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闻出版总署改革办联合人民网举办的“新闻出版改革发展与未来展望”大型系列访谈在本刊陆续刊登了三次访谈，话题包括大型出版集团集约化发展，新闻出版企业股改上市，中央出版社转企改制。本期刊登该大型系列访谈的最后一次访谈：交流与合作――新闻出版业“走出去”，与广大编辑交流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经验和体会。至此，四期访谈刊登就全部结束了。我们相信，这四期访谈给广大编辑出版工作者一定带来了很多启示。它让广大编辑出版工作者有理由坚信，新闻出版工作应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我国新闻出版事业前途光明！
人民网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是新闻出版行业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应该说，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是改革的产物，也是发展的结果。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有利于国际传媒领域传播力的建设，有利于新闻出版企业做强做大，有利于把中华文化传向世界各地。这些年，按照中央的要求，新闻出版总署部署新闻出版企业“走出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统计了一下，中国的出版物已经进入世界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主要是我们的产品“走出去”，现在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我们的版权、企业、资本也在“走出去”。今天请到的嘉宾及其所领导的企业在“走出去”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们是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裁王亚非和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胡国臣。另外，特别请到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郝振省院长，他在“走出去”问题上很有研究，也熟悉国内外这方面的情况。
一、“走出去”的经验和体会
记者：安徽出版集团这两年在“走出去”方面卓有成效。我们首先请王总谈一谈在对外交流合作方面取得了哪些经验。
王亚非：作为地方出版集团，要发挥我们的特长，主要是把很多地方文化资源、有底蕴的东西征集起来，不但向全国传播，更应该向全世界传播。安徽有很多深厚的古典文化、地方文化。根据文化产业的特点，我们“走出去”，让别人认识我们，一开始走的是版权输出。按照国务院对外输出的一些计划，我们进行安排，从版权输出逐步走到合作出版，从单一的图书到文化产品，从单一的文化产品到实体“走出去”，一直到资本“走出去”，走了五年。
目前，我们在海外有三个基地，在俄罗斯有一个中型的印刷厂，是中资在国外开的第一家印刷企业，一年有将近三千多万元人民币的产值，每年有三四百万元的盈利。
这个企业艰难困苦走了五年，大规模印的是图书。这使我们在以后图书“走出去”、文化交流“走出去”有一个很好的产业基地。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走出去”如果仅仅靠一本书、两本书，还形成不了文化的强大力量，发挥不了文化的堡垒作用。
记者：您觉得要形成强大的文化力量，发挥文化堡垒的作用，该怎样办呢？
王亚非：我觉得我们“走出去”，首先要有自己的实体走出去，要根扎在那里，要“走出去”、走进去、扎根进去。扎根进去第一点，就是不能像提篮小卖、夫妻老货店那样。要有一个成建制的队伍在外面，我们有工人、有资本、有设计人员、有营销人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同样可以做图书、设计、编辑，现在网上编辑在线出版已经很容易了，而且和地方文化交流非常容易。有时候我很自豪，看到我们企业，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飘着，那一带很多人知道我们中国的企业，这就是文化交流。我们的图书，科技类的图书、生活类的图书、保健类的图书，都容易进去。
另外，最近到波兰建立了一个合资的出版社，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波兰是第三大出版社，出版科技类的图书。现在科技类的图书、生活类的图书比较容易输出，因为文字相对较少，这样容易先走进去，走到人们心目中去。我们还在斯洛伐克建立了一个文化产业园，主要以数字传媒产品为主，从硬件的装备到芯片的组装再到技术服务。这样的基地容易把我们的很多图书、光盘、数字产品带出去。我们叫文化产业基地，一个一个辐射，就容易形成强大力量。融入了当地的社会，知道当地的文化、法律，也知道当地的经济规律，做起来就很容易。同时把国内其他出版社需要我们做服务的、做传播的都带动起来了。
