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让我疯狂 满月的时候没有抓周，一直很遗憾。如果有的话，我相信，我一定会奋力抱起一本朗文英语词典，然后把它扔进火炉里。从小英语就是我的噩梦，小学第一次英语考试就没及格，对于一直得双百的小学四年级学习委员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双百后面还要附加一个耻辱的分数。从小我就是个爱憎分明的人，得不到的东西，就毁掉它，至少也会在心里毁掉它。从此我不看英语动画片，不听英文歌，不看英文电影，不读英文小说。我就这样拒绝了关于英语的一切，并在心里毁掉了它们。这件事引起了我妈的高度重视，她带着我四处求医问药，英语900句、新概念英语、李阳疯狂英语、新东方、私人家教……我被迫尝试了上个世纪末延续至今的全民学英语浪潮下的各种英语学习方法，并用我的英语成绩证明了它们的局限性。我的英语从此万劫不复了。
因此，对于出国，最让我感到烦躁的就是语言问题。从小我说话就早，8岁的时候就能操纵着各地方言跟人吵架，10岁的时候已经是雄踞一方的骂街小胖子了。可以想像，突然丧失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对我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而我颠三倒四，词不达意，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英语又会给我带来多么大的耻辱。
初到美国的时候，我不和外国学生说话，只和中国学生来往。我尽一切可能避免说英语，我点头表示肯定，我摇头表示否定，微笑表示不置可否，我的手掌代表拒绝，大拇指代表赞扬，中指代表侮辱。连我自己也清楚地知道我早晚还是要开口说英语的，可是我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也许就可以就这样沉默下去了，至少，让开口的那一天来得越晚越好。我就这样，不说一句英语，生活了两个星期。
在我终于无法忍受麦当劳的那天，我鼓起勇气走进了这间叫做Ｍａｍａ Ｆｌｏ’ｓ的本地小餐厅。店面是典型的美国式布局，一进门迎面是收银台和一个长长的吧台，四周靠窗都是面对面的卡座，中央错落地摆放着圆桌。我用手指着菜单上印着的牛排，用手比了一个“1”。“一份牛排”服务员一边自言自语，一边飞快地记录。我静静地等着她离开，以便偷偷用文曲星查菜单上我不认识的单词。可是她并没有走，她看着我，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带着浓重的墨西哥口音。牛排要几成熟？要什么酱？要土豆泥，土豆条还是土豆片？小菜要煮胡萝卜，煮青豆还是煮芹菜？要汤还是要沙拉？要蔬菜汤，牛肉汤还是鸡汤？要蔬菜沙拉还是土豆沙拉？沙拉里要不要放奶酪？要哪种沙拉酱？要可口，百事还是健宜可乐？我在瞬间崩溃了，饿了一整天来吃顿饭还要受这样的折磨。你是不是叫李咏？是不是我答不上问题就没有饭吃？我很局促地低着头，像是陷入了沉思。她微笑地看着我，几秒钟后，又努力地用较为标准的英语把问题重复了一遍。可能是饥饿、尴尬和她的执著把我逼上了绝路，可能是她比我还要恶劣的口音给我带来了信心和希望，总之，在她第4次重复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说话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慢慢地吃光了整块血肉模糊的牛排，以及被鲜血染红的土豆泥。那是我来美国后第一次开口说英语。尽管只是回答了一些琐碎的问题，尽管我说得很慢，磕磕绊绊，甚至词不达意。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沟通。我清楚地记得我付给她小费时她的表情，那是我至今给过的最多的一笔小费。
后来我开始在一间餐馆打工，专门负责接听订餐和外卖电话。再后来，我百折不挠、死皮赖脸、胡搅蛮缠的处事风格受到学校的赏识，被安排去做新生接待工作，专门负责接待新来的中国学生，帮他们找公寓，以及在最初的几个星期料理他们一切生活上的事务。每次带着这些愣头愣脑的孩子和公寓管理员或是房东讨价还价，办完了繁琐的入住手续之后，我都会带他们来这间餐厅吃牛排。每一次，我们都能见到这个墨西哥小姑娘。我总是老气横秋地教育他们：你们看看，人家英语说得那么差都能来当服务员，你们都学了那么多年英语了，自己争口气，勇敢一点，大方一点，别说句什么都要让我翻译。
撒旦的柔情
“小伙子，尽管不是必须的，但我强烈建议你选修我的语言课，因为这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你是不是已经决定要选修我的语言课了？”一个身材魁梧，一脸霸气的中年妇女用眼睛瞪着我，一字一句地跟我说。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点了点头。Ｎｉｋｋｙ，这个在伊拉克打过仗的退伍军人，这个看上去40好几的犹太妇女，这个会说四国语言的语言学硕士，这个只比我大7岁的女人，就这样成了我的语言课老师。
