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在受到江青、康生的陷害后，仍然不屈不挠地同极“左”分子进行斗争，是中央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敢于武力反抗武斗的高级干部。他倍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却仍然坚定、顽强地抗争，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松树品格”。
武力反抗武斗
早在1967年1月，遭受陷害的陶铸，就被责令在家里检查。他家的红电话被拆掉，文件也停送了，许多造反派不断地到他家里来批斗他。“七二○”事件后，又被抄家。1968年，他除被限制行动自由外，还被封锁在家里，不能与外界有任何接触。是年8月，“中央文革”在天安门组织有百万人参加的“批斗刘邓陶大会”，大会召开的同时，还在中南海设了3个批斗会场，分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批斗陶铸的分会场里，有300多人参加，并且把曾志拉去陪斗。在批斗会场上，陶铸高昂着头，以凛然正气面对造反派们。有几个大汉过来，把陶铸的头使劲往下按，陶铸硬是不低头。几个大汉一起死命地把陶铸的头按下去，陶铸又昂起来。这样，按下去，又昂起来，最后几个大汉只有气恼地把陶铸的双手反剪着，对他进行殴打，陶铸则拼死进行反抗。
后来一些在场的人回忆：当时，有一个人对陶铸呵斥：陶铸，你是叛徒，你要老实！陶铸回答道：我不是叛徒。这个人又说：你是国民党特务！陶铸怒吼道：我不是国民党特务，你才是国民党特务！这个人上前一步，照着陶铸的脸上就是几拳。陶铸的脸被打肿了，眼角也被打青了。陶铸怒目圆睁，大声吼道：你敢打我？！那个人说：我打你这个叛徒、特务，能怎么样？接着又对着陶铸的脸上打了几拳，陶铸的嘴角流血了。陶铸发怒了，他用力向这个人的脸上吐了一口血水，挣扎着，要扑向这个人，但他的双手被其同伙死死地抓住，动弹不得。陶铸边挣扎边高声叫道：要不是信共产主义，老子和你拼了！毕竟他们人多，几个大汉一起动手，对陶铸拳打脚踢，不一会，陶铸的额头上又鼓起了几个鸡蛋大的肿包。在拳打脚踢中，陶铸继续反抗着，拼命想要挣出手来还击，但他的手被几个大汉死死地拉住。陶铸就低着头向前冲，要用头去顶。他向前冲一步，就被这几个人拉回来几步，拉回来几步，又接着向前冲一步，拼命想挣开双手，进行反抗。就这样，斗陶铸3个小时，就打陶铸3个小时，陶铸也反抗3个小时。
批斗会后，陶铸被押送回家，他女儿见陶铸头上被打出肿包，要上前给他揉，陶铸一把推开，高声叫道：“如果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这时，跟随陶铸到他家中来的几个造反派又去批斗曾志。陶铸挺身向前，怒视着这几个造反派，质问道：你们为什么批斗曾志？难道这个样子斗我还不够吗？她是个病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陶铸是唯一一个敢于武力反抗造反派们武斗的中央高级领导人。他用这种激烈的行动表达他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对陶铸精神上的折磨，莫过于对陶铸思想成果的否定。
早在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决定搞倒陶铸时，就处心积虑地要在思想上对他进行恶毒攻击。他们决定由他们心目中的“笔杆子”姚文元来专门从思想上否定陶铸。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67年9月初，他们拿出了由姚文元执笔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交给毛泽东审阅后，于1967年9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篇文章第一次在全国公开点名批判陶铸和王任重，重点是陶铸。文章诬陷陶铸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叛徒”、“漏网的大右派”、“修正主义者”，“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污蔑陶铸写的两本书《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是宣扬“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文章把陶铸关于“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自由”、“应该让作家独立创作”、创作要“不拘一格、不要划一个框框”、文艺作品要“真实地反映现实”等意见，说成是“鼓动牛鬼蛇神‘自由地攻击社会主义’”，反对作家歌颂工农兵、“反对文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同时诬蔑《文艺报》是“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
