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诗刊》的“青春回眸”诗会被要求写一篇“创作谈”，我基本不写诗已经多年，但又不能不交卷，只好写一篇“不创作谈”。亦即不写诗还要说诗。 不写诗而说诗，就好比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谙其中三昧。但细想起来也未必，首先，自己就是写诗的，且写过多年，不然现在哪有资格来“回眸”“青春”?再者，即使这些年不怎么写了，但爱好并未稍减，诗是常读的，还不包括长期以来作为编辑的职业性读诗。上述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为我签发说诗的“许可证”吧?
多年以来，在诗坛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词大约要数“好诗”二字了。写诗的想写出好诗。编诗的想编出好诗，各种研讨活动之类也总是呼吁写出更多更好的诗来。总之，“人间要好诗”吧。但什么是好诗，就像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很难有个标准的尺寸。到了一些玄乎诗人和玄学诗歌理论家那里。更会说得比天文学还要繁复深奥。我就从来不大在意那些高论。而始终记起不知何时从哪里进入记忆的清人张问陶一首最简明的说诗的诗，并有意无意将它引以为自己的一条基本准则：
名心退尽道心生，如梦如仙句偶成。
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
尤其是那句“好诗不过近人情”。
近乎人情便是好诗，这要求也是不是太低了?诗歌本来就是情感领域的东西，难道还有“不近情”的?如果历史不过分健忘，我们这一代(当然包括我自己)在中国某一将文艺彻底“工具化”的特定时期，真还写过“不近人情”甚至“太不近人情”的诗。谁要忘记那些荒诞，就是忘记新诗曾经遭受的蹂躏。上世纪80年代诗歌复兴的重要标志，就是使诗歌回归了自己，回归了人性，回归了人，从而使读者觉得诗歌有情有义，有肝有胆，如同一个可以彼此贴近彼此搀扶彼此温暖的远足中的同行者。这些都似乎无需再多饶舌了。
但问题并未到此为止。诗歌作为人类精神的诗性呈现和诗人个体心灵的高度主观外化，不归自己不好，太归自己了好像也比较麻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又走了很远的路，各种风光各种景致“尽在山程水驿中”，其丰富和多姿多彩已使上世纪80年代显得黯淡。一些年轻、更年轻的诗人起点就很高，当初最先锋最前卫的那套，对他们已是“小儿科”并多有不屑，尤其在诗歌的主体性上走得更远。但遗憾的是，读者与诗歌之间却出现了令诗人最不愿听到的“疏离”二字，好像从过去那种休戚与共变成了互不相干的路人。这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条或许就与“人情”有关。
世界上的许多谬误，有时就喜欢从一头滑到另一头去。
比如，情要近人情。人们之所以要读诗，总是因为他们有需要，除了写诗者有看看“行情”的动机之外。多数人还是心灵所需。诗靠什么去感染他们?当然最基本的还是靠“情”。这里除了我们常说的要真情不要伪情、要至情不要矫情之外，还要掂掂你所表达的那份儿情是否在人们的常情之中。畸情固然是精神变态者才会有的，正常人自莫名其妙；过于隐秘、过于私化、过于琐屑无聊的情态，也会很难使读者为你动容。这还不说作者的情操、情调决定了作品的情趣、情味，若读者不动心，无论你怎样自觉其笔下妙不可言。他们依然“麻木不仁”。
又比如，理要近人情。诗歌本来是“不讲理”的，但人们总把“情理”二字连在一起。在读者那里，情就是理，理就是情，合情就是合理。说到底，读者有读者的接受心理和情感逻辑，如果诗人的价值理念、精神指向和艺术立场过于偏执，洁癖、刁钻、乾坤颠倒、逻辑混乱、开口不说人话、前村不着后店，以至对汉语言恣意摆布，都只能使自己与读者对峙。当然，诗人也有引导、提升读者审美的义务，但总不能把别人捆绑在你的“艺术战车”上拽着走，否则也会落入另一种“不近人情”。
再比如，事要近人情。诗人的“情”不是空穴来风的，它总是因为了什么事，即所谓“歌诗合为事而作”吧。事情有自己关心的，有别人关心的，有只有自己关心而别人毫无兴趣的。诗人有抒写任何一桩事情的权利，但除了你保留坚决只写给自己看的权利外，总得想想别人对此关心不关心。别人都普遍关心的事情叫做“世事”，由“世事”而生出的情感、情态、情绪之类就已叫做“世情”了。一个诗人不能不关心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或着“世情”，至少不能把自己与个人以外的世界完全割开(也割不开)，不然你也无法走进“世人”的“心情”。近30年来，人们总把《我是青年》视为我的“代表作”(惭愧!)，实话说，它的产生虽属偶然(都“怪”那次叫“青春”的诗会)，但有两点后来我是“追认”了的：它确是我当时憋得慌、不吐不畅的一股气流；我虽并未有丝毫想到要去“揭示”或“代表”什么，但对自己与时代的关系还是意识到了的，以至后来被一些厚爱者称为“一代人的心声”。我说这些只是想说，古人之谓“文章乃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也许太过于“天下舍我其谁”了些，但如果我们一定要弄到“诗歌乃吾家之私产，何能公焉”的程度，也会把自己的天地堵得太小了!
我之奉行“诗要近人情”这样“人之初”水平的准则。是想使自己更从容、更平实、更常态地去感受生命、感受世界，尽力沉人事物的深部。当下的时代，已是一个传统价值观分裂、资讯疯长、文学也向市场“转型”的最功利的时代，速度的压迫和成功的焦躁使人恨不得从十八层高楼一举飞升或一夜写一本《荷马史诗》而声名骇世，出现一些不近情理的“惊人之举”也正在一种“情理”之中。我只是再三提醒自己，艺术的规律不可不敬畏，最好还是如张问陶所说，让“天籁”自鸣，“天趣”是生，自己最多做一个真实心灵的记录者。
到了“青春”都只能远远地“回眸”的时候，也更该懂得“名心退尽道心生”了。
2010.8.3
标签：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