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敬 陕西省扶风县人，西北大学文学硕士。出版《梅花酒杯》、《日常的智慧》、《把窗子打开》、《真话的难度》、《渭河五女》、《碑说》等作品集多种。
一个老牛没脖项，七老八少都驮上。这说的是个啥呢？就是书面语说的谜语。这个谜语又说的是啥呢？是关中农家的大土坑了。
已有一些年头，我再没坐过热烘烘的炕头了，却在今年大年初三的日子，驱车百余公里，回到扶风的老家，坐在了二哥的土炕上，围着一张炕桌，就着油炸花生、凉拌粉丝、红油猪耳等几样凉菜，?儿――?儿――吮着一瓶陈年西凤。二哥退休回家二十四年了，他原来是好一口酒的，这几年心脏不怎么好，便把那一口酒戒了。我回来看他，他是真高兴呢，就嚷嚷着和我喝起酒来。而他一但张口，就不能抑止地连喝了三杯，唬得我从他的手里去夺酒杯，却还没夺过来。
二哥的炕头可真热呀!我坐着的屁股烫烫的，怀疑再坐下去，我的屁股非熟了不可。但我没有动，踏踏实实地坐着，和我的二哥又喝了两杯……我喝得心头热辣辣的，眼睛也热辣辣的，心想过去的日子，逢年过节，我们坐在热炕上，围着一张炕桌坐着喝酒的可是兄弟五人呢!
多么热闹红火呀!兄弟五人，在相信多子多福的父母眼里，这是他们最大的骄傲了。而且，我的大哥吴克义，二哥吴克仁，三哥吴克智，四哥吴克强都是吃着商品粮的公家人，这在我们那个背靠乔山，脚踏古周原，名叫闫西村的小堡子，更是大家要津津乐道的呢。在我的前头，还有两个姐姐吴忍忍，吴洞洞。我生来最晚，因此，也就是父母最宠爱的，而且也还受着哥哥姐姐的宠爱。到了年节的时候，哥哥们从四面八方，大包小包的提回家来，每一个包里，肯定都有我的一件礼物，有玩的小汽车，绒猴儿……还有吃的水晶瓶，糖豆儿……我是很享受这些玩的和吃的呢。玩着和吃着，就被哪个哥哥抱起来，举在头顶上摇一个高高，然后又转到另一个哥哥的手上，举在头顶上摇一个高高……哥哥们说了，他们举了我的高高，我就能长得高，长得赢人。我是不是长得赢人，我不敢说，但我长得确实高，是我兄弟五人中个子最高的，高到我也有了资格，和哥哥们一起坐在节日的热炕上，一起举杯喝酒了。
父母在的时候，我们兄弟五人和父母一起围坐在热炕上的炕桌前喝酒。喝着呢，父母先先后后走了，我们兄弟五人还围坐在热炕上的炕桌前喝酒……我总想，我们兄弟五人在年节时，是能一直这么热气腾腾喝酒的，但却到了1994年，先是我的大哥吴克义，不幸染疾离世，后来又过去了十年，到了2004年，我的三哥吴克智，也不幸染疾离世了，这让围坐在热炕上的炕桌前喝酒的兄弟，一下子少了两人。我多么愿意，我们余下来的三兄弟，能够长长久久，年年不断地围坐在热炕上的炕桌前喝酒呀!但是，天不睁眼，就在我和二哥大年初三喝了酒后，刚回到西安不长时间，却接到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声音哽咽地给我说，我的二哥也走了!