姚文元这篇文章的发表，无疑给了陶铸当头一棒。因为这是对他几十年的信仰和追求的根本否定。陶铸内心的痛苦和愤怒，可想而知。造反派们每天到他家中去批斗他，还迫令他写检查。此时，陶铸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但他从不屈服，总是有理有据地反驳造反派们的造谣和诬蔑。
在巨大的精神打击和肉体折磨下，陶铸终于患了重病。
1968年国庆节前后，陶铸感到头晕、眼花，想呕吐，当时他自己并不在乎，以为是小病。拖至1969年3月中旬，才查出是胆部患上了癌症，需要立即做手术。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批示要积极治疗，并指定由上海第一医院的董芳宗主任主刀，301医院的陆惟善主任做第一助手，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还请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吴杰参加医疗小组。这个医疗阵容，当时是一流的。但是，康生、江青等人仍然不放过陶铸。他们派人到病房去监视陶铸，还把病房的窗户钉上木条，用纸糊上，限制其家人到病房看望。
曾志知道陶铸得的是癌症，怕他有思想负担，没有告诉他，只说是胆管堵塞，需要做手术。但是，陶铸早已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只是从来不说破，一直到死他都没有追究自己的病情。只有一次，他实在疼痛得厉害，才脱口而道：没想到癌症疼得这么厉害。在手术前，他表现得十分从容，医生让他签字，他二话不说，拿起笔来就签。手术是在没有家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
曾志后来回忆道：在手术前，她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要求去医院看护，但直到手术后的第三天，才让她去医院探视。陆惟善主任向曾志介绍了手术的情况。他说给陶铸做的是胰腺癌根治术，是普通外科最大的手术，手术进行了8个多小时，除了切掉胰头的癌症外，还切除了胆囊和十二指肠，胃切掉了2/3，大网膜去掉了1/4。
曾志回忆了她见到手术后的陶铸的情况：在白罩单的映照下，陶铸显得格外瘦削萎黄，两个鼻孔、伤口及手臂上，全都插着管子。但是他很平静，脑子也很清楚，见我来，用眼神和手势向我示意：一切顺利，请放心。但是，手术后的第4天，陶铸的病情却急转直下。由于严重的肠胀气，将手术切口撑裂，大量的腹水向外流淌。医生用吸引器不停地抽吸胃肠液及胆汁，每天要抽出4000毫升又黑又腥的液体。随后陶铸又患了肺炎和胸膜炎，持续高烧，神志模糊，生命垂危。陶铸想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嘱咐曾志：你要好好照顾亮亮（指他的女儿陶斯亮）。
但是，陶铸还是挺了过来，度过了危险期。他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身体有所恢复，而且，在精神上始终保持乐观状态。他回到家中，在一段时间里，每天能散步一个小时，看书一两个小时。但是癌细胞没有放过陶铸，在他的体内悄悄地扩散着。1969年9月下旬，陶铸又感到腹内阵阵疼痛，发低烧，脉搏微弱。医生诊断是癌症扩散，已经无法治疗。曾志回忆道：“我至今想起他那痛苦的样子，仍觉得心中酸楚，那是言语难以形容，常人难以想像的精神加肉体的双重疼痛。他常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虚弱得连大便的力气都没有……”“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得死去活来，他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
告别中南海
就在陶铸处在极大痛苦之中时，他却被“疏散”到外地去。1969年10月15日，汪东兴派人把曾志找去，对她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的合肥，你怎么办你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和外界通信，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曾志问：“什么时候走？”汪东兴说：“明天。”曾志说：“明天不行，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汪东兴说：“那就18号！