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影东京审判已经两周了，一直想写点什么，却总觉得找不到合适的角度。仅仅喊几句反日的口号，实在有些对不起导演拍这部片子的苦心。最终决定写写东京审判与今天的日本人对那场战争的态度的关系吧。
暂将时间拨回1945年8月15日，两颗原子弹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太平洋战争，而在此前的两个月，欧洲的邪恶轴心也在反法西斯同盟的炮火下土崩瓦解。当物质的罪恶被毁灭后，精神上的罪恶也迎来了最终的审判。于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与远东（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于1945年11月20日和1946年5月3日相继开庭。先简单提一下纽伦堡审判：事实上在如何处理纳粹战犯的问题上，反法西斯同盟国最初存在过不同的意见。比如苏联人认为，所有穿过纳粹制服的德国人都应该枪毙，至少应该让他们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至于党卫军，也许活埋是个更好的方式。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主张：对纳粹主要战犯无须经过审判，直接枪毙。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却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应该在当时德国的国民仅仅认为自己是被打败的情况下，将纳粹所犯的罪行公布于众，让人们去了解、去避免相同情况的再次发生，而不是认为对战犯的惩处只是成王败寇式的报复。“以公正培育正义，以理性巩固和平”就成了这次审判的目的。法庭最终宣判纳粹组织及其思想违法。21名甲级战犯中的11人被判处绞刑。
目光转向远东，在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上沿袭了德国的模式：由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签署命令，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采用欧美法系（无罪推定原则），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在经历818次庭审之后，28名被告中的7人被判处死刑，16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后相继释放），2人有期徒刑。
毋庸置疑，两次审判有着巨大而积极的历史意义。但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德、日两国国民对于那段历史、那场战争的普遍看法，却惊人的相左。在德国人反思、道歉的同时，在日本，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却在淡忘或企图翻案。我们很多人把这归结为民族性格的差异，但这种说法却过于含糊其词。什么叫民族差异？难道德国人不尚武好战？德国的军国主义历史要长于日本，“能用血换来的不用汗换”“用剑去犁土地”也曾是日耳曼精神的体现。即使在今天，你也能在足球场上看到他们血液中流淌的进攻基因。那究竟是什么让这些高傲武士在面对那段历史时如此的谦恭，而我们的邻居却如此的嚣张？追根溯源，我认为正是那两场审判决定两国今天不同的历史观。如果将纽伦堡审判比作美玉，那么东京审判就有了太多的瑕疵。
东京审判的缺憾对今天的影响主要有三：
首先，东京审判侧重于对战犯个人的审判，却忽视了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封杀。与之相比，在纽伦堡的判决中明确指明，纳粹党及其所有思想违法，纳粹的一切包括旗帜、徽标、海报甚至抬臂礼均被封杀。这意味着你穿一件印有万字徽的T-shirt走在德国大街上都有可能遭到起诉。就是这条明确的红线，紧紧地捆住了德国的那些极右翼“精英”，使得他们哪怕是稍稍一点点的复辟倾向都会遭到迅速而有力的制裁。反观东京审判，不仅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主干及相关行为作出明确的界定、制定相应的制裁措施，甚至连很多军国主义的精神象征也保留了下来。日之丸仍然是国旗，《君之代》仍然是国歌，太阳旗仍然是军旗……日本也成为法西斯轴心国中唯一战后没有更改国旗，国歌的国家。有人可能会说那些只是符号、形式上的东西，有这种想法的人如果不是对历史的无知便是别有用心：符号、象征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与纽带，就如同耶稣的十字架、真主的星月徽，不都成为了联结千百万信众与宗教精神的纽带？日之丸、《君之代》在“明治维新”时期被定为国旗、国歌。也正是从那时起，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从此连年征伐直至1945年战败。可以说日之丸、《君之代》就是日本忠君尚武、侵略扩张思想的浓缩，与万字旗、帝国鹰之于纳粹没有任何区别。
重复一种行为会形成一种习惯；重复一种习惯会形成一种文化，重复一种文化会形成一种思想，重复一种思想会形成一种性格。一旦一种罪恶的思想形成，就必须也从思想的层面上将其枪毙，才可避免其催生出一种“邪恶”的民族性格。直至日本战败，这个国家已经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了50多年，“扬万里海涛，布国威于八方”已经不再只是“少数统治者”或“军阀”的思想而渐渐成为了全体国民共同的思想意识。如何消灭它？东京审判是个机会，但却没有做到或者说做得不够。它的直接结果是战犯因其在战争中所犯的罪行而伏法，其他在当时或以后有同样思想的人却不会因为他们所持的主义而受到制裁，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右翼在战后沉寂了不长时间后就又逐渐复苏。如影片中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那个穿着军靴、死守着军国主义思想的小老头，其真名叫清籁一郎，如果在德国，这种人不进监狱就算幸运了，而就是此人后来成为了日本众议院议长，而且还在名古屋公然为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刽子手松井石根竖了块纪念碑。还有我们今天一再指责的那些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政要们。试问在一个已经被移植了“普选制度”的国家里，如果没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他们能迅速窜红么？
