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张铜拴老婆从茅坑被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死了。 消息传开，村里很快炸了锅。人们猛然想起已经有一段时日没看见她了――那个平时不爱说话，术后更加沉默，说起来又开闸放水般收不住话头，头上一句脚上一句不着调儿的女人。他们大多知道她脑子出了问题，谁也不会想到说没就没了。
她是在进入那个公厕，突然发病一头栽了下去，还是蹲在条石上犯迷糊才出现闪失，或者已经收拾停当准备离开，却一脚踩空丢掉了性命，恐怕没有谁能说得清了。除了他的家人、亲友会怀疑和追问现场究竟发生过什么，谁会过于在意呢。反正是死了，打发死者入土为安最要紧，何况村人了解她平素的情况，搞不搞清楚又有多大意义呢!
听说最早发现她的是一个路过的女人。她在树下支好自行车，匆匆走进了前墙刚能隐身的公厕。当她透过自己岔开的双腿，看到茅坑里还有两条岔开的腿时，想要轻松的念头一下子跑到了九霄云外。她叫娘杀老子般地窜了出来。她手提着裤子边跑边喊，吸引了过往的目光。那些爱管闲事的路人，还有马路两边的住户，闻讯纷纷跑了过来。他们进入厕所瞅上一眼，慌忙退出来，一路小跑着回去，找出了粪钩和铁筢子，有的顾不上多想，顺手掂来了铁锨和粪叉。他们神情紧张地挤在公厕里，一通忙乱，钩着她的腰带和衣服，把她从一米多深的茅坑弄回到了地面。
她的头上、脸上、手上、脚上和衣服上，全都是臭哄哄的粪便和蠕动的蛆虫。人们把她弄到路边硬地上，成群的绿头苍蝇飞了过来。有人从车马店掂来了两桶清水，朝她的头脸哗哗泼上去。她年轻苍白的面容露了出来。有胆大的歪着头上前，一手捂着口鼻，一手指指戳戳辨认着，最终，都摇摇头失望地退下来。
一个胖呼呼的男人扒开众人凑了上来。他看到了地上软绵绵的尸体和湿淋淋的头脸。他倒吸了一口冷气，知道他们担心的事情不可挽回地发生了。
他是一家乡村精神病院的厨师。当医生发现住进来没几天的女病号又一次不见了时，再次打发他出门寻找。他顺着公路骑出十来里地，看到了人们正从公厕往外抬人的场面，很快，他吃惊地认出了那张刚刚熟悉没几天的面孔。
那天上午，我跟支书在乡里参加计划生育调度会。会议结束时已近晌午。我们在“一叶春”喝了两杯，随后到和平澡堂泡了半天，又放松地睡了一觉，才回到村里。我们刚在支书家的院子里坐下，张铜拴就找上了门来。
铜拴听到他老婆的凶信，是被从地里叫回来之后。他大哥带来的消息，让他半天回不过神儿来。他在五天前刚把她送到那家医院。院墙上“视患如亲”的字样，老医生的和蔼慈祥，让他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她的女人胆小自闭，不轻易外出走动，也不爱与人凑伙儿，时常一个人对着墙角儿、门旮旯发呆，偶尔嘟嘟囔囔的，好像有人隐身跟她对话。老医生的印象是，她患了精神强迫症，病情还在发展，但他保证，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完全可以让她恢复健康。
铜拴脑子里嗡嗡作响，乱作一团。他知道让她恢复健康，连神仙也做不到了。
他的大哥已经把家族中比较亲近的成员召集了起来。他带着几个中年人前往精神病院交涉。他的兄弟和几个年轻人，开着一辆三码车、三辆摩托车赶往出事地点。与医院的交涉还算顺利。医院没有看护好病人，导致出现意外，自知责任不可推卸。为了减小影响，为了声誉和以后的生意，他们忍痛赔付一笔钱以为了断。他的兄弟们行动更快，不到三个小时就拉回了尸体。
铜拴让他七岁的儿子给我们下跪磕头。我们少不了一番安慰，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让他尽管说。铜拴红着脸，努了半天嘴，憋出两句话来，我老婆是后遗症……跟结扎有关。……乡里得赔偿。我跟支书谁都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吃惊地对视了一眼，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铜拴老婆是头年秋罢做的结扎，那天，是我安排车辆亲自把他们送到了县医院。他老婆迟了很长时间才过来。她裹着一件皱巴巴的枣紫色碎花缎面的夹袄，大概临出门才从箱子里翻找出来。我心里着急，没有给她好脸色。头天说好的事儿，还磨蹭这么长时间，让大家干坐着等你。她没有还嘴，低头上了车。