第二，要有一个专业的队伍。我们的体会就是，要“走出去”，必须有专业队伍。我们出版集团有八家出版社，每个出版社都有一个专业的“走出去”机构，叫国际版贸部或者国际合作部，都有专门的骨干，大概都是大学外语专业或者特殊的专业出身，外语基本上都能达到八级左右，能讲话、能写作、能研究。这样交流起来方便。特别是他们每年都参加各种各样的在国外的国际展会，这样培养了很多客户。这是主要的两个经验、体会。
记者：谢谢王总的分享。下面我们请胡社长谈一谈人民卫生出版社在“走出去”对外交流以及出版贸易方面的一些经验。
胡国臣：人民卫生出版社是一个专业性的出版公司，这些年来，对于“走出去”，我理解一个是国家的号召，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再一个，“走出去”必须和出版社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不至于把它单纯地作为一个政治工程，而是和出版社的发展息息相关。这样才能变成自觉的“走出去”，而不仅仅是为了响应号召而“走出去”。
人民卫生出版社主要是出版医学读物的，包括西医和中医两个方面。我们“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明确了奋斗目标，“十一五”期间要促使人民卫生出版社快速地跻身于世界医药出版的大社、强社之列。我们“十一五”期间就着重在探索如何“走出去”。关于“走出去”这个问题，2000年的时候，我就在国际市场做调研，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走了四十几个国家。我自己当过中医医生，又做出版，经过调研以后，我感觉到，中医“走出去”是最佳切入点。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医文化和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从过去的《周易》到《黄帝内经》，中医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个原因是从国际上来讲，西方的主流社会有三分之二的人群接受或接触过中医，如果按旅游的说法，它有很好的地接，它有文化的土壤。我是2005年到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基于上述想法，2006年就开始着手做中医“走出去”的一系列工作。
记者：这个工作开展以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成效？
胡国臣：现在我们已经出版了以英文版为主，包括德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的图书二百五十多种。我们已经在14个国家卖了二百多种版权，我们有遍布美洲、欧洲、亚洲、澳洲的36个经销商，产品销往23个国家和地区。
中医“走出去”对我们来说，只是作为一个切入点。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出版范畴，中医只是一个部分，不是大部分，大部分是西医。所以，在国际形象方面，人民卫生出版社不能只是一个中医出版社。切入点找到以后，我们就感觉到，要想使人民卫生出版社真正成为一个国际医药卫生的大社、强社，就必须在西医方面有所作为。如何发展呢？
第一，走资本运营的道路。我们2008年初首先在美国建立了分公司。美国分公司建立以后，我们就在思考，是一本一本地出书，还是用资本运作的方式首先兼并重组一家医药出版公司？最后我们得到了信息，加拿大的一个公司有20年的医药出版历史，在两个专业方面很有影响力，一个是在肿瘤专业方面，是世界出版的第三位，再一个是在口腔方面，也占世界第三位。这两个专业对我们来讲都很有吸引力。2008年7月8日，我们正式和加拿大这家公司签约，斥资371万美元收购了它的全部的图书资产。美国分公司我们一共投入500万美金，拿出371万收购加拿大这家公司的所有图书资产。这个时候我们一举就有了将近300个品种的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医药图书产品，这样我们西医“走出去”就有了影响力。
第二，在此基础上进行编辑出版工作。比如美国分公司的《癌症医学》这本书，是和美国癌症医学研究会合作出版的，他们组织全球知名专家编写此书。现在，美国分公司可以很自如地进入到美国的一些大的医学院校进行组稿，比如哈佛医学院、霍普金斯医学院、滨州大学医学院，可以跟美国排名前几位的大学医学院专家组稿。这个时候，大家都感觉到，人民卫生出版社已经从在国际上不为人知发展到逐渐被人了解、再到大家比较认可的出版公司。
