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玲 1932年生，1950年至1994年供职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历任宣传科副科长，文学编辑室编辑、主任，中青社编委、副总编辑。1975年至1981年担任《李自成》第二卷、第三卷责任编辑。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0年任《青年文学》主编。1987年任《中华儿女》主编，同年评为编审；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著有《话说》《岁月传真》等百万余字评论文章和纪实文学。
就这样，在大家帮助下，他也在工人体育场附近搭建了一个防震棚。在露宿街头防震棚的那些日子里，生活条件简陋到不能再简陋了，但姚雪垠先生静坐一角，坚持工作，专心地审定《李自成》第二卷校样。他说：“只要大地没有陷下去，我的工作就不会停止。”这部八十多万字的校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字一句看完的。
姚雪垠先生听了哈哈大笑，对大家说：“你们说得对极了，我是做了一些枉费心血的劳动。”……所以在第二卷付印前，便把这些文字删去了。但由于第二卷的部头较大，仍有小的遗漏，用姚雪垠先生的话说：“难免留有蛇足。”后来在第二卷第一版第二次印刷时，姚雪垠先生又通读检查一遍，洗刷得比较干净，算是把这块心病去掉了。
这份报告是以中青社的名义写给团“十大”筹备组并中央的请示报告，团“十大”筹备组另拟一函，于18 日一起上报。25 日下午四时半，团“十大”筹备组打来电话，告知中央已批准，于一小时后把批件送到中青社。至此，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团中央报刊社中率先宣布恢复了出书业务。这就是后来所传“一部书救活了一家出版社”之说的由来。
费心斟酌的第二卷
《李自成》第二卷出版后，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发行了一百八十多万册，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二卷十个单元，五十五 章、八十三万字、分上、中、下三册。
“商洛壮歌”是第二卷最大的一个单元，有十五章。这个单元跌宕起伏，变化多端，处处有悬念，让人读时凝神屏息，紧张万分！茅盾先生对这个单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整个单元，大起大落，波澜壮阔，有波谲云诡之妙；而节奏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风管?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甚少而摇曳多姿。开头两章徐徐展开……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最后两章……开拓以下单元，行文如曼歌缓舞余韵绕梁，耐人寻味。”
“紫禁城内外”是第二卷中册最有特色的一个大单元，有六章，是《李自成》出版后，各界读者公认写宫廷生活和朝廷内外错综复杂的深刻矛盾和激烈斗争，最出彩、最有看点的一个单元，也是一个很难写好的单元，写好这个单元要下大工夫、下苦工夫的。首先是宫廷生活，这里边包括皇帝生活、皇后生活、皇妃生活、宫女生活，太监生活等等。还有朝廷生活，包括皇帝和众大臣的生活，朝廷上下大臣之间的生活。不仅如此，还有皇城内环境的格局，大小宫殿的位置，皇宫内臣和当朝大臣各自不同的行进路线以及皇宫内的礼仪、服饰、摆设、习俗、典章、制度，吃的、喝的、用的各种器皿的式样和使用方法，都要写得真实准确，详细生动。所以姚老在写作中为了一件服饰的描绘，一个物件的称呼，一句话语的使用，常常要花上超出写作几倍的时间去查证，确认无误后才能动笔。从人物到环境，“紫禁城内外”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长长的精致的宫廷画卷。
由于参加《李自成》第二卷稿的编辑工作，我与姚雪垠先生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这里边有我对姚雪垠先生的求教，有他对我的指点，也有不同看法的交流，甚至争论。这一切使我与姚雪垠先生的关系更亲近，更融洽，更密切了。
最近我发现一本三十多年前的笔记，其中记录了第二卷发稿前后我与姚雪垠先生的一些交谈，虽然记的很简单，但仍可看出姚雪垠先生写第二卷时的一些思路。