午饭过后，做了结扎的四位妇女又同车回来了。他们轻声说着什么，偶尔讥诮地开句玩笑。他们想笑又不敢大声，张开嘴，捂着肚子，一副奇怪难忍的表情。铜拴老婆闭着眼，紧锁眉头，仰歪在后座上叹气。我们挨门儿送她们回家。别人都是自己下车往家走。铜拴老婆格外小心，好不容易从车上下来了，没走两步坐在了大门口。她情绪低落，满面愁容，别着脸揉了一会儿眼睛，才由铜拴和她妹妹搀进了院子。
她感觉腹部不适，下意识地在衣服外面摁来摸去，结果真让刀口发了炎。别人很快恢复如初，她却因为输液推迟了几天才拆线，从此像瘟鸡一样打不起精神。
她的性格开始有了变化。她平日跟街坊来往不多，后来完全中断了；从前碰了面总要打个招呼，后来看见了就远远地躲开；再后来，出门也少了。多数时候寡言少语，偶尔又突然话多起来。
有一次，我走在街上，她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我想三言两语打发走她。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停气儿诉说着。她说自己很长时间睡不好觉了，有时整夜做梦，有时刚一合眼，看见一个白布蒙面的陌生人，露着两只小眼儿，握着一把银亮的手术刀站在床边，要她脱光衣服，准备手术。她不敢不脱，胆怯地分辨着，我已经做了结扎。陌生人说，我们不管那个，只管手术。乡里把你送来了，你就得做。她蜷起身子瑟瑟打抖。陌生人不再说话，照她脐下三寸狠狠拉下。她大叫一声惊醒，冷汗顺耳而下。她心慌意乱，再也无法平静。她听到院子里有了响动，断定有人来了，连声喊铜拴起床，把他们轰走。铜拴经不住她一再吵嚷，披上衣服走到院里，把大门吱呀呀打开再关上。
我劝她放松一些，那些没影儿的事，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全乡二十多个村子，九千育龄妇女，一年少说要做三千例手术，从未听说出过什么事，到你身上就有问题啦!她一本正经地说，病在我身上，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他们把我身上的东西拉掉了。我问拉掉啥了。她说肠子、肚子(胃)。他们给我结扎的时候，偷偷拉下来，卖给走后门的病号了。我笑她越说越离谱。她说你别笑，我一点也不骗你，肯定给他们挖走了，要不肚子里怎么总是像绳子拧着一样，有时候呼呼进风，几条被子都挡不住。我说，动了你的肠子、肚子，吃饭能没有感觉。她眼里闪过一丝光亮，怎么没有感觉，要不吃点儿东西，总是撑得受不了。他们切走一块，我的肚子变小了，容不下了。
我受不了她死缠活搅，竟也较起真来。我送人多了，手术上的事比你清楚。你知道啥叫结扎?说白了，就是把输卵管打个回弯，捆扎一下就完了。我弯下食指示范给她看。以前把回弯底部那一段切掉了，后来不切了，用手术钳夹一下，让它粘住。根本没有动别的东西……。该切的都不切，怎么可能切了其他。她将信将疑，很快又不以为然。这时，铜拴远远走了过来。我说回去叫铜拴问问医生，看切了没有。铜拴连呵斥带劝地把她领回去。 过了些日子，她又找上门来。我把她拦在院里说话。她口角堆着白沫，重复身上丢了东西的老话，一时没有要打住的意思。我说有人在村委会等我，想抽身离开。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说，我心里痛啊，实在受不了了，就想搂住你大哭一场。我妻子怕她真的嚎啕起来不好收场，赶紧好言劝她回家。她紧紧抓着我的胳膊，眼睛直钩钩地盯着我，生怕我跑掉了。我平和了语气哄她撒手，先回家跟铜拴商量商量，他同意了你再过来，要不他要跟我拼刀子的。她信以为真，得寸进尺，他要同意了，就让我跟你过了吧。听着这些不着边际的话，我和妻子哭笑不得。我们费尽口舌，总算把她送走了。