第三，我们斥资八亿元建了一个八万平米的世界医药图书大厦，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国际会展中心。建设这个会展中心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的国际化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在中国之所以是最权威的一家医药出版公司，就是我们拥有国内一流的作者群，我们要想成为世界一流的专业出版公司，也必须拥有世界一流的作者群。我们就想以国际会展中心为平台，不断在这个地方召开国际医药类学术会议，使医药各个学科的大腕专家不断进出人民卫生出版社，了解和认知人民卫生出版社，最终成为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一流作者群。会展中心召开的第一个会议是国际医学校长高峰论坛，至今已经搞了三届，有十四五位医学院校长来参加我们的国际医学院长高峰论坛，包括哈佛医学院、滨州大学医学院、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第四，我觉得要真正“走出去”，必须走本土化之路。美国分公司完全是聘用美国当地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必须适应美国的市场和美国的游戏规则。2008年美国分公司刚成立，就遇到了金融危机，加拿大、美国那些大的出版公司销售下降30%，我们出版公司毫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2009到2010年，我频繁地去美国分公司，进行公司战略结构调整。2010年的时候，美国分公司的销售增长了25%，回款增长了28%，基本上走出了美国金融危机的阴影。我觉得这几年我们历经了艰辛，应该说也冲破了重重阻力。坦诚地说，我们是第一家真正地在国外进行资本运营收购国外企业的公司，第一家吃螃蟹是容易扎嘴的。
记者：谢谢胡社长。郝院长，听了两位老总的介绍以后，希望您能从专家学者的角度跟我们分析一下国内出版行业进行对外交流以及合作的情况。
郝振省：作为中国出版的一个研究机构，为总署的决策、为行业的发展服务的这样一个研究院所，我们也一直特别关注整个出版“走出去”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参与了“走出去”的中长期战略的一些科研项目和工作。我想从研究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明确“走出去”的几个问题。
比如，第一个问题，我们的“走出去”和“引进来”是什么关系。好多人老是说我们也要“走出去”，甚至国外一些人觉得我们这个“走出去”是不是声音太强了。你要老“走出去”，老占我的市场，我怎么办？你们还引不引进？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担心的必要。我们是在充分开放的情况下，在一直改革开放的情况下讲这个“走出去”的。并且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走出去”和“引进来”同时并举。版权贸易差距是缩小了，但还是引进远远大于我们的“走出去”的额度。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走出去”。“走出去”战略，是我们心血来潮、是一种简单的主观愿望吗？我觉得不是这样。“走出去”要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考虑。从生产力要素和社会需求的角度来讲，有“走出去”的必然性。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出版生产力充分发展起来以后，当产品满足国内消费市场的时候，生产者的眼光毕竟要跃出国内走向国际。另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在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生产者也要考虑国际社会需求问题。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经济和文化相融合。现在有这个说法：经济越来越文化化了，文化也越来越经济化了。实际上不是简单的谁搭台谁唱戏的问题。当我们的经济已经变成国际上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不可能长期处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从国家战略来讲，当一个国家要寻求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相应的位置的时候，它肯定不只是经济上的一种发展，也要有文化方面的进入和文化方面的强势。
我要特别讲到的是，当一个出版企业或者一个文化企业要成为一个很大规模的生产者的时候，它在向战略投资者演变的过程中，必然要走向国际市场。我觉得，这个理论也和刚才这两位领军人物讲的是非常吻合的。它有实力了，有人力了，有对国际社会的了解，“走出去”是必然的，不“走出去”倒是让人不可思议。
