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宏林 中国人才学资深学者，北京东城区教育分院原学习心理学课题带头人。 《童年伴侣》是１９４９年河北省立南宫中学的招生作文试题。
狗、枣树、三字经，是我难忘的童年伴侣。
我在初中一年级时，《河北青年报》发表了我写的《暑假中应该做些什么？》。班主任黄敬华说：“好，不好能登报？可是，你的应试文《童年伴侣》更好。”初中入学应试文距今近六十年了，我以六十年的文章修养读它，仍心怦怦然不能自已。它真实、富有情感，短短六七百字却波澜起伏。数十年间，我在《人民日报》（１９６４年）、《工人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文艺》、《中国人才》、《人才开发》……发表了二百三十七篇文章，大多数连题目也忘记了，惟有此篇我将列在榜首头篇，今抄录之，献给同学们。
――作者注
狗
１９４３年，就是民国３２年，华北平原大旱。赤地千里，颗粒不收。乡亲们说这一年碌碡没翻身。我和许多人一样吃糠、吃树叶子，柳叶、杨叶、榆叶都被吃光。人还没吃的怎么喂狗？我和妈妈商量，把这黑狗白脖、瘦如骨柴的狗扔掉。娘说，小子，狗不嫌家贫，扔掉也难。
有人告诉我扔狗的方法。我依法子将狗装入布袋。狗顺从地让我背着直到新河县与南宫县交界的西流镇附近。走到一个树林里，在几棵树中间，我用力拽着布袋抡起来转圈，转了几圈，我放下布袋，躲在树后……
扔掉狗，我往回走，一路上很难过，甚至后悔不该扔掉它；它是我童年忠实的伴侣。在邻村前保居村上小学时，有两年它每天送我到学校门口；放学了，它又像钟表那样准确地在校门口外等着接我。白脖的黑狗向我摆尾巴，我高兴地握握它的爪子。它对我是惟令是听，我训练得它向前走，向左右转走，听我喊一！它就迈一步，喊二，就迈两步。我喊拜拜，它就站起来向我拜拜！
难忘１９４２年擗高粱叶。我腋下夹满了高粱叶，浑身是汗，天也闷热，高粱地里更不透风，正想把高粱叶放下，却晕倒在地不省人事了。爹在地另一头听得狗叫不寻常，是狂吠！就连连唤我的名字，听不到回应，就寻着狗叫声赶来，只见那狗围着我一圈一圈跑着狂吠！
我想着狗救我一难，十分后悔：不该扔掉那白脖的黑狗，我惭愧地低下了头。想着、走着……不料，我还没进村，那狗早先于我回到村口，它从村口的高岗上向我奔跑过来。
真正使我哭出声来的是伴侣丢了。它三天三夜没回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到新河（县城）集上去找狗。当我寻找到卖肉的摊边，有我熟悉的狗皮时，我急步向前，我抚摸一下那黑狗白脖的皮，然后猛一下抓住卖狗肉的人的手就咬：“还我的狗！”我叫着，泪哗哗地流着。
枣树
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春、夏，秋末冬初天天爬后院子的枣树，娘举着笤帚只是吓一吓我说：“该挨打了，树皮磨光了，裤子都给我磨破了！”日后，我读杜甫的“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杜诗镜铨》第３３６页）那时候，我感觉灵敏，老远就闻得枣花浓郁的香味，听得见蜜蜂嗡嗡营营地飞动着采蜜。尤其是，我爬上树柯叉，蹲坐着看那盛开的枣花时……
这枣花有五片紧密连接的花瓣，活像一颗浅黄的五角星。花瓣的顶端尖尖的，花瓣中间长满了花蕊，花蕊顶端生有一个浅黄色小头的是雄蕊。在五个雄蕊中间，绿色的雌蕊长在一个黄色的小圆盘上。啊！老远就闻到的浓香就是从这个圆盘上产生出来的。用舌头舔舔吧，甜滋滋的！
到了中秋节刚过，枣红了，那树叫辣子枣树（枣像个长而胖的辣椒）。尤其秋露的早晨，那枣绽一道细缝，香、甜、辣、凉，十分美味可口。那时我自言自语：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吃的枣吗？没有了，绝对没有了。若干年后，我尝过山东乐陵枣以及伊拉克蜜枣都比不上那辣子样的秋露中闪着红光的枣。
淹梨、旱枣。民国３２年的大旱许多人是终生难忘的，倒也收了不少的枣。娘可限制我吃鲜枣。