天皇及皇族被免予起诉是东京审判留下的又一隐患。这一遗患的责任人是麦克阿瑟。“从一开始，我就对战争审判的构想怀有疑问，当时华盛顿方面就审判天皇一事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投了反对票。”并且，他还对坚持要审判天皇的英国和苏联坚决地说“不”，其结果是天皇得以保留。不管麦氏出于何种考虑，但天皇制的保留与审判发动战争的一任天皇及其皇族其实并无冲突。当时的理由是：天皇是“虚君”是“和平主义者”。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加强了中央皇权，收归幕府大将军权力为天皇所有，使天皇由“虚君”变成了“实君”。虽然实行了内阁制，但天皇确是最高的决策人。这一体制类似于一战之前的德国，只是一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被迫改制共和，而日本却一直沿用这一体制。可以说从田中义一阐述大陆政策的“田中奏折”到“七七事变”甚至战时每一个重要会战的作战计划，都是要获得天皇的批准才能生效。如果说这样的天皇是“虚君”，岂不是在侮辱世界人民的智商？再者，如果从“九一八事变”算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14年间日本天皇换了14个首相（天皇任命，非普选）而侵略政策却以一贯之，如果不是天皇在坚持着这一政策那又是什么呢？这样的天皇说他是“和平主义者”岂不是造谣者在抽自己的耳光？我们在东京审判给被告定的罪名中经常听到：某某事件策划者、某某事件实施者。如果事件的策划者和实施者被定罪；如果14名首相中两个被绞死（东条英机、广田弘毅）一个判无期（小矶国昭），而事件的决策者、首相的任命者却是无罪的，那不光是那些在战争中惨死的冤魂，恐怕连那些罪有应得的刀下鬼都会觉得很不平吧。
退一步讲，姑且认为天皇系国本不可动，那皇族免予起诉则是实在找不出个合适的理由了。这些人中有很多直接参与了侵略战争，而且不少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举一个例子，当时天皇裕仁的叔父朝香宫鸠彦，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免予起诉的恶果啊……）但如果我说松井石根大概就都知道了――松井被认为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但资料显示，日军攻克南京时松井石根已经调任华东派遣军司令了，而且日军入城前松井甚至还曾下达过整肃军纪严禁抢劫的命令，而在南京指挥作战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鸠彦却压下了这道命令而下达了“不许中国人投降，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松井石根作为战犯自然死有余辜，然而南京大屠杀真正的元凶这位朝香宫鸠彦亲王却因其特殊的“皇族”身份逃脱了审判继续过他花天酒地的生活。松井石根毕竟还发出过阻止暴行的命令，虽然可能仅仅是欺骗或做出一个虚假的姿态，但朝香宫鸠彦却连这一点点的姿态都懒得作，直接发出了露骨到令人发指的四个字“全部杀掉”。正是这位朝香宫鸠彦和那些“朝香宫鸠彦”们的逃脱，使得军国主义的邪恶种子不但在日本民间，同时也在日本的“精英层”间被大量地保存了下来，以至于到今天日本开始出现包含整个社会阶层的全民翻案倾向。
第三，对战犯的量刑偏轻，使新军国主义者们产生了侥幸心理。在东京审判的后期，资、社两大阵营的对峙已经初现端倪，美国急需要拉拢日本因此在对战犯的定罪量刑方面有相当的松动。我对法律知识不甚了解，也就无法多谈。可仅从直观上看，纽伦堡审判21名甲级战犯中11人被处级刑而东京审判28名甲级战犯中仅7人被处死，其量刑偏轻也就可见一斑了。但有一个例子务必要提一下，日本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司令官石井四郎，用他那些拿中国人民的身体作为实验对象而得出的“研究成果”去和美国人作交易，希望免予起诉。为了自身与苏联争霸的需要，美国人垂涎于这些“来之不易”的研究成果而答应了石井的要求。最终731部队的有关人员，都没有受到审判。以石井四郎为首的，日本细菌部队高级军官，成为日本医学界、医药界等各界的重要人物。石井部队的那些沾满鲜血的“研究成果”至今保留在美国国家生化实验室的一幢大楼内，楼牌号：73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的要求下，由本国法庭对所谓的战犯进行了审判。由于这次不彻底的审判，德国国内民众没有太多对战争的反思反而复仇情绪空前高涨。短短21年后，就又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两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不同；虽然东京审判从整体上讲也是一次成功的审判它使造恶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我觉得东京审判本应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可实际作为鸡的几个战犯是杀了，可作为猴子的军国主义思想却没被吓倒，现在反而更嚣张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值得反思的。我们以前讲要将“发动战争的日本军阀”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但当时为什么日本人民要勒紧裤腰带养活出这群杀人魔鬼？同样我们现在讲“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时是否也该先分析一下那些将要跟我们“世代友好”的国民中到底有多少是右翼，多少是军国主义的遗老遗少，究竟是哪些因素该为这些毒草的蔓延负责？我目前暂不属于一味仇日的愤青，但我珍视我付出的感情，我只觉得我们应该研究清楚了对象的情况之后再伸出我们的橄榄枝。于是，我写下了上面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