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纳税的。”李荣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纳税人，是在2006年1月，她发现自己的工资单上多出了代扣个人所得税一项。 那一年，刚好是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减除标准从800元调整到1600元的时间。李荣那时的工资还是已经超出起征点很多。
蒙眼的纳税人
李荣1982年参加工作，作为食品发酶行业普通科员，一个月的工资四十二块五，加奖金不到两百块。
按照1980年9月，全国人大第一次颁布施行个税法确定个人所得税800元起征的标准。1982年时，李荣这样的工薪阶层是被排除在交纳个人所得税的范畴之外的。
工资超过了起征点以后，李荣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意识到自己纳了税。“我从前一直认为拿到手的钱就是我的工资”，直到2006年单位按照国家规定把扣税项目列进了工资单，李荣才发现单位代扣了几百块钱的税。“之前，纳税这事儿我一直是被蒙在鼓里的。”
和李荣描述的相像，大部分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纳税人是因为交纳个人所得税，但是时间却远远晚于自己的工资超过起征点的时间。
发现每月自己要缴纳这么多个人所得税之后，李荣开始格外关心税。
去年中秋节后，她发现自己交的税比平时多了八十几块钱，就去财务处询问，得知过节发的两盒月饼也交了个人所得税。
拿出计算器，李荣按照会计给她算的方法，又给《中国周刊》记者计算了一遍那八十几块钱的税是怎么来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交了多少税。”李荣感慨。
李荣的处境正是中国大多数税民曾经甚至现在的遭遇，要么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纳税人，要么无从得知自己到底纳了多少税。
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多数民众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纳税人三个字。寥寥几位学者会去讨论纳税人意识的缺位。
但在那时，试图宣传纳税意识，都还是一种奢望。
“十几年前，是不许在文章里提‘纳税人’三个字。” 此话出自媒体人五岳散人之口。
肖雪慧就真正感受过这种来自高处的遮蔽。她在1999年发表的《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似乎打破了某种不正常的宁静。
唤醒意识的开端
1998年底，从事伦理学研究的肖雪慧看到好友发表的一篇名为《必须建立公平公开的现代公共财政》的文章。
文中说：“几十年来，纳税人这个词之所以很少被提及，并不是有人故意隐瞒真相，而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财政体制发生了一次大蜕变。税之不存，纳税人又从何谈起。”
肖雪慧一下子意识到，“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这和在伦理学研究中最核心的公平一脉相承。”
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肖雪慧研究当时中国的税制和纳税人的权利：当纳税行为和纳税人身份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时, 有多少人能知道自己每天都在纳税在支撑着政府财政。
1999年5月，肖雪慧完成《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全文一万五千字。文中说对于纳税人权利的缺失，来源于纳税人意识的缺失。“‘纳税意识’，往往只强调公民应尽纳税义务，却忽视了公民应享有的权利。一字之间，差异却是巨大的。‘纳税人意识’折射出公民花钱购买政府服务的真相。”
在当时的学术圈子里，纳税人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却好像从来没有冲出到公众的视野中。
“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讨论纳税人意识。”肖雪慧把文章寄给了十几个学术期刊，而几个月过去，音讯全无。“所有关于税的讨论，就像石沉大海，没有人愿意发表这样的文章。”
当年7月，转机来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肖雪慧把文章寄给了《南风窗》，没想到当天就收到了回音。她这次得到的答复竟然是：“我们一定要发表你的文章。”
一个月后，《南风窗》发表了四千字的《人民为何纳税》。
“还是没有敢提权利两个字，”《南风窗》发表肖雪慧的文章后，多地方转载，但都没有用她原本的标题，“权利”二字还是禁忌。“涉及公民权利和公权力的问题还是很敏感，不过我很满足，至少纳税人这个词终于进入了公众视野。”
从“税”到“权”的争论
肖雪慧的文章越传越广，到2000年《社会科学论坛》全文发表，关于纳税人意识纳税人权利的讨论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人响应支援，也有人跳出来反对。最终还引发了一场从“税”到“权”的争论。
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喻权域发表了一篇《为人民服务，还是为纳税人服务》，反驳肖雪慧，称其为“资产阶级洋垃圾”。
