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往往喜欢回忆，好多事情渐渐被淡忘了，但有些事情忘不了，依然非常清晰。譬如最初在《诗刊》发表作品。 那是1993年，当时《诗刊》有一个重要栏目“诗海觅珠”，不定期推出青年诗人组诗，栏目从设置开始，就备受青年人瞩目。3月号《诗刊》，这个重要栏目刊发了我的《山雨欲来》组诗，共五首。占用两个多页码，诗后附有责任编辑梅绍静一段点评文字。与我一起被推出的新人，还有袁志坚与剑飞。更让我记忆深刻的，这正是我第一次用江一郎这个名字在国内刊物发表作品，特别令我惊喜与难忘。
我想起了梅绍静这位可敬的老师，在她编发我这组诗之前，我与她有过十余次通信，那些信件我至今保存完好，重新翻读，一样说不出的感激。而我这组诗的写作也与她的鼓励与帮助分不开。记得那时，我曾给她寄过不少诗作，大多属于跟风写作，显得盲目、迷惘。梅老师却不厌其烦地回信，让我再写再寄，回信虽然片言只语，但暖人。
1992年夏天，整整一个夏天，我呆在家里拼命地写，写了近百首诗歌。当时，我的写作状态近乎发疯，每天都写，有时一天写好几首，感觉不写浑身难受，好像时光被虚度了。如今想想，这样的写作其实是有问题的。更多的所谓作品，不过是些分行文字，谈不上价值。秋凉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叫梅溪的山村，在那里住了三天，写了十几首风格质朴的乡土诗，回来后，挑了八首寄给梅老师。两个星期后收到回信，留用三首，并让我再寄一些新作。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份巨大的幸福。当天我就将新写的七首诗寄走，很快又被梅老师留下两首。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冬去春来，等到春天来到我的身边，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诗刊》也到了我的手中。梅老师在推荐语中，介绍我的诗歌“传达一种清新的活气儿”，为此我高兴了好长一段日子。
回顾自己的诗歌写作，可以说，如果当初没有梅绍静老师对我的鼓励与培养，或许我的写作坚持不到今天。后来，我继续给梅老师寄稿，其中一次却意外收到《诗刊》另一个编辑周所同的回信，是退稿。然而在这封简短的退稿件中，周老师却写上这样一句话：“你的诗还不错，比较老到，我认为你可以成功的!”这句话可能是周老师随手写下的，哄哄我罢了，他肯定不会再记得，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句哄我的话让我无比感动，并逼迫自己努力做得更好一些。
在这篇短文中，我之所以提到周所同，是因为在《诗刊》，这样的好编辑还有很多，他们这种认真、尽责，善待诗人的姿态值得我们敬重。多年来，《诗刊》众多编辑都给过我鼓励与帮助，至今年6月，我用江一郎及另一个名字在《诗刊》发表的诗歌刚满100首，是个吉利的整数，还有一些随笔。数字不能说明我取得什么成绩，却见证了我在《诗刊》的扶持下是怎样慢慢成长的。
最早的五首诗在《诗刊》发表后，其中一首后来被一个四川作者改写并获奖，那也是一件可笑荒唐的事。2000年10月，国内另一份有影响的诗歌刊物出版了全国新诗大奖赛专号，当我在80页读到一首短诗《一枚土豆》时，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此诗太过熟悉，原来那位作者竟改写了我发在《诗刊》上的《红薯》。他在诗中将我的“红薯”一律换成他的“土豆”，诗中的背景、人事，几乎没有大的变动，甚至照搬了十几行我原诗中的句子。第一次发表在《诗刊》上的作品，七年后出现这样的喜剧，不能不令人啼笑皆非。此为闲话。
过去的一切虽然遥远，却不敢忘记。生命中每一个帮过我的人我都记得，并深深地感激。梅绍静老师在《诗刊》工作期间，编发过我几十首诗歌，包括2002年的“每月诗星”，却一直未曾见面。无缘当面致谢，只能在此再说一声谢谢，祝她好人一生平安，快乐。
江一郎，1962年12月26日生于浙江温岭。诗歌作品散见各文学刊物，部分作品被收入50余种诗歌选本。2000年参加诗刊社第16届“青春诗会”。2003年获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2004年获人民文学杂志社诗大赛一等奖。著有诗集《风中的灯笼》和三人合集《白银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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