《李自成》第二卷第一章写李自成被围困在商洛山中，刘体纯来老营向李自成禀报军情，李自成问他：“郑崇俭、丁启睿怀的什么鬼胎？”刘体纯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回答。我觉得行文过长，也有些呆板，便向姚雪垠先生提出，可否换一种写法？姚雪垠先生说：“前面已逐次将战争形势写出，这里是想通过刘体纯的话，总写一段，表明义军对官军的企图了若指掌，不改了。”
第十七章写李侔向宋献策谈起李信如何看重红娘子，并把他花了一百五十两银子买的一把上好的古剑赠给红娘子时，宋献策说：“令兄如此看重，必定是色艺双绝，名不虚传。”我提出，这里用“色艺”二字是否可再斟酌一下？姚雪垠先生说：“这段话带有历史特色，直到民国初年，士大夫评论女艺人、旦角，仍从‘色艺’二字着眼。这里反映了宋献策的思想感情，删去不妥。”但姚雪垠先生斟酌后，在李侔回宋献策的话时仍加了几句话：“红娘子虽然长得不丑，但对她不能将‘色艺’二字并提”， 红娘子“武艺出众”“义侠肝胆”“原是清白良家女子，持身甚严，并非出身乐籍”。姚雪垠先生借李侔之口，不仅回驳了“色艺”二字，而且把红娘子的为人、品格也作了勾画。
第十八章宋献策在禹王台和李信相聚，二人围绕推背图、京城形势展开议论，姚雪垠先生很欣赏这段描写，问我读后的感觉如何。我说：李信写得较深，宋献策写得较活。姚雪垠先生很有兴致地围绕李信这个人物的性格以及李信与宋献策的思想差异和我进行了交谈。姚雪垠先生说：“天启末年，不仅地主阶级的读书人，包括一般市民都明白依附阉党为可耻，所以这里写李信不同情父亲倡立生祠谄媚魏忠贤，这是给李信一个思想起点。倘若李信没有这个起点，则李信就没有以后的发展，作为阉党之子，他也就不可能在故乡获得一定声望。这章的后边就着力写李信的思想感情及其矛盾。宋献策与李信不同，宋献策谈阴阳五行，是他的职业和性格特点，也是历史特色，李信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不信这一套。后面几章还有进一步的发挥和批判。”
第二十七章李自成冒险前来与张献忠会面，张献忠的军师徐以显以“成大功者的六字箴言”――“心狠、手辣、脸厚”动员张献忠在李自成尚没有成气候时，把他干掉。张献忠虽然没有听从军师的话杀掉李自成，但他对徐以显说的“六字箴言”却是很欣赏的。我问姚雪垠先生对张献忠的性格是怎么把握的，姚雪垠先生说：“在小说中，我也写了张献忠的长处，但对他的恶劣表现决不讳言，常有诛心之笔，作为批判。”
第三十一章写崇祯皇帝看到国家事一日坏似一日，看不见一点转机，心中叹息不止，这时他想到督师杨嗣昌和正在秘密与满洲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感慨地说：“难得有这两个对内对外的得力大臣……”我提出了可否把“对外对内”四个字删去。姚雪垠先生说：“这里的‘内’和‘外’都是指本朝而言，与今天说的‘内’和‘外’的含义不同，这里是写崇祯的思想和处境，点出他‘内交外困’，不要删去。这里是出于艺术上考虑，与茅公（即茅盾）从政治上提出的，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
第三十二章写明军由优势转化为劣势，崇祯内心常常冒出一种“亡国”之念。按一般理解，“亡国”是指国家灭亡，而李自成和明朝的战争，并非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我提出用“亡朝”或“败亡”似更确切些。姚雪垠先生说：“你理解错了，古人思想中的‘亡国’就是‘亡朝’。‘民族’‘国家’的观念是近代产物，这里是写崇祯的心中想法，不改为好。”
第三十五章写李自成大部队进入河南时，李自成率领亲兵亲将五十人先行，来到荆紫关时他到一个小饭铺休息。就在这时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的标营骑兵追来了。李自成把开饭铺的男人叫来，赏他一把散碎银子，叫他赶快逃走，免得被官兵抓到杀良冒功。那男人不知他就是李闯王，见他如此仗义，趴在地上就给闯王磕头。我告诉姚雪垠先生征求意见时，有人建议不要磕头。姚雪垠先生说：“古代磕头类似近代鞠躬，非常普遍，不同于正式跪拜。那饭铺的男人虽不知他面前的大汉是闯王，但从大汉的神情和他带有随身亲兵亲将，也会判断出这大汉是义军首领，不行磕头礼是不合理的。为了保持历史习俗，不能过分迁就部分读者。”
第三十七章，在《李自成》第二卷将要进行第二次印刷时，姚雪垠先生把新写的有关宋献策献谶记的一段文字送给我，让我把原来那段文字抽去。现在我把两段文字都抄录如下。
原来的文字（中册，第929 页）：
