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母亲在复刊后的《星星》任编辑，父亲游藜从《四川文学》评论部退休，我从兵团回到成都进入省文联工作。这一年父亲54岁，刚刚跟全中国右派一起，得到了“平反”。作为一个人格坚定、学识渊博、作风谨严的知识分子，他以为可以捞脚挽手为他热爱的文艺理论工作干一场，事实上他可以做得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好，只是永远没有了机会。郁闷中，时任《星星》主编的白航先生邀请他参加编辑部的工作，负责处理诗歌理论稿件，同时划版、校对、跑印刷厂。
白航先生好眼力，父亲果然干一行爱一行，头头都做得清丝合缝，让人不能不放心。1980年，父亲以“石去非”为名，在《星星》发表了《略谈〈草木篇〉及其对星星的错误批判》一文，这是《星星》复刊后第一篇在理论上为其正本清源的文章，写它，除了对一个遭受20年不公的刊物的感情，更是对文化专制下文人和文人言论被剥夺自由表述权利的愤慨。这种文章放在今天也许够不上震动，而当时的中国对过往历史问题的纠正，习惯留下个尾巴()叫人在摸石头过河时生怕一不当心又再次落水，复刊初始的《星星》，说话做事都还探头探脑、小心翼翼，写此文的父亲和发此文的白航先生，是正直勇敢的知识分子。
父亲与流沙河先生相互欣赏，流曾说过，要说做编辑，我父亲和他自己是最好的。有个例子几乎成了父亲的教案，“沙河说得对，写完了你好生把自己的诗读两遍，要读，咬口的地方多半有问题”，听话的作者到咬口处去折腾一阵，大概都找得到点顺风顺水的感觉，下次再写，就聪明了些。高明的编辑举重若轻，只说中国诗歌有“读”的传统。
电脑照排时代，已经体会不到当年每月一页页划版的艰难，父亲患有严重的肺气肿，连续几天紧张下来，往往咳喘不停，甚至喀血。家发是《星星》的壮劳力，每次都是他和父亲一起去印刷厂看校样，一手一脚弄到成书。家发为人憨厚，与父亲投合，他们常在一起喝小酒，不管是街边小店还是在家发家里，他都把父亲照顾得很好。
父亲对《星星》心怀敬意，因为和它有相同的命运，然后是进入这个集体后受到的尊重。
母亲在《星星》，既是编辑，又是管家婆。女人做事，无论大小，都忍不住要露出些母性本色，何况我们家一二十年里聚少离多，供她发挥的场合毕竟太有限。她便把来来往往的诗人当成了自家亲人，喊廖亦武“老幺”，喊马加“乖儿”，喊天琳、陆政英“妹子”。见了柯愈勋的光脚板，硬要塞钱叫别个去买双胶鞋。北岛上飞机前，还忙慌慌提了一袋新鲜豌豆尖让人家带回北京。她总是不打招呼就领了谁回家吃饭，吃饭的人好些后来名震中国，名震中国了人家还记得曾婆婆，记得餐桌上简陋的萝卜连锅汤。
搞到后来我一碰到她那个圈子，听到的介绍都是“曾婆婆的女”，“曾婆婆的女”有点儿通吃的意思。到了重庆，柯愈勋力邀我坐小火车去他在煤矿的家，款待我通宵不准合眼，跟他“摆文学”，白天还下厨做麻婆豆腐给他全家吃，简直不见外。到宜宾开会，新泉问想吃啥子，我说煮鸡蛋，他马上煮了10个送来，大热的天，吓得我放下会议伙食，熬更守夜，在它们变质前装进肚子。尔碑老太太和我母亲有相似爱好，把写诗的青年当自家儿女，我和她很快就发展成了勾肩搭臂的关系。她请我在大慈寺喝茶，在南桥头吃小笼蒸牛肉，我们手挽手走在大街上，评价某张嘴唇涂得太黑，哪双镂空腿袜穿上去像乌骨鸡，然后放肆地笑。
我的办公室在布后街2号的第一进小院子，《星星》靠礼堂背后的小院儿。天天来朝拜诗歌的人像赶场，从我窗户下穿过，来人必问“流沙河在哪儿”？我多次建议，卖票哦，凭票瞻仰诗歌和名人。遭人嘲笑，“没见过钱嗦”？多年后嘲笑者说起这事，表扬我比较早的意识到资源的价值。
那是玩笑，真正比较早意识到的，是自己的心理障碍。
我的第一首诗发在南京的《青春》杂志，天远地远，举目无亲，自感浑身清白。后来去参加他们在花溪的笔会，主办方还把我当成男人安错了房间。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回避《星星》，就想到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地方去试一下，有无在此行道操练的可能。那时气盛，左冲右突，不知疲倦，不惧难堪。《星星》却多年如一，十分友善地对我，经《星星》发表推荐，我的诗进了不同的选集，变成了不同的文字，我一度以为自己真的就是个诗人了。
诗歌评论家杨汝炯先生生前曾给我写过一信，他不明白为什么精于文艺评论的父亲从不对我的创作说半句话。杨先生不了解我父亲，我了解，他不说话，半是我的东西够不上他说的资格，半是他对我还有怀疑――估计父亲在心头不晓得嘀咕了好多次，“让她自己玩儿去吧，玩不下去了，她自己会去另找路子的”，他晓得我缺乏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坚贞气质。
不拿诗歌当神圣的人，写也就写了，过眼云烟，犯不着拿它说事，而《星星》到底还是成全了我一段美好的青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