在村子平展展的街道上，我的二哥就只跌了一跤，便仙逝而去，连一句话都没给我留。眼泪刷刷地流着，我翻了一下接听电话的手机，记下了这个悲伤的日子：2009年2月17日。
我不是偏心。尽管我说过哥哥们都很爱我，我也很爱哥哥，但我对于二哥，在他们几人当中，我是有点偏爱的，是那种有着很强的依赖性的偏爱。我偏爱的二哥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
二哥工作早，在他不足十六岁时，解放军解放了关中，他瞒着家人，自觉寻到新政府的权力机关，给当地区委书记的一位老革命做了勤务员。他这一做就是三年，深得那位老革命的喜爱，到他十九岁的时候，老革命既恋恋不舍，又无可奈何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正式的工作，直到他于文革前夕，当了扶风县一个叫五泉人民公社的副社长，再到文革结束，从乡镇领导干部转行，做了扶风县木材公司的总经理。
纵观二哥的一生，他工作是勤勉负责的，做人是诚恳老实的……他所独守的那一份清纯和厚道，我想与他为老革命服务了三年是分不开的。
我没有见过那位老革命，但二哥的嘴巴让我对那位老革命十分熟悉，我总听到二哥在说，老革命这样，老革命那样。这样那样的老革命，在历史的轨道上渐渐变得稀薄，最后连他的革命肉体也都变成一只精美盒子里的灰烬，我的二哥还要把老革命吊在他的嘴巴上说的。
二哥说，老革命是朴素的。
二哥说，老革命是负责的。
二哥嘴巴上吊着的老革命，在我一遍一遍的听说中，我发现我的二哥，其实如老革命一样，也是朴素的，也是负责的，我的二哥在我的眼里，和他崇敬的老革命合而成了一。
我有事实为记。在我八岁的时候，一家之长的父亲，在大过年的时候，当着回家过年的哥哥面，把家里的财政大权，毫无保留地交给我。父亲让我建立了一本账，要哥哥把他们工资收入的一半，按月交给我，由我一笔笔登记在册，年终时，再与哥哥们算总账。我的那个账本，不但记了哥哥们交给我的收入账，还记着家里人消费的油盐酱醋等支出账。在我们那个小村庄里，只有堪称农民思想家的父亲，才会有这样一个天才的想法，让他的小儿子，在年少懵懂时，就已承担起谋算家计的重任。
村上人知道了我在家里的责任，把我都叫了“碎当家”。
碎当家的“碎”字，在西府是作“小”字解的。但我想，也一定包含了琐碎的意思在在内。我不嫌琐碎，但我的哥哥们都是会嫌的，像我的大哥吴克义，三哥吴克智，四哥吴克强，就不屑于把他们该交的收入，老老实实地交给我，让我认认真真地点过数，再工工整整地记在账册中，因此在年终的总决算中，老要和我在账目上缠磨，说我把他们的付出记少了。这其中，二哥是个例外，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按月按时，一分不差地把他要交的钱交到我的手上。二哥没有注意，他交了自己应交的钱后，时常还要买些实物回家，例如给父亲买一顶瓜皮帽子，给母亲扯一块衣料等等，二哥没有把这些算计在他要给我交的钱数里，但我不能不把这些实物登记在账册中，虽然我不知道这些实物的准确价值，但我认真地，一丝不苟地登记下来，到年终算总账时，二哥总是超额作了贡献的那个人。
二哥为着父母，为着我们的家，无私地尽着他的责任，你说我又怎么能不偏爱他一点呢。
偏爱着二哥的,还不只我一个,我的四哥也有点偏爱他,为此,我和二哥还闹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矛盾。
我说过，二哥是朴素的，大朴素呢。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衣着上，这让在西安工作的四哥看不过去了。给二哥买了一件蓝卡叽的中山装上衣，从西安坐火车，到扶风县境的降帐火车站下了车，端直去了二哥工作的木材公司，把中山装拿出来，给二哥穿在身上。我不知道当着木材公司总经理的二哥，穿上四哥给他买的中山装，心里是怎样想的？但我可以猜测，二哥一定是高兴的。而且，在兄弟伙里相对心细的四哥，给二哥挑选的这件中山装，穿在二哥的身上是太合体了。二哥在一个周末的日子，穿着四哥给他买的中山装回家来了，我看了也是高兴的，我觉得朴素的二哥，过去的穿着，哪里像个木材公司的总经理，公司里随随便便一个人，哪怕看大门的，穿得也比二哥更像他们木材公司的总经理。朴素的二哥，太不像个总经理的样子了。穿了四哥给他买的中山装，我看着二哥，才头一次觉得他像个木材公司的总经理。现在的人不知道，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木材公司绝对是个炙手可热的地方呢。谁家起屋架梁，或是给老人备一副棺板，能从二哥的手上获得三两寸的木材指标，那他一定是个面子大得了不得的人。