第三个问题是“走出去”和“走进去”的关系问题。我在《人民日报》上也写过文章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走出去”不光是一个单面的热情、单面的愿望，我们的方针是要“走出去”，我们的最终目的要“走进去”。要“走进去”就必须研究国际市场。正像刚才两位老总讲的，必须研究对象国家需要我们什么样的出版物。比如，法国和日本就不太一样，比如，美国和波兰就不太一样。所以，要研究它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出版物的需求特点和爱好。另外还要了解国外哪些人在从事中国文化的引进工作，国外哪些出版企业是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这几年中国的模式和中国的文明崛起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的兴趣，我们的“走出去”也刚刚开始。所以，我们的空间大得很，我们要做的工作也很多。而作为研究机构，我们想做好跟踪工作，做好研究工作，做好服务工作。
二、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记者：近年来，我国新闻出版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下面想请各位嘉宾就这一话题进行交流。先请王总谈一下对这方面的理解以及您所分析的原因。
王亚非：第一，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整体提高而提高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的了解多了，就需要了解中国这个民族怎么回事、这个国家怎么回事，文化交流也就成为必然。交流多了，我们国家很多有见解的、有深刻论述的东西就出去了，慢慢就进入主流社会了。现在在海外不仅有许多孔子学院，还有包括胡社长的出版社，包括我们企业和欧盟的国家建立的产业基地。我感觉到从文化上讲述的很多观点，国外很多朋友慢慢都已经接受了。
第二，实际上，对于我们的文化国外许多人是很想知道的。我们最近出口了一些图书版权，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传统漫画，就是例证。过去我们中国一直在引进日本的很多漫画图书，最近我们做的漫画图书，日本的中学拿过去作为他们的教材，作为他们图书馆的陈书，这是一个变化，这是原来没有过的现象。
第三，美国的图书馆有十万家，他们也需要一些中国的图书，来介绍中国的历史、文物、地方剧、名山大川、科学技术乃至中国的教育方式等。
以上这些因素都是新闻出版业能够在海外市场不断提升竞争力的原因。具体到某个出版企业，情况会有不同，会有不同的做法和体会。以我们自己在海外的企业来讲，越来越感觉到不管什么类型的企业，具有自己的阵地，具有交流的平台很重要。所以，我们首先选择在俄罗斯建立印刷企业。印刷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掌握了很多客户资源，大部分是出版社、杂志社、商业文化交流机构，我们的出版机构通过这个渠道与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
我们还选择在欧盟地区建立出版机构。在欧盟可以跨国自由旅行，可以减免关税，自由交易。在一个合适的国家建点，可以辐射其他国家甚至世界。
此外，我们还选择做产业基地。我们是综合性企业，就要在综合产业上下工夫。因为最终要有铺天盖地的综合性产品走向国外主流社会才行，所以我们创建了数字化的硬件装备厂，把有关软件，配合西方的产品、中方的产品都装在一块，随着商品把文化传播出去。我感觉，中国文化越来越被西方的朋友看重，他们越来越想了解中国。其实我很早以前在美国出差的时候，发现《人到中年》、《牧马人》等在美国的电影院一放放很长时间，我以为都是中国人在看，其实里面多是美国的中年人在看，许多人在流眼泪。那时候翻译得不够准确，他们看完以后也说很好。我认为只要故事好，全世界善良的人都会被打动。文化产业是一个引领产业，不是说你需要什么我供应什么，而是我做什么你消费什么。文化走到全世界都是能够引领的。所以竞争实力就在于你的智慧、你的创作、你的故事、你的投入。最近我们上市以后有很多的资金，在国际市场上打开局面，并以点铺面，以产业带动全面发展。
最近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中国民俗习惯》，初衷是给来访的外国朋友讲基本常识，什么是拜年，什么叫吃饺子，并没有什么其他意图，结果一印再印，印了十几版。没有想到，我们本来想做一个册子，来了客人就不用讲了，一人送一本，慢慢后来订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有生产硬件产品的产业基地，于是就在放硬件产品的箱子里面装一本。做一百万台的电脑，就印一百万本书，这些书的归宿不是在书架上，也不是在超市里，而是在家庭里。我们做文化产品最终一定要进入家庭，要让读者看进去。现在很多书进入书店，放在书店三五个月卖了十本、八本，所以我们不太选择中小经营商。版权输出就有这个问题，你把版权给对方，他给你二万美元、三万美元，也许他没有能力印一千本或者两千本，或者两年三年还没有做出来，等于你把你的权力让给他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合作出版，并且多种渠道销售。
