含着世界的断裂，――桑克可以不那么激烈。而实际并非如此。――主体的断裂感有增无已，像出于强制。――《铁锤》和《骄傲》就是如此，依赖突如其来的语言惯性营造和烘托完整感，《铁锤》让人读来心有不忍，《骄傲》中“四位”的出现我觉得唐突：“我是三位一体，或者四位，/这样的一团高尚的垃圾。”同时也让他去关注那些极端经验，有一个极端的视角，《走钢丝艺人》和《火刑柱上的比较》就是如此。
在精心的制作里，桑克又加进去了自我教育的意思，没有让他丢掉温柔敦厚的诗教：“我始终在雪仁慈的教育下。”因为“它实际上/更像一种对强制的反抗”（《雪的教育》），上面还说：“把它的嘎吱声理解成呻吟/是荒谬的。”这就和《铁锤》形成鲜明对比。可以将它们当成他证验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桑克处在和那个自称的浪漫主义者的影影憧憧中，到第二阶段，他似已勘破基督信仰的秘密，那种甜蜜的罪感，在马克斯?舍勒手里摩挲得条理无比清晰，近有斯拉沃热?齐泽克一心想要证明它，宣称忏悔制保护了罪感的不断更新，也就是享乐的可能。
但是这个浪漫主义如何发展为信仰的距离感，仍然是桑克留下的一个谜团。德国浪漫主义固然徜徉于希腊精神，我国知其旨趣者甚寡，也许还可以和上帝挂钩吧。前人未必不深知这一切，就好像前人纠正了后人的偏执，同时靠后人的头脑丰富自己。浪漫主义联系到黑格尔，可以囊括现代遗产的一半，几乎全部文化批判部分，文化批判在我看来也就是自然批判。在一次漆黑的凌晨行车时，桑克告诉我说，他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想要表现精神的卓绝。但是看他的诗，依然情感泛滥，形而下的材料充实饱满。从浪漫派设想中的浪漫反讽，到黑格尔的对立限定，再到现代主义的反讽，真理在多大程度上以诡辩的方式逃脱呢？当代诗里自觉的反讽，在我们眼里，是不是就像弗?施莱格尔眼里的苏格拉底反讽，出于浪漫派的主观性？可以确定的是，在诗人和潜在的暴君这组对立下，现实的深文周纳只会刺激诗人对笑话、轶事的巴赫金式的寻觅。这样产生的仍然是通俗诗，我得说；它们提醒着越来越暧昧的道德感。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夜景》这样的诗：“这暗夜，这移动的橙色列车，/这大地一动不动，让我欢喜。”这样浸润着悲凉感，犹如“从深处来的”欢喜当是桑克的主要力量所在。他似已穿越了奥秘的通道，现实的严密和文本的严密都提示，这不是什么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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