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谈话录中,布罗茨基提及了与美籍英国诗人奥登在诗风上相近的两个俄罗斯诗人,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和扎博洛茨基。他认为,阿?托尔斯泰是俄国荒诞派的鼻祖,而扎博洛茨基就总体上说是“一位评价不足的人物”,“这是一位天才的诗人”,肯定他的写作拥有的是“丢勒式的技巧”,并自承恰恰是在阅读了扎博洛茨基的作品以后,自己才懂得“以后应该这样写和那样写”。
尼古拉?阿列克赛耶维奇?扎博洛茨基于1903年出生于喀山附近一个名叫库克莫尔的小村庄。父亲是一名笃信宗教的农艺师,读过一些科普书籍,按诗人的说法,其立场“介于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母亲曾是一名乡村中学的老师,后因失声而放弃了这一职业。7岁时,扎博洛茨基创作了生平第一首诗,似乎自此便立下了献身于诗歌事业的志向。1920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同时还修习医学专业;不久便因贫穷而辍学。翌年,他又考入彼得堡的赫尔岑师范学院(现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语文系,1925年在该校毕业。随后,他进入儿童文学杂志《刺猬》和《黄雀》担任编辑。同年,扎博洛茨基认识了先锋派诗人哈尔姆斯和维杰恩斯基,二人为他的诗才所折服,与其一直保持了坚固的友谊,同时还向他介绍了当时流行的一些先锋派的观念和创作精神,他也藉此接触了马列维奇、塔特林和费诺若夫等艺术家关于“至上主义”、“结构主义”和“非客观主义”等艺术主张,受到了时代的探索性氛围所感染。
作为当时最前卫的艺术家,马列维奇以激进的口吻宣布:“模仿性的艺术必须被摧毁,就如同消灭帝国主义军队一样。”他希望打破理性的束缚,提倡“非逻辑主义”,以简约、纯朴的线条还原现实,让生活和艺术重新归于无限。他的思想对年轻诗人们的影响殊为深远。1927年,扎博洛茨基与哈尔姆斯、维杰恩斯基、弗拉基米洛夫、列文等人创建了一个名叫“奥拜利乌”(ОБЭРИУ)的组织,它是“真实的艺术协会”(Объединение ре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的缩写。他们认为,生活本身就是缺乏逻辑的变化活动,因此,艺术和诗歌也不需要日常逻辑化的表达。“艺术有自己的逻辑,她不破坏现象,而是帮助人们理解它,扩大现象、言词和事实的意义。”这一思路与白银时代的未来主义之玄妙诗歌的理念对接了起来,驱使他们去刻意追求某种怪诞、大胆的风格,进行词与韵律的实验。
事实上,扎博洛茨基不久后便脱离了该组织,但协会的一些原则和写作策略仍然在诗人的创作中得到了贯彻和深化。他意欲打破传统意义上对诗的认识,让诗变得“几乎不像是诗”,在暴力地摧毁某些优雅的游戏规则之后,重建诗的活力空间。在他看来,诗与绘画、建筑之间存在着不少共同的表征,却与散文毫无共同之处。因此,扎博洛茨基注重在创作中灌注色彩美与立体感,在雕塑般的语言中捕捉时间神秘的呼吸。
扎博洛茨基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道路,而在生活中并不存在什么安宁。这种“不安宁”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尤其显著,这就提醒诗人首先要成为“一个观察者”,因为,“观察是观察者与他周围的世界的某种积极的交往,而且对任何现象都要提出一系列实质性的问题。” 这种观察落实到创作中,那就是对词与形象的重视。在《思想-形象-音乐》这篇文章中,扎博洛茨基说道:“为了让思想赢得胜利,他(诗人)应该用形象将它体现出来;为了让语言工作起来,他就需要汲取它的整个音乐能量。思想-形象-音乐――这是诗人追求的最理想的三合一状态。”由此理念出发,扎博洛茨基开始了对日常世界之秘奥的探寻,在细节中展开关于人、自然和宇宙的思考。他让“词”飞进世界,成为某种客体来呈现生活之问题的答案。