记者：从版权输出到合作出版，确实是一个亮点。到海外办厂、办店、办社，尝到了甜头，获得了效益。这个话题胡社长一定也有很多体会。
胡国臣：刚才听了几位的话很受启发。从国际市场的贸易和竞争来讲，中国是一个出版大国，但是，真正要变为一个出版强国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我们还是处于弱势的。“走出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是什么。“走出去”的产品应是老百姓都关心的东西。由于专业特性，我社的产品内容是和健康息息相关的。任何有人群的地方，特别是发达国家，人们都希望在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所以对健康都非常关注。我们出版的是医学方面的内容，是能够给整个社会带来利益的。另外，医学出版进入的是高端市场，直接进入到西方的主流社会。西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越发展越精细，人们已经感觉到出现问题了。现在人们提倡回归自然、回归整体，人体终究是一个整体。这和中医的整体观、天地人一体观相应，在思想和理论上是一致的。我们的中医出版适应了西方的思想转变，适应了他们这种需求。所以，我们中医的书走出去的时候，我们进的是主流社会。因为语言问题，我们专门聘了十几个外国人到出版社来做编辑，解决我们进入主流社会的语言问题，把中国式的英语变成美国式的英语表达。在中医出版方面，我们还做一些科普的东西。比如，中医讲药食同源，饮食和中药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分的。后来中医发展了，把有些能够吃的东西，按照阴阳五行，针对身体的状况进行组方。
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的前提是要提高我们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走出去”应和提高我们的医学出版水平以及中国的医学学术水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前面提到，我们收购了加拿大一家在癌症医学出版方面很有影响力的出版公司。我们和原书作者美国这方面的医学专家商议，希望能够在修订的时候加入中国的一些作者。这就意味着在出版“走出去”的同时，也让我们在提高中国医学学术水平上有话语权，有切实可行的举措。
眼下我们正和全球医学出版的四大家族之一的著名出版公司在接触考虑重组的问题。这个公司拥有一大批全球最权威的医学专家。假如我们可以对它出版的医学图书进行重组，将为我们从一个出版大国快速地进入到出版强国，探一探路子。
郝振省：刚才说了，“走出去”还要“走进去”。怎么“走进去”呢？两位老总、社长研究得非常到位。比如，王总谈到印刷产品服务的广泛性，出书也好，出刊也好，出报也好，甚至搞别的文化包装也好，都离不开印刷这个产品和服务。而且它没有很多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文化差异的问题，所以这一招是很厉害的。
胡社长刚才讲到健康问题。健康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话题，但是，在生活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它追求的强度不太一样。现在，我们向小康方向发展是非常快的，当物质生活较之以往更加丰富的时候，人们对自己的健康问题更加关注，国外更是这样。所以，这个产品“走出去”也有很强的辐射力，有很广泛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可持续。我觉得他们这两家“走出去”非常成功。这是从他们的角度看。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我们“走出去”成功了，是不是也有这么三个理由。一个是我刚才讲的国家的层面。实际上新闻出版总署和相关的部委，在出版“走出去”方面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政策的出台，一件是发展的规划。发展规划应该是逐步实施，我们有中长期的规划。政策出台，我们专门有扶持“走出去”的政策。刚才王总已经讲到，因为他们在“走出去”方面走在前面，给全国的行业带了好头，所以，不仅获得了精神上的鼓励，而且也获得了经济上的支持。这是一个多重效应。我们在扶持“走出去”方面是很有力度的。