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曾志回去把这一情况告诉陶铸后，陶铸沉思良久，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第二天，中直政治部主任王良恩来找病势已重的陶铸，又一次谈“疏散”的问题，陶铸躺在病床上镇定地说：“好吧，我同意离开北京。”王良恩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陶铸从容地对王良恩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不久，他对家人说：“我的问题性质，谁也定不了，只有历史，历史会公平结论。”此时他反复吟咏自己写的诗：“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他相信自己的冤案终会搞清。
在临走的前几天，曾志问陶铸：还有什么话要交代？陶铸说：“我怕是难见亮亮了，你要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好好生活……”
18日，陶铸简单收拾好东西，准备上路。曾志回忆了陶铸临走时的情形：“我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他送行。由于他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一个小时。他说若不是为了你，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上路的时间到了，护士替他打了一针杜冷丁，顿时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但仍然感到冷。我曾要求送他去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陶铸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门，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
陶铸离开中南海时带上的物品中，他最珍视的是他翻来覆去看了许多遍的《名臣录》。
特殊病房的“特级护理”
10月18日晚间，一架飞机降落在合肥机场。机场上灯光通明。一名军官呵斥后，机场工作人员立即关掉了机场上所有的灯。
在黑暗中，陶铸穿着呢子大衣，戴着口罩一个人慢慢地走下飞机，钻进车里。
设在合肥西郊的解放军某部医院，早已经接到电话通知，大门预先打开了，门口设了几个岗。汽车径直开进医院大门，在主楼后面的一排房子前停下。这排房子中朝北的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房间里，早已有4个人在那里等候，一名军官，一名医生，两名护士。
陶铸慢慢地从轿车里出来，立定脚跟，扫视了一下四周和周围的人。然后在那名军官的引领下，慢慢地走向早已为他准备好的房间。
这个“病房”所有的窗户全部用木板钉死了，在木板外还蒙上了一层油布，在里面，又蒙上了一层窗帘，透不出一丝光亮，灯要一天24小时地开着。“病房”里只有一张床，床腿都用锯子锯掉了一截，很矮。
陶铸看到这个特殊的“病房”，眼神里露出了一丝嘲笑。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站在他身边的那些医生、护士们的奇怪眼神。他慢慢地抬起右手来，一把撕掉口罩。他嘴巴紧闭，因消瘦而颧骨突出，鼻子更显挺拔，发黄暗淡的脸上，依然透出一种英武之气。
众人虽然知道这位“特殊病人”是陶铸，但却不能说。不但不能说，他们在医院登记本上，也不能使用陶铸的名字。于是，陶铸的病历上被人写上了一个化名 “王河”。从此，陶铸以“王河”这个化名，在这里被“特级护理”，直到他生命终止。
所谓“特级护理”，即：不准走出病房。由于窗子被封住，终日见不到阳光，与大自然隔绝了。他不知道日升月沉，每天的时间，只能通过医护人员上下班，结合日历来判断。在他的“病房”里，白天晚上只有一种光源――电灯。
不准与任何人说话，包括监护者，也包括医护人员。一次陶铸见一个护士进来，便主动搭话说：“小同志，你今年多大了……”还没等陶铸的话音落地，小护士立即吼道：“谁跟你是同志，你是走资派，你反对党，反对毛主席，你是反革命！”说完，小护士赶紧跑出去，向上级汇报去了。
不能与外界通消息。陶铸住的“病房”，没有电话，他也没有写信的自由，写了信，也没有人给他送。他住到这里，他家里的人，谁也不知道。
对陶铸的一举一动，要写下“动态日记”。每个监护人员和医护人员对这里发生的一切，要“终身保密”。
可见， “特级护理”，实际上是特级监管。更有甚者，他们还在医疗上，对已病重的陶铸这样规定：“根据病情和这里的条件治疗用药。”换言之，就是限制用药。后来的情况也证明，他们根本没有想给陶铸认真地检查和治疗。