她把枣晒干，装到布袋里对付我喊饿。每天中午放学回家，刚到外门口就喊：“娘，我饿了！”娘就从布袋里拿出五个，后来是四个枣对付我。许多年我都保留着娘装枣的布袋，使我感到童年的幸福。
回过一次老家，我紧走几步，双手抱住老枣树，几乎下泪。我叫外孙子从树上锯下根枣条，制作成手杖。我拿着它在首都的大道上行走，觉得手里拿的不是枯槁的枣条，而是充溢着枣花香的充满生命力的树。
三字经
抗日战争时期，《三字经》曾像青纱帐掩护抗日英雄那样，掩护我们读八路军的书。
在毛泽东选集的注解里有冀南边区是抗日模范区，我们村就是冀南边区的一个七十户人家的小村，是日本鬼子常来的“拉锯村”。我们买了《三字经》，老师向我们交代了它的用途。
有一天上午，我们正在石板上抄写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四句话，这时两个日本鬼子带着七八个“黄鞋（皇协）”军，也就是当汉奸的伪军来了，老师立即擦掉黑板上的，我们立即擦掉石板上的。擦掉的四句话是：“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朱德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杨秀峰是河北省的主席，我们是冀南边区的抗日儿童。”擦完，把《三字经》摊在桌子上。老师使个眼色，几十个孩子大声念着：“人之初，性本善……”鬼子走近老师，又转身向学生们画了个半圆，问：“八路的书，有？”老师摇摇头，鬼子一笑，走出教室，正要出门，忽然有几个学生念道：“贼飞机，飞得低，站房顶，扁担击，够不着，空着急。尔小生，宜立志，要富国，要强兵，高射炮，狠狠轰，打下来，莫嗡嗡。”
鬼子及伪军又从门口外回来，揪住老师喝问：“念的什么的干活？”老师向我们做个暗示，学生就像蛤蟆滩的蛤蟆，吵叫得把教室抬了起来。只听得“蛤蟆”们?叫：“人之初，性本善，越打老子越不念。”老师说：“小孩们淘气胡念的！你听听，还在胡念。”
“窦燕山，有义方，给小孩，蒺藜糖……”翻译听了，向鬼子叽里咕噜了几句，鬼子叫着：“开路一马斯”滚了。在那抗日烽火连天的岁月，老师讲《三字经》，并介绍南宋编撰者王应麟做过的一件大好事。他慧眼识英才，担任主考官的时候，将应试的文天祥的文卷呈报皇帝，录取为状元。老师讲国乱知忠臣，讲文天祥忠胆过人能救危扶倾。接着讲，文天祥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而就义，临死时，还念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童年伴侣《三字经》还帮过我考试的大忙。１９５２年我到河北省省会保定市考学，考高中的试卷有填空，要求把残唐五代一一写填在横线上。我横竖记不起来，急得抓耳挠腮，蓦地童年伴侣《三字经》却来救驾，《三字经》里有“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
童年伴侣《三字经》在我发表的文章中被多次引用，它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这正是古人所称道的“童子功”。
如今，这一童年伴侣仍然影响着我，例如：我先是对儿子、后是对孙子、外孙女们讲：“你们应该接受《三字经》总结性的句子：‘人遗子，金满?，我教子，惟一经’。”今天的“经”是指人的能力，人的精神支柱。又例如：我评论人以“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为准则。要爱国、要以对人民有实惠为人生目标；不要像陈希同、陈良宇那样害国害民、给他的父母挣骂。
告别童年，告别故乡，我带着伴我童年至古稀之年的《三字经》，上保定、进北京，中学、大学工作，及至今天的写作。数十年间，我不只十几次地念：“贼飞机，飞得低”，在那似乎是遥远的当年，觉得站在房顶上用扁担就能棒下来，可是落后就挨打，棒不下来呀！在我国的原子弹、氢弹实验成功、火箭发射成功的时候，往往使我热泪盈眶地默念儿童时代老师编的“贼飞机”的《三字经》，亲切地抚摸着《三字经》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