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很多读者而言，塔尔科夫斯基这个姓氏是和《安德烈?卢布廖夫》、《乡愁》、《镜子》、《牺牲》等优秀电影的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联系在一起的。安德烈是欧洲“哲理电影”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时常弥漫着强大的道德力量和梦幻般的诗意――沉重、缓慢、湿润，略带神秘与荒诞。他在陈述自己的导演艺术时有过这样的表述：“应当向诗学习如何只用少许手段、少许词句就表达出大量的激动人心的内容。……我们在影片中不应该去进行解释，而是应该直接去影响观众的感情。情绪一旦被激发出来，就可以把思想推向前进。”这种电影意识来自于安德烈的父亲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
阿?塔尔科夫斯基于1907年6月25日出生在叶利扎维塔格勒。他自小便生活在一个具有高度文化和进步思想氛围的家庭中，父亲是一位民意党人，曾长期被流放于雅库茨克，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经常带着小阿尔谢尼参加“白银时代”的著名诗人谢维里亚宁、巴尔蒙特、索洛古勃等的诗歌聚会。母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也非常热爱诗歌，特别是俄罗斯古典诗人的作品。诗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便大量接触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巴拉廷斯基、费特、涅克拉索夫、斯鲁切夫斯基等诗人的作品。1925―1929年，他在诗人协会下属的高级文学进修班学习。在此期间，他为《汽笛》报撰写政论、杂文和讽刺短诗。1931年，进入苏联国家电台工作，开始写作长诗《玻璃》。其后，曾在多家报刊担任编辑工作。
阿尔谢尼在从事诗歌创作的同时，翻译了不少阿拉伯、中亚、外高加索民族的诗歌，他在这项工作中，与其它语言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对话，不仅追溯了东方诗歌的传统，而且丰富了自己的内心体验。对于阿?塔尔科夫斯基而言，选择东方诗歌作为自己的翻译对象，是出于一种有意识的考虑，他自述道：“我喜欢从事那种与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工作，但是，随后显露的是，共同性依然存在。”我们知道，就整体而论，俄罗斯诗歌属于西方诗歌传统，习惯在骚动、冲突、激情的氛围中以夸张、华丽的言语方式来处理艺术题材；相比之下，阿拉伯诗歌的伊斯兰背景，它所蕴含的哲理思索，中亚民族和外高加索民族因长期的游牧生活而形成的粗犷、豪放和率真的性格，各以其异质的特点为诗人提供了新鲜的写作资源。
1940年，阿?塔尔科夫斯基加入苏联作家协会；秋天，与茨维塔耶娃相识。次年，女诗人的自杀深深刺痛了他那颗敏感的心灵。在一首献诗中，他说道：“我多么害怕忘掉你，/ 害怕在一个瞬间里 / 将一根闪烁磷光的直线，/ 置换成两倍、三倍的 / 韵脚，/ ――而在你的诗歌里，/ 再一次将你埋葬”。卫国战争期间，塔尔科夫斯基以大尉军衔奔赴前线，在战斗中受重伤被截去右下肢。1946年，在诗人申格里的家中，与阿赫玛托娃相识，引为诗歌上的知音。同年，在日丹诺夫代表联共中央宣读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的决议》之后，原拟出版的诗集《历年诗选》未能通过书刊审查，已排定的纸版被销毁。自此，塔尔科夫斯基的创作便失去了公开发表的渠道，他的诗歌主要在地下流传，由亲友们在口头记诵和传抄。无疑，这种缺乏掌声和鲜花的处境，促使诗人进入了一个更为自觉的写作状态，克服了很多苏联时代诗人身上隐秘的自恋主义倾向，打破了作为易碎的“陶罐” 的“自我”，离开僵硬、冷漠的灵魂，不再期待来自自身的信息，站在了“自我”之上，向“我”不再存在的一切致意：“你好，你好，我冰结的铠甲，/ 你好，无我的面包，无我的美酒；// 夜晚的梦幻和白昼的蝴蝶，/ 你们好，无我的一切，无我的大家！”直到1962年，五十五岁的诗人才正式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降雪之前》。此后，还出版有诗集《给大地以尘世之物》（1966）、《信使》（1969）、《魔山》（1978）和《冬日》（1980）等。