这所军队医院里的所有接触陶铸的人，都被预先召集在一起开了会。会上，决定成立“监护组”。“监护组”的成员，除了“出身好”、“政治表现好”等条件外，最大的条件是“恨走资派”。同时，他们还被规定：“不准泄密，谁泄密谁负责”，你们“本人的名字都装在中央档案里”。会上，还规定了对陶铸的10条监护措施，传达的“上级”指示强调：“对他（指化名“王河”的陶铸）管理一定要严。”最后，一个专案人员在会上强调：“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他不但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第三号走资派，而且是叛徒，性质已经定了。他顽固对抗革命群众运动，当面辱骂红卫兵，还要拼命！对他一定要坚决斗争，也要讲究斗争策略。如果他不老实，大喊大叫，就堵他嘴！”“你们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完成了任务。”
在“特级护理”下的陶铸，是坦然的。他没有喊叫，也没有反抗的行动。但他并不甘心就这样死去，因为对于扣在他头上的“保皇派”、“第三号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大帽子，他是不服的，他不愿这样不清不白地离开人世。面对种种诬陷不实之词，他要澄清。他要顽强地活下去，直到沉冤昭雪，事情真相大白于天下。
为了生存，陶铸开始了锻炼。他每天艰难地起床，在房间里踱步。此时，陶铸已经十分虚弱，走15分钟，他就大汗淋漓，但他仍然坚持咬牙走着。走完之后，擦擦汗，再艰难地躺下去。一次，陶铸在踱步时，一个护士扶了他一把，被他一把推开了。这既表现了他坚强的性格，也表现出他对这位护士的爱护，他说：“你们还年轻啊！”
此时，他吃饭更加困难，但他仍然坚持下咽。癌症晚期的他，已经咽不下饭菜了。他吃一口，吐一口，往往一碗面条，要吃一两个小时，但他仍然坚持吃。这是他坚持要活下去，对命运的一种抗争。
最后一次“手术”
陶铸住进这个医院时，医院并没有给他进行任何检查，给他的用药也很简单。这使陶铸的病情更加严重，很快就到了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能解大便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监护小组”也知道，再不给陶铸做病情检查，陶铸很快就会饿死。“监护小组”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上级，上级同意给陶铸做一次检查，但有一个条件：“与病人接触的人不能再扩大范围，特别要注意保密。”
10月23日深夜，陶铸被医护人员抬到医院的放射科去检查。通过放射科的检查发现：陶铸的癌细胞已经广泛扩散，肠子已经粘连，并发展成为完全性肠梗阻，他的病情已经进入危险阶段了，必须进行手术，进一步治疗。
“监护小组”做不了主，关于陶铸能否做手术的问题，只有“中央文革”才能批准。于是，他们逐级向上请示。一直拖到11月15日，才得到“中央文革”批准，说可以给陶铸做一次手术。
就在11月15日这一天的深夜，陶铸被推上了手术台。他的腹腔被打开后，手术的医生和护士都惊呆了。陶铸的淋巴结癌细胞广泛转移，癌组织到处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已经焦脆，只要碰一下，就会破裂。如果手术，会引起大出血，病人马上会死亡。于是，临时决定，不再做手术。这样，腹腔怎样打开，又怎样给缝上了。令医生护士们惊奇的是：陶铸身上的癌组织已经广泛扩散，这对病人来说是疼痛难忍的，可是，在没有打任何止痛针的情况下，陶铸长时间以来一直一声不哼，从未发出过任何呻吟。他们也不得不在心里暗自佩服：真是个意志如钢的人。
陶铸又被抬回了“特殊病房”。经过这次“手术”，陶铸的身体极度虚弱。因为在“手术”中，陶铸流了大量的血，却没有给他输一滴血。“监护小组”指示：陶铸是走资派，是阶级敌人，无产阶级的血，不能输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输给叛徒、国民党特务。
“手术”后的日子，是陶铸在痛苦中倍受煎熬的日子。他身体里的癌细胞已经遍布腹腔，并且使肠道全部粘连。当时一个护士亲眼见到了陶铸痛苦的样子。这个护士后来说：“陶铸在癌症发作时，他坐起又趴下，趴下坐起，一刻也无法安宁。坐着时就用拳头顶住腹部，腰勾着，强迫拳头对痛点产生巨大压力，用来分散痛苦的焦点。趴在床上时，两条腿伸展了又抽缩，蜷曲了又蹬直，辗转反侧，冷汗如注；眼睛瞪圆了又闭紧，闭紧了又瞪圆，牙床咬得淌血，真是苦不堪言啊……有天晚上，一名护士心里实在不忍，在他的一再要求下，给他打了一针止痛针，第二天就受到了‘上级’的严厉警告和呵斥，说打止痛针必须请示‘中央’，‘中央’没批就不许打！”
处在巨大痛苦煎熬之中的陶铸仍然一如既往，一声不哼。当时的见证人后来回忆说：“那时的陶铸，身体剧烈地抽搐着，像触电一般。他的每一条筋，每一束神经，每一块肌肉，都在战栗，病床在他身下咯咯作响。”
“手术”后的陶铸，就是在这种巨大的疼痛中渡过了15天。到第15天，也就是1969年11月30日22点多，他的呼吸停止了，生命之火燃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