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美国的路上 子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年过四十的我从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起，就感到失去了根，像一只放飞的风筝，飘荡在无际的天空，惟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风筝上还拴着一根绳子， 这根绳子上系着的是老婆、孩子、家人和自己的朋友。如果还要说一句大话，那就是还系着自己的祖国。
从我拿到去美国的签证起，我就一直忙于朋友们为我举行的各种各样的告别聚会，其悲壮之情很像清王朝第一次派郭嵩寿出使美国的情景：所有的朋友和家人为其送行，感到其是被皇帝发配到一个“茹毛饮血”的蛮夷之邦去受苦役。曾几何时我在与朋友的临别痛饮中，感动的留下了泪水。在这个世界上，有朋友为你的离开而感到伤感已经让我感到满足了，我所能说的只有一句话：你们，等着我回来。
离家的那一日，还不能说话的小女儿趴在妈妈的怀里，在奶奶、外婆、外爷和其他亲朋好友的送行中，她似懂非懂的对我挥着她的小手，她还以为爸爸又去上班了，晚上回来还会让她“骑马马”。我不敢看一眼女儿那一泓清水似的双眼，在我踏上汽车的那一刻，我看见了母亲和孩子外婆眼中的泪水。我用太阳镜挡住自己的双眼，开始了离开故乡的征程。
地图上的太平洋是那么一点点，而实际上的距离又是那么遥远。从西安――北京我坐的是火车，从东京――底特律坐飞机。车过临潼，我后悔临别前未和妻子说一声“再见”；仿佛自己真的只是出一趟远差。从北京踏上飞往东京的班机，我后悔临走以前没有和已接近古稀之年的母亲多拉一些家常；从东京乘机跨越太平洋的时候，我后悔，为何要到遥远的他乡去？
美国在很多人的眼里就是“美国的国家”的简称。经过大约１３个小时的飞行，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个人烟稀少、地大物博的国家。从东京换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底特律的空中飞行，我没有感觉到自己已经到了国外。巨大的飞机上，除了一帮日本的中学生外，几乎全是中国人，乌黑的头发中，偶尔会出现几个外国人的脑袋。大多数时候，那都是美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大婶”（美国的空中服务人员不能用我们的话称之为空中小姐，因为她们大多数都是在四五十岁左右）在来回走动着为人们服务。机上有一对老夫妻带着一位不满两岁的孩子，孩子一直在哭，仿佛在抗议为什么要带他离开自己的祖国。听两位老人讲，孩子的爸爸妈妈在美国。呜呼，离开一个母亲，到另一个母亲的怀抱，也许孩子有他自己的心思。
到达底特律的时间是当地的下午两点，在这里我将正式进入美国的国土。美国的海关人员对所有入关的旅客进行入关安检。我最担心的是我带的香烟会被扣下，来的时候，有人对我说每位旅客只能带三条烟，而我带了九条，从抽烟上讲，我是一个十足的爱国主义者。我烟瘾很大，但就是不能抽外国烟，不能喝洋酒。故我的有些朋友说，我这个人只能呆在中国。美国的安检并非人们说得那样邪乎，我几乎没费多少功夫就过了海关，令我尴尬的是走出安检大门的时候，我的模样很像是以前的“赤脚医生”，因为过安检门要脱掉鞋子。
赤脚走过美国海关的大门，我无暇欣赏底特律的异国风情，我必须尽快赶到另一个登机口，赶去伊利诺大学的飞机。美国的伊利诺大学有三个校园，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春田Ｓｐｒｉｎｇｆｉｅｌｄ，再一个就是我要去的“婀濒娜――善聘”Ｕｒｂａｎａ－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从底特律到“善聘”还需要坐将近一个小时的飞机。未出国前，有人对我说，底特律的机场很大，我不以为然，到了这里，当我像个外出打工的民工，提着很重的包，穿行在来来往往的陌生人中时，我才意识到，这个机场的确大，旅客要乘公交车才能走得快一些。对于不熟悉地形的我来说，那就显得更大了。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赶到前往“善聘”的登机口时，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天飞往“善聘”的航班被取消了。根据在国内的经验，我以为航空公司将为我提供航班被取消以后的食宿，于是我来到服务台问那里的工作人员我该到哪里去投宿，服务台后面的一位白人大婶听到我的话，仿佛是吃了一惊，她看了我一眼说：“那当然是去旅馆了。”等我再想多问几句话时，她便急匆匆地离开了。我的旁边站着一位美国老大娘，她看着我一脸茫然的表情，便对我说：“嘿，小伙子，我可以帮你吗？”看着这位慈祥的美国老大娘，我好感动，我便对她讲了我的情况，她听后，摇了摇头说：“小伙子，你得自己去找旅馆了，航空公司是不会管你的。但你可以去问一问那边的工作人员，说不定她们能帮你的忙。”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来到另一个服务台。看着我一脸的不高兴的样子，在那里值班的一位年轻小姐在听完我的话后，给我写了一张卡片，让我拿着这张卡片去旅馆。我以为这下是拿到了食宿的证明，随即便又提着随身的行李开始找旅馆。机场的人来来往往，但多数都是匆匆忙忙，我找了一位警察问路，他对我说旅馆不远，就在麦当劳的旁边，我在麦当劳的门前走了几个来回，但就是找不到旅馆。最后，我看见几个警察站在离麦当劳不远的一个地方，便又走过去问路，他们对我说，机场旅馆就在这里，我顺着其中一位黑人警察的手一看，我简直差点气晕了过去，真是骑着驴找驴，机场旅馆就在那几个警察的身后，不过前面没有明显的标志。走进旅馆，我把那张卡片递给前台的服务小姐，她看了看我的卡片说：“ＯＫ，我们只能给你打折，你不能免费住宿。”我一听就火了，我拿出一副要和人吵架的架势，和那位小姐讲起了道理。