我多么想让二哥像个木材公司的总经理呀。
我快乐地撕扯着二哥，绕着穿了崭新中山装的他转了一个圈子。我夸二哥了，说：人是衣裳马是鞍，哥呀，你看你这才像个大经理哩。
二哥也得意着，那是他从亲情中获得的得意呢。二哥没作掩饰地给我说：你猜是谁给我买的？
我疑惑了，原以为是他自己买的呢。
二哥就点着我的脑袋说：是你的四哥哩，你四哥给我买的中山装。
我快乐的脸，蓦然黑了下来。二哥绝对没有想到，我会为此大光其火，咆哮着要二哥脱下来，给四哥还回去。我的理由就一条，父亲去世不在了，母亲还健康的生活着，四哥为什么就不给母亲置办衣裳呢？我高兴买中山装，买了穿上，穿得像个总经理，这是应该的。四哥给你买就不行，他是巴结你，兄弟不该巴结。
我光火了一场，二哥当时没有脱下中山装，但事后，他脱了就再没往身上穿。
现在想起这件事，我真后悔自己，怎么那么鲁莽？而我想想，还有更鲁莽的一件事，把我的二哥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我不知道朴素的二哥，在把他的工资一半交给家用后，他的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收入太少了，一月到头，就只有四十二元五角的几张纸票子，交了家用后，能余下几个钱呀，要吃、要喝、要用……那点可怜钱，一分两瓣都是不够的。我到他当着总经理的木材公司去过，吃饭的时候，他和员工一样，都排在打饭的窗口上，员工们几乎无人不打一份两份的炒菜来吃，而我的二哥，上顿打的是一碗白面，下顿就打一碗稀饭，就的小菜，切成细丝，搁在他的宿舍里，一小条一小条就着白面和稀饭吃。
事发突然，家里过冬的柴火不够用了，二哥如果动用一点他的权力，把木材公司储料场上的败树皮、烂木杠收集出一堆来，低价批发给家用，是完全可能的。二哥却坚决不，他嘱咐我去乔山深处砍柴火，对此我是一点怨言都没有的。我很乐见二哥的清明，不沾公家一点便宜。听了二哥的嘱咐，我腰里别着一把磨得锋利的带背斧子镰，去了我们村背靠的乔山，砍了两架子车的硬柴。二哥带头，一头沉在家里的二嫂、四嫂们，拉着两辆架子车，上山拉柴来了。
乔山深处有一架南北向的贵妃梁，传说是杨玉环走进长安的一条坡。没有去过的人，想像不来这条贵妃娘娘走过的坡有多么长，有多么陡，我爬过了，就还牛皮人人（皮影戏）流眼泪，替着古人担心了，不晓得千娇百媚的杨玉环，当年受了怎样大的磨难？才走过漫长陡峭的这道梁，走进纸醉金迷的大明宫，蜷蛐在无限幽深的皇恩之中。
二哥和我们，拉着两架子车冒了顶的柴火，肩背着车的绊绳，脚蹬着陡长的坡道，淌着滴滴黄汗，爬一步步长坡……我们爬得精疲力尽，感觉肩上的绊绳，就是一条活的毒蛇，深深地吃进了肉里。感觉脚板儿，就是两只死了的瘦鱼，使刀子逼也走不动了……我们歇在了贵妃梁嘴上，看见嘴梢上有一股似有似无的炊烟，正袅袅地向阴郁的天空飘散。
袅袅炊烟，条件反射般惹得我们的胃肠咕咕地呻吟起来了。我看见二哥从歇脚的路边站了起来，向着炊烟飘散的地方走。我猜想，二哥是内急了呢，他要背过人去，好解决他的个人问题，然后和我们齐心协力，拉着装满柴火的架子车，翻山越岭，回到山前的家里去……我等着二哥从炊烟袅袅的地方拐回来。但我等着，等来的二哥提着他的衣襟，给我们兜来了十三个鸡蛋，二哥给大家分发着，三三两两的，分发到谁手里了，谁就急煎煎剥去鸡蛋壳，急煎煎吞咽到肚子里去。但是鸡蛋是烫的，刚从煎水里煮出来，烫得分发到手的鸡蛋，就干脆没法剥落掉坚硬的蛋壳，谁拿到手里，就像拿着几个着火的石头蛋儿，急煎煎地倒着手，哈着吃……二哥给我也来分发煮鸡蛋了,他分发给我一个,我往地上摔一个,这让我的二哥和嫂子们愣怔起来,不晓得我是怎么了？
二哥和嫂子们吃惊地看着我,好像十分烫手的煮鸡蛋,突然地变凉了,不烫手了,抓在他们的手里不倒了。
我在算着一笔账，一个鸡蛋三毛钱，13个鸡蛋就是三元九毛钱了。我们到乔山深处来砍柴，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省钱呀。朴素的二哥却突然地奢侈起来了，花费了三元九毛钱买煮鸡蛋，这可不是他一贯的作风呀！我气愤地算着账，一下子就得出二哥这次奢侈的不合算。那时的生活用煤，一公斤只有二分四厘钱，13个煮鸡蛋的花费，可以买回家多少公斤煤？有了这些煤，我们何苦进山来砍柴受苦？