铜拴曾经带她去过几家医院，都没有查出实质性的病来。医生的诊断趋于一致，她患的是心理疾病，应该抓紧看心理医生，同时给予必要的药物治疗。他们建议给她换一个环境，转移一下注意力，兴许能慢慢好起来。
她不相信医生的判断，怀疑他们暗地得了乡里的好处，串通一气，变着法子欺骗她。她的症状时轻时重，情绪时好时坏，总不见明显好转。
铜拴的要求让我们十分为难。
此前，我们从未给乡里通报过情况，现在说她是手术后遗症，缺乏必要的过渡。他们也从未找过乡里。再说，是不是后遗症，需要县级以上的专家鉴定，没有鉴定结论等于扯淡。退一步说，随便哪一家医院――哪怕是精神病院――曾经出过书面诊断，提出与结扎有关，便可当作说话的凭据，可他手里只言片语都没有。手术时间将近过去了一年，人又死在外面，死在住院治疗精神病期间，不说与计划生育离题万里，也相去甚远，贸然向乡里提出要求，很难得到认同。可是冷静地想一想，铜拴的要求又不无道理，她毕竟是在结扎后有了精神上的变化。她的死不是由结扎直接引发的，但间接诱发因素应该存在。我们看着铜拴的孩子，觉得挺可怜，再看看铜拴，觉得真是够倒霉了。同样是做了结扎，别人照样活蹦乱跳，家里地里活儿啥都不耽误。他老婆却抑郁成病，快成了废人不说，还把他折腾得够呛。他的不幸应该得到同情。这期间，村里议论纷起，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她过门前就有精神病，只是瞒过了铜拴，一遇上手术刺激，便旧病复发……。我跟支书商量，不管怎么说，人是死了，铜拴和孩子们已经非常不幸，无论最后乡里怎样对待，都应该积极为他争取。我们决定明天上午去找乡领导，让铜拴领着孩子先回去。
铜拴和孩子刚离开，支书就说他明天有事，让我自己去找。我明知他是耍心眼儿，怕折了面子落埋怨，又不能推辞，只好在第二天上午，自己硬着头皮去了乡里。
性格随和直率的张副书记，坐在米黄色藤椅里，满怀热切地接待了我。从他睁圆的眼睛和急迫的口气里，我知道他是感兴趣的。他不时插话，生怕我漏掉关键细节。当我把话锋一转，提出乡里应该赔偿铜拴一笔钱时，他的嘴巴耷拉下来，笑容僵在了胖呼呼的脸上。他坐正身子，神情变得紧张严肃。他倒换了手上的蒲扇，把宽大的右手挡在我面前。你千万不要把屁股坐歪了，不能承认她的死跟手术有关。他的脑袋比他的右手摇得更快，唾沫飞溅，语气坚决，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它们根本不沾边儿，想讹人也得拣个地方。我大失所望，知道再说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情愿地起身离开。他跟到门外，反复叮嘱，千万不能跟他们搭这个茬儿，要不我们就没有安生日子了。其他做了手术的人，多少有点事儿，还不把乡政府大门挤破了。
我想人命关天，作为一个副书记，他不敢轻易表态。原本想给他吹吹风，让他从旁做些工作，不想被一下子回绝了。
我心情郁闷地去找乡长。
乡长是不久前选举产生的。这是他升职后遇到的第一件棘手事。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对待它。我们村张铜拴老婆掉到茅坑淹死了。她去年秋天做了结扎。
去年是指一九九○年。那年春天，他从县委办公室调来，担任乡党委副书记。他经历了秋季全县性的计划生育突击活动，对此应该印象深刻。
掉到茅坑淹死了……
她结扎以后精神就不正常了。
哦……除了王庄一位教师出现男结扎后遗症，还没有哪个村做了手术的妇女发现这种情况。
她是有问题了……开始是不爱说话。
不爱说话，……不能算不正常。
有时候说起来又没有把门的，颠三倒四。
下面结扎了，上面没有把门了?
后来就不做饭，不管孩子了。有一次拉着我的手，说光想跟我过了。
呵呵……，乡长嘴角浮上一丝微笑，那跟结扎有什么关系呢?
都是结扎以后出现的情况。她说身上少了物件，肠子、肚子被人拉走了。
乡长笑出声来，简直不可想象。
她说肚子塌进去了，还撩起衣服让我们看。
你算有眼福……看了有什么印象?