小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个词：霸权主义。然而我一直对它不得要领。现在我终于对“霸权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所谓霸权主义，就是上课不准吃东西，下课不准出去玩，没得到允许不准提问题，讲错了死也不承认。Ｎｉｋｋｙ就是霸权主义的化身。她不允许我们的作业有任何遗漏，她不会放过我们的任何错误，她说过的话绝不重复，她严厉地批评我们，无情地打击我们，她有一身横练的外门硬功，她可以在一百米外一枪爆头，她总是喜欢说：我是老师而你是学生，这就是唯一的理由。她就像一个蓄势待发的火山，一个虎视眈眈的海怪，让全班的同学寝食难安。
在Ｎｉｋｋｙ的压榨之下，每一个人都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英语学习上。每天日出而作，日落接着作。一个个地查单词，一遍遍地改作文，直到天亮。现在回想起来，Ｎｉｋｋｙ的语言课所给我带来的收获是任何其他课程都无法比拟的。四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最后一节作文课，Ｎｉｋｋｙ让我们每个人在十分钟之内写一个关于语言的小故事。在我们朗读完自己的作品之后，Ｎｉｋｋｙ开始读她的故事。
从以色列来到美国那年，我8岁。全班的小朋友都围着我，兴奋地看着我，跟我说话，可是我一句也听不懂。我是那样的孤独，尴尬，没有任何依靠。一个胖胖的大眼睛小男孩走到我面前说：“你好，我叫汤姆”。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恐惧和惊慌让我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哭了。我站在老师的办公室，她和我说了半个小时一句也听不懂的英文，我是多么的害怕和无助，我用手捂着脸哭了。就在这时，我听见一个轻轻的声音从对面传来。“ｓｈａｌｏｍ！”（希伯来语您好）我惊讶地睁开眼睛，从指缝间望过去，在老师背后的门缝，露出了一个胖胖的小脑袋，汤姆正用大眼睛望着我。汤姆竟然会说希伯来语！这是我唯一的语言。在那一瞬间，我已经把汤姆当作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最亲的亲人。我撇下唠叨的老师，冲过去抱住他。用我唯一会的语言，向我最亲密的伙伴，诉说着我的孤单，恐惧以及惊喜。后来，我才知道，ｓｈａｌｏｍ（希伯来语您好）是汤姆会说的唯一一句希伯来语。然而不论怎样，这一句话，在当时，就像一道光芒，给我带来了温暖。
原来强悍的人生也有过屈辱的历史啊。Ｎｉｋｋｙ的得意转瞬即逝，她板着脸，按下众人谄媚的掌声，用她一贯的欠抽的调调说：“下个星期作文考试。在我的考试中，你们不会看到任何光芒”。
上帝的可乐
刚来第一个学期，许多课都听得似懂非懂，再加上没有任何商科的基础，许多专业词汇即使翻译成中文也依然让我满头雾水，所以学习非常吃力。中国足球队在每踢一场臭球之后都可以镇定自若不卑不亢地说：我们就是来学习的。我必须承认在这方面我很难像中国足球队那样豁达乐观。即使我真的是来学习的，我也不能接受这种落后的状态。一个学期的煎熬之后，随着语言的提高和对专业的熟悉，情况明显好转了。特别是在会计和金融这样比较依赖数学基础的课上，我更是像所有的中国学生一样，有一种指点江山傲视寰宇的感觉。
红星供销社本月买肉花了ＸＸＸ，买饮料花了ＸＸＸ，员工工资ＸＸＸ，员工福利ＸＸＸ，卖肉得到ＸＸＸＸ，卖饮料得到ＸＸＸＸ，请问盈利是百分之多少？
我总是在老师念完题目之后安逸随意以及得意地随口说出了答案。老师很开心，但是其他学生不干了，我激起公愤了，同学们纷纷反映老师讲得太快。他们说老师不可以为了个别人把课讲得这么快。计算量这么大，又讲这么快，人又不是机器，哪能跟得上？老师用担忧的口气问我：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算的么？我想告诉他中国的学生是怎么样在上小学前就背乘法口诀表的，是怎样每天做两个小时家庭作业的。但这本身就非常可笑。我很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最后我小声地告诉他，这叫特异功能，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
过去总是单纯地认为，身处异国，语言就是交流障碍的全部。然而在渐渐熟练地掌握语言的同时，也悲哀地发现，语言只是一扇小门。在小门的背后，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你完全无法融入的世界，即使是在以自由和包容著称的美国。