扎博洛茨基的第一本诗集《专栏》出版于1929年。这本书引起的反响很大,“拉普”批评家给予了苛刻、严厉的批判,诗歌行家们则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它较多地体现了扎博洛茨基诗歌的一些艺术特征:反讽、怪诞、戏仿、奇特的隐喻。随后,扎博洛茨基创作了三部长诗《农业的庆典》、《疯狼》和《树》。《农业的庆典》于1933年在《星星》杂志上发表后,被批评界指责为对当时的集体农庄进行诋毁的倾向,导致了该期杂志停印,主编吉洪诺夫作检查。后两部作品在诗人生前一直未曾公开发表。《星星》、《文学批评家》、《真理报》、《红色处女地》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扎博洛茨基掀起了新一轮“政治性”的批判。诗人正准备付印的一本诗集也被迫撤下。
1938年3月19日,扎博洛茨基突然被捕,被指控的罪名是从事“反苏维埃的宣传活动”。经过一部分知识界人士的营救和申诉,最后,诗人未经公开审理便被判决五年的监禁,被遣送到远东的劳改营服苦役。1944年,扎博洛茨基虽然刑满获释,但没有选择工作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只好继续留在西伯利亚和卡拉干达地区修筑公路。
直到1946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扎博洛茨基才获准回到首都(官方正式为诗人恢复名誉已在其身后的六十年代),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一间茅舍里借住了两年。从集中营里回来以后,扎博洛茨基把妻子小心保存的那些早期诗歌的手稿付诸一炬,这是一件迄今仍令人痛心的事情。诗人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动物园里的天鹅”,高傲、纯洁,充满了幻想,却只能在笼子里歌唱“春天的幸福”。由于在原创性写作方面接连受挫,作品不能公开发表,扎博洛茨基只能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诗歌与外国诗歌的翻译工作。1957年,诗人因翻译格鲁吉亚诗歌获得了“劳动红旗勋章”,这个勋章对改善他的处境有良好的作用。但以前的劳改营生活极大地损害了扎博洛茨基的健康, 1958年秋天,诗人因心肌梗塞离开了人世,被埋葬在新处女公墓。
在俄罗斯文学界,有着一个基本的共识:以劳改营生活为标志,扎博洛茨基的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作两个阶段。不过,在这个共识下对这两部分创作的评价却截然不同,一部分批评家认为,他后期的作品“终止”了“迷茫的青春期”,是向经典作家的传统的回归;另一部分批评家则更倾向于认为,它们不是对早期作品的“否定”,而是对以前的“可能性”的发展,是对青年时代绽露、但尚未完成的追求的延续。布罗茨基所持的便是后一种观点,他觉得晚期的诗人远比早期出色。在最后的岁月里,诗人依然相信,美和创造的基础都是情感,而不是理智。这不由得让人回想起马列维奇对“至上主义”的解释:“所谓至上主义,就是在绘画中的纯粹感情,或感觉至高无上的意思。”纯粹如“白色之上的白色”,这位先锋派画家的追求与诗人的理想大致吻合。扎博洛茨基晚期的作品大多显示出一种“豪华脱尽”的气象,从揭露人的委琐转向对崇高人性的挖掘,由早年辛辣的讽刺转为温情的叙述,只是它们比以前更音乐化、更富于激情,显现出某种新古典主义的风格。
扎博洛茨基曾经这样说过:“每个人都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创造了我们的世界,另一个是亘古以来我们尽自己的力量创造的世界。” 创造,是诗人的使命,更是扎博洛茨基的信念。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要让灵魂去偷懒》便是他的诗歌遗嘱。在他看来,“她是女仆,又是女皇, / 她是女工,又是宠儿, / 她有劳动的义务,/ 夜以继日,夜以继日!”因此,诗人给出了这样的忠告:
如果你放纵她、姑息她,
让她去游手好闲,
她对你就绝不留情,
甚至剥下你最后一件衬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