不像她说的塌进去了……人瘦了，肚皮变松了。
医生肯定没有拉掉她身上的东西，不仅没拉掉，还添了点东西呢。我明白他是说缝合线。
我反复跟她讲过，她不信。她已经走不出来了。
照你这样说，她应该是心理问题……要是及时干预就好了。
她毕竟做过手术……
手术跟她的死亡没有直接关系，这不存在异议。有没有间接关系，你我说了都不算，得有实实在在的凭据。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她到底是怎么死的，有没有外界因素……很难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个意外，她会继续在医院治疗，也就不可能跟我们发生关系了。
他们家人都说跟手术有关……差不多补偿他一些，能说得过去。
你能说得过去，我们能说得过去?赔了钱，就什么都说不清了。
……
乡长还问了她娘家的一些情况。
她娘家跟我们邻村，相距不过二三里地。据说她母亲抽过羊角疯，她妹妹因为家庭矛盾受到刺激，精神一度变得不正常。
乡长说，我就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精神病往往有家族史。
他像一个医生，而我显然说得多了。
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我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村里。
走出乡政府大院，我犹豫再三，给党委书记通了电话。形势正在变得对乡政府不利。铜拴兄弟，还有本家几十个壮小伙儿，聚在一起等候乡里回话，如果达不到目的，就要拉着棺材堵乡政府大门，堵县政府大门。书记让我无论如何稳住局势，等他晚些时候回话。
铜拴的大哥蹲在门口等我。我没敢说张副书记拒绝了，没敢说乡长没有拒绝，也没有明确表态。我告诉他，该见面的领导都见了，意见要等书记从县里开会回来决定。我让他们耐心等待，希望还是有的。
夜里九点多钟，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书记打来了电话。书记说乡里答应了铜拴的要求，乡政府决定给他一笔补偿。他让我督促他们从速处理后事，越快越好。我心里一阵狂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书记强调，如果明天上午死者能够下葬，下午就可以把钱领走。我做梦都想不到，那笔补偿高达一万五千元，而一个乡干部的月工资才一百多块。
铜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我心里变得异常松快。我说书记尽管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书记更具体地交代说，力争明天中午把死者埋了，对外 只字不提她的死与结扎有关。至于补偿的理由，可以说乡里出于人道考虑，从民政救济款中挤出一些，给予特别照顾。二是乡里跟你对口，你跟死者家属对口，双方互不见面。现在不见，以后更不见。人埋了，钱领了，就算两讫。三是你必须保证他们今后不找后账，不能以此为由上访，如果上访了，首先抹掉你的支村两委职务。提醒你一句，如果说话不算数，等于自毁名声，将来不会有人跟你打交道了。
书记的话我全都接受下来。其实，铜拴初次来找，我就有言在先，你上访的理由不充分。争取上了不必感谢，争取不上不能埋怨，更不能闹事。想要闹事，直接绕过去我们最好，我们不必为此承担责任了。铜拴答应说，争取不上只有自认倒霉，照样会埋人……。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第三天中午，随着一声老盆摔碎的脆响，拉着铜拴老婆灵柩的拖拉机开出了村庄。我长出了一口气。
葬礼结束，铜拴在院里摆了三桌酒肴酬谢忙客。我跟大家碰了几杯，吃了馒头、熬菜，骑上摩托车直奔乡里。
书记昕完汇报，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
我心情愉快地去见乡长。乡长的微笑意味深长。我拿出铜拴写给我的保证书。乡长说，不看了，你留着吧。不过，你要给乡里写个保证。我在一张空白信纸上写下了保证，大意是我负责全权处理张银拴问题，保证他今后不给乡里找后账，如果找后账，本人甘愿接受组织处理。多长收起我的保证。我随手打下一张一万五千元的收条。乡长签下“准付”两字。他略微歪着脑袋说，顶一个正式乡干部十几年的工资了。
我后来才知道，听了我的汇报，书记非常重视。等县里的会议一结束，他顾不上回家，匆匆赶回了乡里。他跟乡长和张副书记沟通后，连夜召开了党政联席会，很快形成一致意见。他说正逢计划生育再掀高潮的特殊时期，他们真要抬棺上访，堵了乡政府、县政府大门，影响就大了。全县二十个乡镇，县四套班子，特别是县委领导会怎么看?他们的第一印象，肯定是我们乡里出了大事，我们控制不了局势。这个印象一旦形成，将会影响县委对干部的使用。那样的话，大家多年的辛勤付出就白费了，就可能在政治上吃大亏。如果我们推卸不管，可能省下几个钱(很难说)，但最终得不偿失。所以，应该主动介入，促使尽快解决。我们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虽说一两万块钱不是小数，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征收超生子女费时，适当提高一下比例就行了……又不是从自家拿钱，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乡财政所账上没有钱。书记让财政所长跟我一块去找制瓶厂厂长，让他提前预付了下年度的承包费。
我拿了钱回到村里。支书赶了过来。铜拴兄弟们搀着他们的老娘过来了。我说为了你们家的事，我给乡里立了状子，现在跟你们绑到一起了。你们已经答应了，以后绝不能反悔。我把丑话撂到前面，谁要是反悔了，先得经过我这一关，到时不要怪我六亲不认。他们没想到能得着这么大一笔钱，已是千恩万谢，立誓赌咒永不反悔。
铜拴拿到钱，打了一个收条，商量以老娘的名义存进信用站。临出门时，我对铜拴说，知足吧，确实不少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到时候再找个女人都花不完，还有长头呢!