就风格而论，塔尔科夫斯基属于以丘特切夫、巴拉廷斯基、安年斯基的抒情哲理诗的传统，关于自然与人生的思索构成了他艺术世界的重要元素。在诗人的心目中，自然是横亘在人类面前的司芬克斯，高踞于人的想象力之上，人类可以不断地猜测它，不断地接近它，但不可能彻底地认识它，更遑论什么征服它。那么，人类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呢？塔尔科夫斯基选择的方式是，与自然进行对话，在对话中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因此，诗人自觉地激发自己童真的天性，“从一个小小的花盆中看到天空”，凭藉诗性的逻辑去超越理性的逻辑，以灵感的火焰去点燃生命的经验和生命的智慧，和星星、小草、玫瑰、蝴蝶、燕麦、土地、石头、鱼儿、云彩等自然界中的万物亲切地交谈，学会“聆听圆润苹果那圆润的语言”和“聆听白云的白色演说”；最终，生命之谜融入宇宙的大秘密，自然回归于自然。无疑，塔尔科夫斯基面对自然所流露的这种诗性关怀，对于人类在剥夺世界的过程中自身不断被剥夺的异化现象，可以起到某种警诫和疗治的作用。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塔尔科夫斯基的思考也极富启迪性，他认为，“只要我还没死，我便是不朽”。在茫茫尘世间，肉体的存在给灵魂划出了一条界限，人必有一死，任何人都无法在肉体的消亡以后还能葆有鲜活的灵魂。体认到这一囿限，诗人并不企求生命以外的不朽，“我是人，我不需要什么不朽，非人间的命运是可怖的。”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意义之所以有意义，是在生命的过程以内。事实上，没有了生命，不朽也并不存在；许诺在生命以外人可以获得不朽和永恒，只是一个虚妄的谎言。因此，诗人强调的是生命本身的意义：只要我活着，我便是不朽的同龄者；只要我活着，我便能冲破物理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去扩张精神的空间，让个体的生命向无限性逼近；只要我活着，我便能以自身有限的经验去拥抱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经验。他宣称：“尘世间不存在死亡。众生不朽。一切不朽。不需要害怕死亡，无论是十七岁，还是七十岁。……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死亡，没有黑暗。”在人们普遍为死亡的恐怖而忧惧，盲目地追求不朽的时代，诗人以自己对现实的深刻理解，表现出了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乐观主义精神。一个人倘若没有对世界与人事的彻悟，没有坚强的生存勇气之支撑，是很难臻达如此境界的。“活着就是不朽”，这是一个热爱生活，并且真正生活过的人的信念，有着这样信念的人，堪称“不朽”的同龄者。
1989年5月27日，诗人在莫斯科逝世；该年，因诗集《自青春至老年》被追授了国家文学奖。
值得一提的是，阿尔谢尼的精神生命仍然在他的肉体生命之外焕发出顽强的活力。2006年8月30日，第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俄罗斯是该届博览会的主宾国。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中俄两国政府都十分重视本届博览会，双方都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之间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尤其是文化上的沟通。为此，俄罗斯安排了不少活动，其中有中俄诗人的对话会、俄罗斯诗人和作家的创作研讨会、诗歌、小说和散文作品的新书发布会、俄罗斯作家与中国读者的见面会、“翻译难点”圆桌讨论会、“文学现实和现实的文学”研讨会、“全球化与民族化”圆桌研讨会、“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地位和状况”圆桌研讨会，等等。
正是在中俄诗人的对话会上，我见到了阿尔谢尼的孙子米哈伊尔，与他作了简短的交谈。毕业于地理和生物系的他，现在是一名登记在册的职业守林人，诗歌和小说是其关于自然、关于人生的沉思记录。会议结束后，他赠送给我一本诗集。从那本篇幅不大的诗集里，我读到了这样的诗句：
为了大地的这张寡妇脸，
我献出了一切，雨点像一道细线，
生命是一篇缜密的序言，
而死亡是对生者而言的哑谜。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其中依然延续着塔尔科夫斯基家族特有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