刚才讲到规划，比如有总署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也有很多资金支持它，还有我们的对外推广计划，都实现得非常好。这个计划涉及国内几百家出版社。所以，我觉得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发展规划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理由，我觉得我们充分利用了国际和国内的一些重要平台。比如，法兰克福国际书展，2009年中国做主宾国，可以说是打了非常精彩的一个战役。2012年伦敦书展，我们是主宾国。我们现在担任主宾国心里很踏实，既有宏观的东西，也有微观的东西，既有“好看”的东西，也有“好吃”的东西。
记者：“好看”和“好吃”怎么理解？
郝振省：所谓“好吃”，我们绝不是简单地展现一下、宣传一下，是要给我们出版企业带来实实在在效益的。所谓“好看”，我们中国的文化形象光鲜夺目。我们的编印发、书报刊、声光电、产学研，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国际社会很震动。我们已经从早期起宣传性作用的比较浅层次的展示形象，发展到实质性的“走出去”造文化品牌。每年国际上有几十个书展，通过这些平台我们展现了多种效应。希腊的一个书展规模不是特别大，但使馆同志告诉我们，我们的书展非常厉害。书展带动了其他文化产品“走出去”，展会上可以放电影，可以展示我们的民俗产品，有很多东西可以借这个平台输送出去。比如我们有一个雕版印刷的表演，主办国的总理、部长排着队看。
第三个理由是这些年新闻出版业转企改制，推进我们做得又好又快又强。王总的集团公司是国家有数的几十家领头企业之一。在国内国际的影响都很大。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名也靠前，我觉得它现在底气很足，前景一片光明。出版产业生机勃发，竞争力增强，得益于改革，得益于转企改制。
记者：刚才王总讲的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您能不能在“走出去”实现途径以及其他的经验做法方面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王亚非：我再做几点补充和强调。第一，我们“走出去”的意图是做一个马前卒，帮助国家探讨和解决增强文化软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个问题。我们探讨的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作为出版社，产业发展包含的内容比较多，从编辑出版到印刷、复制、装备乃至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都可以包括。我刚才已经介绍，第一，我们选择一种比较容易进入国外主流社会的方式，比如办印刷企业，有成建制的队伍，其中还有国外本土化的技术工人和销售人员。第二，我们出版的范围比较宽，既有科技类，也有生活类，便于对外合作。第三，生产有关技术装备。“走出去”首先要生存下来，要让别人接受，要会交流，然后才能发展。
第二，集团军式的发展和千军万马式的发展应该同时进行。比如我们当年经济上“走出去”，不论国家级的大公司，还是私募的小公司都在外面建点、铺点。除了生产大的产品，建设大的产业基地，包括承包海外工程以外，很多民营企业铺天盖地地生产单个小产品，进行单种经营，发展也很快，也促进了与国际经济社会的交流。这样才使我们经济有了跨越式的发展。文化产业发展可能也要走这一步。我觉得要两条腿走路。我觉得真正要走出去，不光是胡社长这种高端的、专业的“走出去”，民间也要“走出去”，要有海外发展的基金，专门的商业化运作的基金，政府的政策支持。
第三，最主要是建立队伍。从我自己的经验发现，我们文化产业中间，很多人虽然有很高的专业水准，也很有文化水平，但是，对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法律法规基本上是很漠然的。这是一个最大问题。其次，语言交流存在障碍。很多人讲的是中国式的英语，讲出的话别人不理解。我们做综合性出版的，如果和出版商谈一部小说，连一个故事都说不清楚，怎么能把版权交易做起来呢？专业的队伍建设，需要专门培训。
我们现在是企业，要能实实在在赚到钱，这是必须的，但队伍得到锻炼更重要。我们在海外搞公司，我们自己的人在海外得到锻炼，公司的品牌得到延伸，资源得到积累。在这个问题上，海外投资的眼光就要放长远，无论国家、政府、企业都要放长远，虽然要挣钱，要有回报，但是要看长远的发展。
第四，“走出去”当然需要政府推动和资本支持。现在总署领导到海外很多国家政府部门，经常把我们文化企业负责人带上，这是我们很感到欣慰的。我们企业也经常跟着国家领导人的团组外出交流，那个交流面更广。不是说我们做出版的就只能和出版社打交道，有很多交流与合作的对象，我们要经常和他们打交道。其次，我们要努力寻求资本合作。资本可以掌控很多东西。只要有资本，掌握大的资本产业，同样可以做想做的很多事情，包括“走出去”的事。现在无所谓钱从什么地方来，而在于你钱用到什么地方，只要你有资本都能做到。
