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中央党校一位教授谈中国文化建没专题，提到上世纪早期“新文化运动”期间，推广白话文的艰辛，并将“新文化运动”先锋之一胡适先生这首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首白话文诗”的《蝴蝶》，拿来作了赏析：“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刊于1917年2月号《新青年》)。
看了这首诗，联想到古体诗在今日白话文语境的地位，不免会生出些许思悟。古体诗格律严谨，平仄工整，这是其突出特点，也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文化的深厚底蕴。然而，在已全面“白话文”的今天，古体诗的大众化就成了核心问题。
首先，我认为今人写古休诗需“形古”。古体诗不仅是先人留下的文学遗产，也是中华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不容舍弃，更必须坚持阐扬。具体来说，“形古”指的便是古体诗的格律和韵则。比如《蝴蝶》一诗，它的五言、八句和“an”韵，就坚持了这点。换句话说，没有格律与韵则的诗。便不再是古体诗，而成为别体诗了。
其次，我认为写古体诗宜“神今”。毫无疑问，诗是要让人读的，而且读到的人越多越好，因此最根本就在于要使人读懂。为了让更多的人读懂，创作时要尽可能多地用“今”人众知的语言文化元素。用到的字、词要易认易懂，蕴涵的典故、借用的文句，也应以“路人皆知”为佳。
再者，主张“形古神今”，既不应排斥“形古神古”的古体诗，也不该打压“形今神古”或“形令神今”的新体诗。文化是多元的，诗歌也应是多元化的，对“别门另类”的新路子，要给予足够“包容”与“欣赏”。如《蝴蝶》，虽然它远算不上是一首诗歌佳作，甚至还“打油”韵味十足，但你又怎能轻看它的价值与作用呢?它说明。白话文的诞生，并没有根除文言文，反而汲取了文言古诗在语音、结构方面的精髓。
最后，我认为古体诗的最高境界就是“形古神今”。事实上，无论诗仙李白，还是诗圣杜甫，在他们留下的千古名作中，哪首不是通俗易懂、字简句常呢?“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如此童叟皆知、传诵千古的名句，不正是最有力的印证吗?
简言之，我以为“形古神今”，才是古体诗生存与发展的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