他们被我这句话逗笑了。
一晃十八年过去了。
今年初夏的一个周末，我在市里修车，碰上从此路过的老乡长。我们已经多年没见面了。乡长调离后，又走了两个乡镇，现在县直部门担任领导。这期间，支书退位我接班。十年后，我也退了下来。我跟乡长蹲在路边树阴下。对面四台重型机械正在作业。数尺高的瓦砾上，一派乌烟瘴气。
我们聊着，说到了张铜拴。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怎么，他告状了。乡长说没有，当时处理得挺好，说过永不反悔的。我心里平静下来。乡长问张铜拴后来怎样了。我说第二年又成了家，生了个闺女，已经十七八岁了。乡长说过得太快了，他老婆掉进茅坑这么多年，快要沤成灰了。乡长的话让我困惑，谁掉进茅坑了?乡长说张铜拴老婆嘛。我说他老婆不是掉进茅坑死的，是病死的。乡长露出不解的神色。她掉进茅坑可是你亲口对我们说的。你说一个过路的女人进去解手看见了她，好多人用粪钩、粪叉什么的把她捞上来，怎么又成了病死的?一句她本来就是病死的没有出口，我忽然想起什么，意识到刚才说漏嘴了，赶忙附和了一句，噢，对对对，是掉进茅坑淹死的，快二十年了，一时想不起来了。乡长奇怪地看着我。那些往事在我脑海里迅速闪过。我掂量着，事过境迁，要不要说出实情呢。
铜拴老婆确实不是掉进茅坑淹死的，而是死在了一家县医院里。这些情况我后来才知道。在这个关键环节上，诚实的铜拴变得不诚实了，他和他的家人说了谎，一同隐瞒了女人死亡的真相。除此之外，一切倒是事实。做结扎后，她的精神不正常是事实，铜拴送她到乡下的精神病院治疗是事实，她从精神病院走失也是事实。她从精神病院出走后，医院没有及时通知她的家人，而是派人悄悄外出寻找。他们找了几天几夜都没有结果，后来，终于在另一座县城发现了她。因为饥渴，她已经严重脱水，昏倒在了路旁。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过来的。她被送进当地一家医院抢救。她在那里躺了两天，最终还是死了。非常凑巧的是，此时发生了另一件事，一个疯女人掉进路边公厕死掉了。铜拴家人合计，想要得到乡里的赔偿，就得排除不利因素，让她的死跟结扎发生联系，死在医院病床上，显然不如死在厕所更能引起关注。于是，他们瞒着支书，瞒着我，把那个疯女人死亡的事件嫁接了过来。
没有必要为他再隐瞒了。
乡长听完会心地一笑。
我也笑了，却难掩尴尬。
乡长说，其实后来我们也听到一些议论，跟你讲的大同小异。我们没做深究。有些事过去就过去了。回过头来看，当年的处理还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毕竟一个生命没有了，毕竟两者之间存在着撇不清的关系，毕竟铜拴是我们的乡民，我们没有亏待他。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掩盖了事实，错不在你，当时情有可原，现在更能让人理解。如果那件事儿发生在今天，恐怕不是一万两万的问题，没有十万二十万，不可能了结。我们应该承认书记料事长远，他拍板拍对了。不果断不行。随着死者下葬，一切风平浪静。我们成功应对了一起突发事件。我记得书记说过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
我问乡长是怎样的一句话。
乡长说，舍得花钱买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