胡国臣：文化体制改革和政府对于“走出去”的扶持力度，我觉得是非常大的。除了建立政府的“走出去”的扶持基金，也可以探索和商业银行建立合作基金。先前我汇报我们下一步如果和国外四大医药出版家族其中一个重组的话需要资金，当时总署领导明确表示可以给予支持。因为我们还没有上市，要拿出十几个亿重组一家出版公司，可能还需要政府的扶持和银行的支持。
我觉得我们“走出去”，不能片面追求眼前的利益所得，而必须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因为“走出去”，我们是去进入另外一个市场。现在说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国内的市场，我们轻车熟路。国际的市场，我们是学习，而学习是要付学费的。我们开拓一个新的市场，是要有一个周期的。任何一个新的增长点和一个新的市场的开拓和占领，是要有一个周期的。“十一五”期间我们“走出去”投入了大概一亿元的资金，当时阻力很大。在不能很快产生效益的情况下，这种投入说句实在话，要承担非常非常大的风险和压力。从政府来讲，目前对“走出去”很支持。我们已经受益了一千万元左右，总署又给我们报上去一亿元左右的扶持基金，要能批下来的话，那将对我们快速地进入国际市场，是一个助推器。因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资金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我们搞数字化出版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是烧钱。这个过程就是要烧钱，有前期大量的投入，才能有产出。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国际上数字化出版对我们出版业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年底我们已把美国公司的数字化出版的平台建起来了。这个平台建起来以后，实际上我们和国际上的差距只不过是十年左右。这样，大大缩短了我们和国际优秀出版企业的距离。中国要真正在全球有话语权，不能仅仅是经济上“走出去”，必须是文化“走出去”。我到梵蒂冈去的时候，看到了天主教能够从那么一个小地方传向全世界，这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示，那就是中医药“走出去”必须文化先行。中国如果经济真正彻底“走出去”，文化跟不上，那是要出现大问题的。
郝振省：我想借着他们的话茬补充一点。在未来新的“走出去”途径上，我觉得恐怕就是数字化出版“走出去”，这是一个非常紧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数字化出版“走出去”，实际上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出去”了。比如清华同方、万方数据、盛大文学，它们实际上已经“走出去”了。比如龙源期刊，主要是文化综合类的一两千种刊物“走出去”，它和传统的刊物实现了共赢，在已有市场基础上开拓国外市场。据他们讲，北美市场已经辐射80%的空间。这种数字化出版“走出去”，可以说对传统出版业是一个挤压，同时也是一个提升。比如它通过网上销售“走出去”，使得好多过去的屏障不存在了。上网以后，这种销售可以不是一本杂志，只是一篇文章就可以，从这些销售的后台数据里面可以了解不同地区读者的阅读爱好，从而反馈给编辑部调整和改变编辑方针策略，使他们的工作更有针对性。所以，数字出版“走出去”，势头还是不错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有一个和数字化出版“走出去”相匹配的东西还跟不上。数字化出版“走出去”有一个前提，就是需要最大限度的集约化的经营。我们现在的经营，包括集团在内，和数字化出版“走出去”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尽管如此，我们的一些集团已作了许多的努力。不久前，我们在座的两位老总、社长都让他们的企业参与了数字博览会，而且获得了奖牌。我觉得未来的出版，传统图书出版不能放松，数字出版更要迅速推进。这样的话，我们“走出去”的战略会更宏阔，会更有势头。
三、未来怎么“走出去”
记者：现在“走出去”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期，国家的扶持力度也很大。两位老总所在的企业都是受益的。那么对未来“走出去”，有怎样的考虑？
王亚非：中国正在从出版大国走向出版强国。出版强国最大的表现就是在国际上有话语权，通过“走出去”，让别人理解你、接受你，我想这是我们想做而且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地方性的出版集团，为什么要将产业发展到国外？就是在希望通过平常的交流不断地渗透中国文化。让别人理解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形态，中国人运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就是说你穿衣服为什么这样穿，你吃饭为什么这样吃，你讲话为什么开头用这样的问候语。人家慢慢理解你，才能接受你的文化。这是其一。