这时，旁边的另一位华裔服务员走过来用汉语对我说：“我是中国人，我给你说，以前像你这种情况，航空公司都给解决住宿，但这半年来，他们不管了，这也许是因为美国的经济不景气，这里确实是贵了点，你看，本来是一晚上１９８美元，我们给你打折后是８９美元，加上各种税，总共是１０１美元。你看住不住？”我还能说啥，十几个小时的空中飞行，再加上几个小时的地上忙碌，我都已经快要被累垮了。我只想赶快找一个地方躺一会儿，好好的抽几口烟。我决定不再和任何人争论了，不就是人生地不熟，让美国佬给宰了一刀吗，相形之下，我还是觉得国内的航空公司亲切多了。我要了一间可以抽烟的房子，当我刚要转身离开前台时，同样是龙的传人的那位服务员又对我说：“如果你要打电话，最好不要用房间里的电话打，这儿的电话费很贵，每分钟２美元，客人对此意见很大，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你是咱们的同胞，我提醒你一下。”她这一说倒确实是提醒了我，我得马上给接我的人和国内的亲人打电话，告诉接我的人，我的航班被取消了，告诉国内的亲人我已安全到达，当然不能对他们说我刚到美国，就被美国佬给宰了一刀。这倒不是为了给美国人遮丑，而是害怕让国内的亲人担忧。我谢过那位帮我的同胞，上楼去找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号是２０４，但我找了几个来回，就是找不到我的房间，有２０５，２０３，就是没有２０４。正当我想下楼去问时，前台的那位美国小姐走了过来，我气哄哄地问她：“２０４房间在哪儿？”她接过我的房卡看了一眼，伸了伸舌头，对我说：“Ｓｉｒ，你的房间是２０６。对不起。”看着她一脸不好意思的样子，我只能说一声“谢谢”了。我打开房门，放下行李，迫不及待地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像一个大烟鬼那样一连抽了两根。抽完烟，我才想起应该看看自己到底住的是何等高档的宾馆，一晚上要近２００美元。我四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宾馆的房间跟国内１００多元的宾馆似乎是没什么差别。我禁不住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粗话：“妈的，就这水平，一晚上还要２００美元。”还是古人说得好“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谁让自己要到这里来呢？天上下雨地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我也顾不上再呆在房间里对着镜子里的我埋怨了。我还得赶快出去打电话。当我下楼走过前台时，我对还在那里值班的那位龙的传人说美国人连阿拉伯数字都不会写，明明是６，她却写成４，她笑着对我说：“她没有写错，美国人就是那样写。”
走到宾馆的门口，我刚才进来时站在那里的几个警察还在那里，他们告诉我不能从这里出去。我对他们说我必须出去，因为我的行李不在身边，我得买件换洗的衣服。不论我怎样说，他们就是不让我出去，说我必须有机场的登机牌才行，我回到房间，取来了登机牌给他们，他们却又说，仅有登机牌还不行，还得有机场的一个证明才行，并且告诉我在３楼就可以办好。我又一次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３楼，这里的人很多，排着一个长队在等着过安检门。我问了一位工作人员，听到我的话，她感到很吃惊，她说有登机牌就可以出去，为了保险起见，我又问了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于是，我又来到了宾馆的门口，依旧是那几个警察，但他们的回答还是仅有登机牌是出不去的。我真想跟他们大吵一顿，但一想还是算了，虎落坪阳遭犬欺，小不忍则乱大谋吗，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再说。于是，我便又一次对他们讲我是初来乍到，一切都不熟悉，还望他们能看在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份儿上，放我一马。最后一位黑人女警察走了过来，她问了一下那几位值班的警察我的情况，说；“就让这小伙子出去吧！”听到她的话，我真想喊一句“黑人万岁！”有了这位黑人警察的同情，我终于可以走出宾馆的大门了，不过还得脱掉鞋子，光脚接受安检。
走出宾馆的门口，我找见一家公用电话，给家里的人报了一个平安，告诉他们我已经安全到达美丽而气人的美国，我还没有多讲几句，１０美元的电话卡就已经用完了。我马上又买了一张卡，这才得以把自己想要说，并且经过压缩的话讲完。我又给我要去的学校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在机场旁边的一个小店里花１０美元买了一件Ｔ恤衫。
回到宾馆，冲了一个热水澡，我便躺倒在那张宽大而又昂贵的床上，想好好的睡一觉，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将房间里的电视频道换来换去，也找不见有什么好节目。一刹那间，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孤独。此刻的我真正的体会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那种感受。“父母在，不远游。”谁让我不听古训跑出来呢？这个“美丽的国家”似乎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美。我这是刚到，谁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呢？我只有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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