我没和二哥明算这笔账，红着眼睛盯视着他，他不好意思了。我想他从我的眼睛里，看懂了我对于他奢侈的反抗，他走近了我，与我的身体贴在了一起，小心地剥着鸡蛋壳，剥除了一个，他自己不吃，喂到我的嘴边，劝着我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上山拉柴，已经两顿饭没进热汤了，我倒不要紧，但我不能看着你肚子饥。你的身子骨还嫩，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伤了身子骨。
眼泪在眼眶里打着旋儿，我张了一下嘴，把二哥喂到我嘴边的煮鸡蛋吞进了肚子。
我看着鸡蛋，品尝的到鸡蛋皮儿上的咸味，我想那一定是我的眼泪味儿了。
二哥把他手里的两只鸡蛋壳都剥下来，喂着我吃了后，这才弯下腰去，拣起我摔在地上的煮鸡蛋，小心地剥着吃了。
公社里的拖拉机站给我们村分配了一个农民工指标，我很积极的报了名，可我知道，在我之前，在我之后，还有八九个报名的人。要说，报名的人，谁的条件都比我好。我们家里，大伯和父亲，在文革中都受了大冲击，我也被定性“黑五类狗崽子”。这样的背景，怎么能在报名人中脱颖而出，当公社拖拉机手呢？
我想到了二哥，打了个电话到他工作的县木材公司。二哥听说后，当即回到村上来，找了主事的人，说了我的情况，希望能做些工作，让我到公社拖拉机站去。
主事的人，没说让我去，只说他家的老人年纪大了。二哥听话听音，当即听出话中的潜台词，他告诉主事人，让他过几日到县木材公司来，给老人批三寸上好的松木，给老人解一副好棺板。
和村里的主事人说过话后，二哥马不停蹄，又去了公社拖拉机站，和拖拉机站的主事人也说了我的事。这一次，二哥没等主事人先说，他问了主事人的老人，得知他家老人年纪也大了，二哥给主事人许诺，过几日批三寸上好松木，给家里的老人解一副好棺板。
同样的伎俩，二哥还到公社的大院里，与主任谈了话，同样的批了三寸上好松木。
这样上下其手，我终于从村里的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进了公社拖拉机站。回想过去了三十年的这件事情，我是只有感慨了，朴素、负责任的二哥，原来也有其不正之风的。但我感激他，在县木村公司总经理的任上，为他小弟的前程，极为慷慨大气地使用了一次权力。
三副上好的松木棺材板，是我的生命途程上有力的撬板。从此我离开了农村，先公社小镇，再扶风县城，后西安都会，大学的本科读了，大学的硕士也读了，并在西安城的一家老牌媒体担负了很长时间的责任，现在又去了文联，出了10多部说薄不薄，说厚不厚的书本，把这一切累积起来，如果没有二哥行驶不正之风为我按下那块撬板，我是不敢想像的。
时光梭行，忽然就到了1984年，二哥的二儿子参加热火朝天的大学考试，结果名落孙山。二哥是要二儿子复读再考的，可侄子厌烦了寒窗苦读，宁愿回去修理地球，也不进昏灯暗夜的课堂里去了。
束手无策，是二哥面对二儿时说不出的伤心。我在那时，参加公开的国家干部考试，以扶风县头一名的成绩，录取后安排在县文馆工作。二哥找到我，让我代他劝说侄子。我说了，但像二哥说的结果一样，侄子还是坚持不上复读班。
迫于无奈何，二哥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退休，让他的二儿子接班参加工作。
二哥的这个决定，是符合当时的政策的，只要家里有待岗的孩子，不分男不分女，谁愿意提前退休，就允许一个子女顶上来。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工作着的老子老娘必须是工人身份。
二哥可不是工人呢，正儿八经一个正科级县木材公司总经理。这么说，二哥虽然作了决定，要让他的二儿子接班，可政策上还有不小的障碍。
是政策又怎么样？二哥要向政策障碍挑战了，他的挑战是奋不顾身的，硬是牺牲他熬了半辈子，好不容易熬成的正科级干部的头衔都不要，也要让他的二儿子来接班。
扶风县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和我的二哥是熟悉的，觉得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情，便耐着性子只听二哥说，就是推着不给他办。那个时候，我刚好也在县城工作，也与负责那项工作的领导熟悉，出于对同志负责的精神，那位领导还找了我，和我商量了二哥的请求，我同意了那位领导的意见，并为那位领导的一片诚心所感动。
像那位领导一样，我也来做二哥的工作了。我给二哥说的理由是，你才五十出头的年纪，怎么就能退休呢？你要把你的干部身份转换工人身份，你都不想想这合适吗？二哥不听劝告，执意要退休，要让二儿子接班，我就批评他，你找领导把干部身份转为了工人身份，就是搞不正之风，就是难为领导！