其二，要把中国文化中很多好的元素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去。图书出版当然是一种，数字出版更重要。我们集团做的是三级阅读，我们已经不做简单的1.0、2.0，我到国外跑了很多地方，发现阅读器上大部分是互动的东西，就是音频、视频。比如游戏、引擎、射击，这些东西比较多，单纯的图书内容比例还是相对小一点。从硬件发展趋势来讲，互动3G越来越发展，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国很好的东西通过高新技术手段表达出去。现在美国的IPAD，包括我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都在做这个事情，无非是将中国文化表现得更加生动、吸引人。在这一方面，我们出版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其三，从政府的层面，应该更加注重挖掘中华文化的优秀元素，把它明确化，或者进行多元化呈现。文化建设要着眼于未来。现在我们宣传的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古老的文化、历史的文化，这些当然全世界各地也想了解，但是我们中国人也应有自己的科幻。比如中国科学后一百年，全球发展后一百年，大家都是感兴趣的。国际上吸引我们中国很多年轻人和科学家、经济学家眼球的就是后30年、后50年的构想，大家总是在看未来。现在许多电影大片都是在讲未来。历史当然是需要了解的，但我们应该从历史转到构想未来，不要将历史的包袱背得太重，总是觉得五千年的文化挖不尽。能不能将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延续到后300年、后500年，这是我们应该共同探讨的好题目。当然，我们做的事情还是要从眼前做起。
胡国臣：王总谈得很好。我们中国是在近五到十年才开始重视文化“走出去”的，特别是近五年，大家大张旗鼓地讲中国文化“走出去”。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经济的“走出去”已经远远不相适应，中国政府提出要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实力的提升，中医“走出去”已势不可挡。我们要逐步加强和国外学校的联系。美国现在有80家中医学院，政府认可的有将近五十家，有三十几家正在试办。我们要加强与这些学校的联系和合作。不仅出一般的图书，还要出教材，甚至可以设想和一些中医学院有机地结合，或者重组，形成中医“走出去”的合力。比如，建立联合诊所、连锁书店、连锁养生康复院，介绍中国人的养生理念。通过这种合作，很自然地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
今后的“走出去”，必须真正使企业“走出去”。企业必须是一个市场的主体，才能真正地“走出去”。不然，小鸡老是离不开母鸡，是永远长不大的。
王亚非：图书产业“走出去”，文化就出去了；文化出去了，你就更加强大。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这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最重要的体现。如果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在海外怎么能够长远发展呢？不能长远发展又怎么能够传播文化、扩大影响呢？企业需要一定的发展空间。必须投入，没有投入不可能有产出，特别是国际性的业务，更要投入。
现在我们和国外合资合作存在一些毛病，有些投资人很急功近利。投了三年五年马上要求回报，算计着每年回报多少。别人想用三年五年打开市场，甚至亏了都要把市场打开，目的在于把品牌打出去，后几年才求回报。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怎么可能获取更大的利益呢。现在这个机制很麻烦，要点钱费事，你花钱，许多人盯着，还要打报告。所以我刚才讲，改革考核机制要有所考虑。比如，“走出去”后如果在海外有亏损，我认为也应该加分奖励，因为他走进去不容易。本来是一件好事，结果因为各种制度原因带来负面的影响。海外许多企业在中国发展，一开始都不是很顺利的，都是有各种原因的，但是十年以后，十分可观，品牌有了，阵地有了，队伍有了，市场也有了。
郝振省：我今天也学到不少东西。作为研究院来讲，要更好地研究大家的经验，研究大家的基本思路，从长远的角度，从服务决策、服务行业发展的角度，为进一步“走出去”，做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