对于宋献策所献的谶记，李自成在当时也喜出望外。他是那种惯于动脑筋思考和喜欢读书的人，曾在戎马之间陆陆续续阅读过一些史鉴之类的书。虽然他也知道许多朝代闹腾着献谶记，颂符命，献祥瑞，多是假的，但是他断定宋献策决不会假造谶记献他。他不是超人的英雄，而是封建社会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农民英雄，是在历史给他的局限性之内领导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战争。李自成的思想上虽然没有摆脱对天命观的迷信，但是他的杰出之处是他在考虑问题时和在实践上更看重人事，入河南后积极地推行他所制定的有利于革命战争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宋献策所献的谶记，不管他的实质和来源多么荒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对李自成及其连遭挫折、重新号召起来的大军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能够帮助扩大他的威望，增加广大百姓对他的向心力，也成了他同崇祯皇帝斗争的一种精神武器。仅仅再过两个月，即破洛阳之后，他就将自己的称号定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仅仅再过一年，崇祯害怕他真有“天命”，密谕新接任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指示米脂知县边大受掘毁他的祖坟，要破坏所谓“王气”。仅仅再过两年，他建立新顺朝，后改大顺，取“顺天应人”之意。
新写的文字：
经过了十二年的武装斗争，千辛万苦，艰险备尝，尤其是在近两三年连遭重大挫折之后，如今初来河南，开始走上顺利道路，长久以来梦想中的宏图大略看来并非空想，正在此时，宋献策来到军中，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记，对李自成和全军上下都起了十分巨大的振奋、鼓舞作用。闯王暗想：过去只有人说我李自成日后能得天下，不意果然是上膺之命，见于图谶！刘宗敏等众将领想道：只要闯王上膺天命，纵然肝脑涂地也是值得的。同时从上到下，都想着今后应如何齐心戮力，整饬军旅，除暴救民，佐闯王早定天下。高夫人知道了宋献策献的谶记，同左右的女兵们激动得滚出热泪，立刻在院中摆上香案，焚香拜天。明朝人由于朝廷提倡，最为崇奉关羽，称为关帝。高夫人拜过天以后，又对着关帝牌位，燃烛焚香，虔诚礼拜，默求神佑，使闯王早建大业。老营将士自动地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高呼万岁！
宋献策来到闯王老营献谶记的消息很快地传知了各处将士，到处一片欢腾，鸣放鞭炮，呼喊万岁。这一振奋人心的新闻也在民间迅速流传。虽然那些据守山寨的土豪乡绅们不肯相信，有些人半信半疑，但是广大饥民，特别是年轻人，都相信这谶记句句皆真，认为“李继朱”是天命注定。从此，来投义军的百姓更加踊跃，成群结队，川流不息。
把这两段文字一比较，不难看出，前一稿对李自成自身的天命观，有更多的解释，而在后一稿则不仅对李自成，而且对他的左右亲信和整个义军都写得更直率了，这就更接近姚雪垠的实际想法。我深感到，在写李自成天命观这一点上，姚雪垠先生自始至终保持坚定而清醒的看法。他始终保持这样的原则：李自成的天命观是历史事实，他绝不在《李自成》中故意宣扬李自成的迷信思想，但却不能回避这个历史事实，更不能把李自成写成是一个超越历史局限的人，他是三百年前的历史产生的农民英雄，不是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英雄。可能就是出于这样考虑，在第二次印刷时，他把那些为李自成辩解的违心文字通通删去，重写了这一段更符合当时历史和李自成实际的文字。
第四十八章：写福王府……白昼宣淫。我觉得不写也可以，写，意思不大。姚雪垠先生不同意，他说：“朱由松在南方登基后，不管清兵正在南下，还大选宫女，白昼宣淫。一日看戏，忽然将他看中的女戏子叫进宫中行淫。此处描写所揭露的内容，并不过分。”
第四十九章写高夫人向红娘子提婚，说闯王和军师的意思是李公子，问她意下如何。红娘子深深低下头，喃喃说：“我既无父母，又无兄长，闯王和夫人就如同我的亲生父母。儿女的终身大事，只能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必问我。”征求意见时，有的读者建议把“儿女的终身大事，只能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删去。姚雪垠先生当时表示同意，回来后又觉不妥，对我说：“清样上红娘子答话很有历史特色，这段文字婉转曲折地表达了她同意这门婚事，前后照应，比较完整，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好。古人对话中的习惯用语，古人应有的感情、风范，只要不犯低级趣味的错误，就不应避讳。更何况是古人的语言，不是作者口中的话，也不是作者要宣传的思想，大多数读者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这章还写到牛金星、宋献策、李岩要李自成重视近代西洋使用的火器。宋献策讲了一大段火炮的进化和制造，我觉得这段文字叙述过长，读起来觉得沉闷，建议压删改写。但姚雪垠先生很欣赏这段文字，专门给我捎来一个条子，上面写道：“我考虑再三，认为宋献策谈兵器进化、鼓吹火炮一段文字，以不压不删为好。牛、宋、李三人几乎同时进入闯王军中，出身和性格都不同。在这个单元里集中写‘军国大计’的讨论和决策。他们三人所学，各有专长，各有表现。宋献策熟于军事，在此单元之中应有所表现。不然，他在小说中就会给人以突出印象：李自成仅仅是因为他献谶记才封他为军师。有了论火器这段文字，使读者明白他在军事上确有些独到见解，闯王绝非轻率地给他军师地位。在明朝末年，兵器、历法、天文学等领域，都受了西洋的影响很大，展开新旧思想冲突，宋献策鼓吹西洋火器，代表一种先进思想。”