可能是我的话说重了，二哥没有坚持他的意见，此后的一些日子，也不见二哥找管事的领导，同样也不找我说事，我想这件事或许过去了，但却不成想，到这项工作的时限只余一个晚上的时候，二哥到我的住处来了，他来一句话不说，只是一个劲抽烟，抽着烟还流了泪。要知道，二哥是不大流泪的，我见过父亲离世时，二哥也只红了眼睛，却也没有流眼泪，他这是为谁流泪呢？
二哥在为他的儿子流眼泪。
我不想再劝二哥了。冲了杯茶放在二哥的面前，又拧了一把毛巾送进二哥的手里，我给他说，让他在我的住处等一会，我出去一下就回。我这一说，二哥站了起来，他仿佛看到一束阴云背后投来的曙光，脸色一下子红润起来，嘴唇儿呼呼地颤动着，把叼在嘴巴上抽着的香烟，摇颤得烟灰四散……我去找了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给二哥办了干部转工人的手续，紧接着办了二哥退休他二儿子接班的手续。
二哥十六岁出门，五十四岁回家，把他穿了多半辈子的干部服脱了下来，又作起农民来了。
二哥的这一变化，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顺理成章，几乎没有多少过度，就确确实实地成了一个农民，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的变化，还有他肤色和他的想法，再不像他在县木材公司当经理时那么白晰，黑黑的满是太阳的光晕。
二哥所思所想也是地里的收成，夏种玉米，秋播小麦，忙上一年四季，满囤满囤的粮食，咋看都是丰收的、殷实的，其实又值几个钱呢？二哥不满意这样的收成，就在分到家里的责任田里栽种苹果和梨，他选择的是有市场前景的新品种，俩年即可挂果。红红的苹果、黄黄的水梨，都还在树枝上摇荡着，就有腰缠现金的果品贩子，撵到地头上来收购了。
这是二哥的优势了，他在县木材公司经理的任上，是锻炼了一些市场眼光的。他把种玉米和小麦的责任田，改种了苹果和水梨，使责任田里的收益数倍增长，给我们相对闭塞的村子，树起了一个榜样，大家纷纷向二哥讨教学习，尝试着栽种苹果和水梨，使我们村因为苹果和水梨的收成迅速富裕起来，还带动了周边村庄，依靠苹果和水梨的栽种，迅速的富裕起来。
二哥为此而快乐着，他在电视里的农业频道上找门路，在农业科技知识读本上学方法，不断地改良和完善他的苹果和水梨栽培质量，使我们村子那一带，成了全省乃至全国有名的苹果和水梨栽种基地。
二哥七十岁，他和他的子女到西安来，为他庆祝七十岁寿诞。我安排了他寿诞的全部仪程。我们忙得团团打转，把一桌的菜都摆上了桌，用奶油写了七十岁寿诞的大蛋糕，上面还插了蜡烛，张着嘴就要为二哥唱生日歌时，却找不到他在哪里？
他去哪里了呢？
我们分头去找，在我们为二哥作寿的地方，里里外外找了几个圈子都没找见，最后找到附近的一个果品市场上，才发现二哥在一家果品摊子问话，又去另一家果品摊子，一个一个果品的问着，问他们果子的品名，问他们果品的价格，问他们果品销路……这倒把寻找他的我们，惹得都乐了起来。
我们问他，你是也想摆摊子卖水果了吗？
这是一句玩笑话，二哥没有当真，我们更没谁当真，却听二哥说，咱们栽种水果，咱是不能只问土地的，还应到市场上问问的，都问过了，咱栽种什么心里就有底了。
二哥的话让我佩服，我本来想取笑他的，却被他的话堵了嘴，我取笑不出来了。
这就是我的二哥，我多么希望他一直健康的生活下去，却突然接到他去世的电话，我的心疼起来了，疼得受不住了。
我急急忙忙地往扶风的老家回，快要进村子时，我想起三国时刘备说过的话，“夫妻乃衣裳，而兄弟为手足也。”对刘备两千年前说的话，大家的理解各有不同，甚至有很深的误解。我是怎么理解的呢？我在这里说出来，想要求得大家的谅解。刘备所说“夫妻乃衣裳”，和“兄弟为手足”，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试相夫妻的衣裳哪里就好随便脱了呢？谁要敢随便脱，肯定是会招人唾骂的，我们谁都不想裸着身子活人呢!而“兄弟为手足”，那的的确确是一种血肉相连的感情。
这一年入了冬却一直不见下雪，在二哥去世的日子，却飘起薄薄的雪花，凉凉的雪花落在身上，头上，脸上，我为二哥流着泪，手足伤了，真是连着心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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