在最后一节市场营销课上，由我代表小组来做企业市场战略的演讲。我的题目是《可口可乐的全球市场战略》，介绍可口可乐是怎样由一个小药方起家，通过对世界市场的研究和适应，成为凌驾于微软和ＩＢＭ之上的全球第一品牌。Ｐｏｗｅｒ ｐｏｉｎｔ进行到了最后一页，我开始作结束语：我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和习惯，我们是如此地不同。然而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共同熟悉的，它让我们相互间感到如此亲近，让我们忘记了一切的不同。比如说，可口可乐。讲到这里，我看了老师一眼。这个60多岁的白人老太太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表情非常凝重，完全没有了作为一个市场推广人员应有的笑容。我回头看看屏幕，一个白人男子，消瘦而白皙，须发浓密，目光深邃，赤裸着上身，用手举着一罐可口可乐。这是我从网上下载的一张可口可乐的广告图片。我急忙把图片换掉，开始播放可口可乐经典的北极熊广告，力图缓和一下气氛。老师，这不是故意的，希望你能原谅我的愚昧。我们村子里都是信佛教的，我真的没认出来这就是耶稣。
准备了一个月的演讲就这样尴尬地收场了。在极力推崇文化适应市场战略的同时我却犯了这样一个低级的错误，多么巨大的讽刺。我回到座位上，不敢迎接任何投来的目光。而坐在我旁边已经笑得岔气的埃及学生不住地偷偷向我伸出大拇指。别这样行么？我真不是故意的。
亚当斯的名单
国际商务法老师是一位新来的老先生，亚当斯先生。他穿着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到这么多学生，他很激动，饱含激情地做了开场白，进行了自我介绍，并在还没搞清状况的时候，就鲁莽地毅然决然以及自然地决定要点名。他要亲口念出每个人的名字。不是英文名，是真正的姓名，用每个学生的母语念出他们的姓名。他希望大家能纠正他的读音，他一定要念到标准为止。并且，他要努力记住每个人的名字。总之老亚当斯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说，就像我爸爸常常跟我说的那样，做事说话都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你还没完全搞清楚状况的时候。看来真理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他开始点名了。这位有着雄心壮志的老先生就这样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开始念那二十个印度学生的名字了。那些长达三十多个字母的名字，每一个都饱含着深刻的文化和家族的荣耀，每一个都像泰戈尔的一首小诗一样，抑扬顿挫，蜿蜒曲折。亚当斯老先生就那样面带微笑地努力模仿着，被一群印度学生一次又一次地纠正着。作为一个律师，作为一个法律顾问，他第一次对自己的表达和发音感到耻辱。他的笑容渐渐凝固了，他出汗了，他崩溃了，他结巴了，他的情绪暴走了。显然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在念这些印度名字的时候，自己就像用嘴在放屁。我已经不忍心听他念下去了。作为一个有着尊老爱幼传统美德的中国人，我决定在念到我名字的时候给他一些鼓励。终于，他念到我的名字了。Ｓｉｒ，Ｉ ｊｕｓｔ ｃａｎ ｎｏｔ ｉｍａｇｉｎｅ． Ｈｏｗ ｃａｎ ｙｏｕ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 ｍｙ ｎａｍｅ ｓｏ ｗｅｌｌ！笑容再次绽放在她的脸上，老头的信心再次恢复了。他长出一口气，掏出手绢擦了擦汗。然而在一瞬间，他的笑容再次凝固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对，不对，这是一个女生的名字，看来我又念错了。我无语了，这一回连我也跟着被嘲笑了。亚当斯老先生，我尽力了。我实在帮不了您了。放学后，我与亚当斯同乘电梯，他抢在我之前开口说：密斯特连，请问您去几楼？去几楼？唉哟，教授，您看您这么客气，这让我怎么说呢，您随意吧，您去几楼我就去几楼。反正这栋楼一共就两层。
亚当斯先生的确是一位绅士。他总是那么彬彬有礼，大方得体，每次与他交谈都如沐春风。可是在最后一节课上，我们都感到了异样。亚老先生的衬衫上出现了褶皱，发型不完美了，脸色也显得很疲惫。他没有讲商务运输合同的细则，一直在和我们讨论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他突然问我：密斯特连，在中国，女性的地位如何？我告诉他，在旧社会女性没地位，但是中国妇女已经解放了几十年了，如今，尤其是在城市里，妇女的地位空前膨胀，一时无两。他沉默良久，突然用一种前所未有的语重心长的语气说：任何人都不能轻视女性。有很多人认为女性不如男性那样强壮，有许多人认为男性从事的许多工作女性都无法胜任，他们都错了。他们认为女性不能当杀手、战士、强盗、暴君或者拳击运动员。可是如果他们看到我的妻子，他们就再也不会这样认为了。
亚老，我是多么的理解和同情您。相信我，这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您并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