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我们喜欢说大地上最有生命力的是野草，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为什么有生命力?我想，无非是野草扎根于脚下这块土地。 2003年的秋天，我偶尔得以到长江三角洲的各个城市间游历。一路过去，一个一个小城，、个一个乡镇，我不断碰到生活在各个地方的诗人，很多地方都不知名，但藏着一些优秀的诗人。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些诗人，他们多么像原野、大地上那些自然生长的草啊，默默地，在各自偏僻的角落里生长着。而中国的新诗，如果也是这么一种自然的原生态，那该多有生命力啊。而各地的花草都会有各自的不同，那中国新诗的园地里将充满各种奇花异草，该多么多姿多彩，生机勃勃啊。
后来在长江三角洲更深入地探询，我的感触也更深了。人们都知道长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这些年如雨后春笋，充满活力，构筑了江浙大地上的主要经济基础，支撑了社会发展的繁荣兴旺。当地人则习惯于将这样的企业称为草根经济。因为这样的经济，是立足于脚下坚实的土地的，最有顽强的生存能力，也最能抵抗风险，它不同于那些“三来一补”似的外来加工贸易企业。
那么，中国的新诗在最初拿来，经过学习模仿的阶段之后，是不是也应该强调具备这种“草根性”?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从土壤中汲收营养与水分，在原野上获取阳光，清风掠过，就摇曳出其自身的节奏。这样，新诗才会茁壮成长，才会万紫千红。我个人认为，就新诗的发展而言，当代诗歌真正具有实质性历史影响的有这么三种：朦胧诗、口语化努力、叙事性的强调。前者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之后再次与世界接轨，并逐渐同步。它最大的贡献就是唤醒了一种现代意识。一种新诗现代化的意识。但它的问题也出在这里，它过于重视所谓时代性。突出的是时代特征、意识形态功能。与五四时期的诗歌具有异曲同工的特点，将诗歌纳入了民众启蒙与国家改革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功利性太强，且容易流于口号化、宣传化。技术上也缺乏中国性。后两者则是新诗在从一种拿来的状态转换成自然生长状态的过程中的两次有意义且实效明显的努力，是向新诗“中国化”的尝试与探索，但要指出的是，它们更多地还只是形式上的转化，艰难而缓慢的寻找新诗的“中国形式”的不懈努力，还没有触及“根性”的问题――而这其实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那么，是到了该强调内容的时候了。这就是我说的“草根性”问题。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草根性”并不是乡土性，乡土显然已经不足以描述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如今城乡正在一体化，越来越相似。我们说的“草根”也常指都市的社区、街道、底层，比如草根民主。同样，“草根”也不是指民间性，所谓民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一的，而“草根”则是一种良性的向上的力量。草根可能有一点本土化的意思，但它不是指僵化的死的传统，而是指一种活的生长着的力量。本土和传统在这里都是还需要转化的潜能，并不是伸手取来就行，而需要重新审视、重新发现、重新认识，并进行转化，转化得好了，成为了融人当下活生生的语境的要素，才能使“草根性”成为真正有活力的源泉。
如果再概括一下：草根性实际上是指从自己的土地上、土壤里自然地生长出来，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东西。一首诗或一个诗人是否具有草根性，就是指你能否从里面读出其背景、生存环境、个人独特的感受与体验甚至诗人自身的学养、脾性。草根性同时还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个性气质一样的东西。是一种原创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