喻权域在八年后，回忆那一次笔战时说：当时的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同志肯定了此文的论点，当年的《新华文摘》等报刊曾予转载。从那以后的八年间，没有报刊再宣传“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是纳税人出钱养活，所以政府要为纳税人服务，政府工作人员要牢固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这一荒谬绝伦的资产阶级的过时的“洋垃圾”了。
“我国有许多干部以为他的工资待遇是上级恩赐的，不知道那是人民给的，所以我们要宣传‘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是纳税人出钱养活的，政府工作人员要牢固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喻权域对于“洋垃圾”有这样一段总结。
如今看来，喻的总结倒像是在为纳税人意识正名，而在九十年代很多人也会像喻权域所说的那样认为：“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搞错了时代，也搞错了国度。”
很难想象在十几年前，五岳散人口中那个连“纳税人”三个字都还是禁忌的时代，学术圈的争论已经从简简单单“税”的层面，深入到了“公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深度。而实际上打破那怪异的宁静，也是需要有人说出来。
肖雪慧很快回应了喻权域的质疑，她在《书屋》上发表《纳税人、选举权及其他――兼打喻权域》。
肖雪慧回应喻权域，说他的文章“干扰着人们对‘纳税人’概念本身具有的政治含义的认识, 从而阻挠着人们的纳税人政治意识的觉醒。”
肖雪慧到今天再聊到税的话题时，还是会把各种社会问题挂在嘴边，就像早在十二年前她就把税收和三公消费、政治腐败、公权力服务意识联系在一起一样。
“我家楼下的小商贩被城管赶得东躲西藏，他们也是纳税人，不应该享受生存的权利吗？”肖雪慧顿了一顿，“难道要把他们都逼成夏俊峰？”
说出你的权利
当纳税人权利意识觉醒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夏俊峰”出现时，公众的情绪是如此的一边倒。
中唐时期，永州捕蛇者蒋氏说：“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蒋氏祖父两代死于捕蛇，他仍要从事捕蛇，皆因于“更若役，复若赋”。
可见，赋税如果用之得当便是现代政治，用至不当便是苛政如虎。
《福布斯》杂志每两年进行一次全球税收痛苦指数的排名，近三次排名中，法国是在税收方面最“痛苦”的国家。但在法国，公民享受到的却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而非谈“税”色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同意这样的说法：现代社会的常识是“无权利不纳税”。
“税收是国家和公民之间最基本的契约关系，人们交税的前提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这是肖雪慧给出的解释。
而人们也意识到纳税和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
去年，有网友上书全国人大要求给外地人“退税”。“既然地方政府不能给‘外来人口’与‘市民’同等的纳税人权利，也就不能要求‘外来人口’与‘市民’尽同等的纳税义务，这是最起码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这样的呼吁直指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户籍歧视等不甚公正的政策。
而在去年7月国务院征询个人所得税改革意见时，社会各界人士以电话、书信、论坛等形式共向国务院提交2万多条意见。2万这个数字，是过去二十年公民对于政府决策提出意见建议的总和。
在肖雪慧看来，现代制度的建立需要过程，“谈税色变正说明着意识的觉醒。”
如今，“纳税人”三个字再也无法被遮蔽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人们渐渐意识到，“税”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关于税权的讨论也已经成为趋势。
2011年，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税的真相》，意在让老百姓读懂中国税。编者黄凯平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无论是政府还是纳税人，意识的觉醒都有明显的言行变化。”
曾经，税收增长这个要刊登在《人民日报》头条的消息，近几年不见了。而更多的老百姓也开始了解，除了个人所得税，自己每天要纳更多的税。
黄凯平算过一笔账：2011年，中国居民平均纳税金额为5600元，而其中直接税，也就是个人所得税不到500元，其他均为在消费或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流转税。“中国人税权意识越来越强烈，是因为税痛感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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