第五十章袁宗弟说服李自成启用郝摇旗时，讲了这么一段话：“特别是当一个人倒霉的时候，更要多想想人家的长处，世上人，喜欢锦上添花的多，喜欢站在高枝儿上说风凉话的多，喜欢随风转舵的多，甚至还有一种人，看见别人跌倒，趁机踏上一脚，或者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 我觉得这些话和郝摇旗扣得不紧，同时也不是性格化语言，有借题发挥之嫌。姚雪垠先生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这段话，是古代常见的世俗状态，韩愈给柳宗元作的碑文中也写过。一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要努力在塑造典型上，安排主题思想上，处理重大历史问题上，持严肃态度。但在古人的对话上，也要保持应有的个性特色，否则对话会变得苍白无生气。这段话你所以产生这样看法，说明我写得还不够，否则是不会产生这样印象的！”果然姚雪垠先生又把这段文字强化调整了一下：“李哥，我们看一个人，不能光看人家有多少短处，犯过多大过错，还要看看人家有些什么长处，立过什么功劳。世上有些人喜欢锦上添花或站在高枝上说风凉话，很难在别人犯了错误时多想想人家的长处。还有一等人，巴不得别人栽跟头。别人出一点事，他们便来个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方称心愿，把如何共建大业的道理全不想了。闯王，李哥，你难道没有吃过这种苦么？”这么一改，袁宗弟的性格和形象出来了，同时他的话也深深地打动了李自成。
在编辑《李自成》第二卷稿和以后的第三卷稿以及围绕四、五两卷中的一些情节和人物的设计和创作中，姚雪垠先生还和我谈了不少，只是我没有全都记录下来，现在想来，实在惋惜不已。
凌晨三时就伏案写作
姚雪垠先生在北京，生活是很有规律的，每天吃过晚饭后，看一个小时电视，和儿孙们说会儿话，就上床看书，大约九时左右就睡觉了。姚雪垠先生说：为了写作，我不得不牺牲晚上看戏、看电影、看电视剧的享受。但我有失也有得，“一日之计在于晨”，凌晨是我的精神最旺盛的时候，也是我的创作精力最活跃的时候。所以，几十年来，姚雪垠先生总是凌晨三时左右起床，起床后，先用冷水擦洗身子，然后揩净写字台，泡上一杯龙井茶，便坐下来开始写作。待到天色将明时，便下楼慢跑，在他六十六岁的时候，还能环绕工人体育场的马路跑上一圈。1975 年姚雪垠先生到京后，曾写一首七律，题为《到京》前四句是：
快车高卧入京华，笔砚安排即是家。
舞剑仍来残月外，挥戈惯趁夕阳斜。
第三句是说他仍是绝早起床写作，第四句是说已到老年，仍在挥戈奋战。
姚雪垠先生从1975 年12 月来到北京后，工作效率大大提高，1976 年3月13 日他向武汉市委宣传部报告二卷稿的进程时是这样写的：
从去年十二月中旬到今年一月下旬，我将改过的稿子分批交给编辑部同志推敲、提意见。从今年二月上旬起，开始第二步修改工作，即编辑同志们分批提意见，我分批再作修改，然后发排。这一工作如今仍在进行。由于作者和编辑的要求和目的的相同，所以合作得比较愉快。这一卷大概八十多万字，将分三册出书。原来出版社希望争取在“五一”出书，后来放弃了。我平日文思本来比较迟钝，修改工作进度很慢，加之第二卷比第一卷不仅部头大得多，在内容上也丰富得多，故事情节和穿插结构上复杂得多，在一个地方改动几笔，往往影响在另外一个或几个地方都得作相应的改动，所以进度就更慢、更费心思。等第二卷完全付排之后，方能开始对第一卷进行修改。
1976 年夏季河北唐山市大地震波及北京时，人们是在酣睡之中惊醒的，而姚雪垠先生是在伏案写作中清醒地感到地震的来临。开始时，他听到很大的声音从马路上滚滚而来，他正要离开写字台到阳台上观看，大楼突然摇动，脚下颠簸，无法站稳。事后，姚雪垠先生深有感触地说：若不是凌晨起床工作，那地震开始时的地声，就不会听得那么清楚，地震突然到来那严重晃动的恐怖的气氛，也就没有那么具体的感受了。我社干部和家属立即从宿舍大楼搬出，在工人体育场的前面搭起帐篷，老老小小住了进去。考虑到姚雪垠先生年龄较大，又有繁重的写作任务，我们劝他暂时离京返回武汉，先避一避，待震情平稳之后再回来。姚雪垠先生坚决不同意，他说：唐山遭到那么大的地震，几天之内，工人下井出煤，铁路修复通车，报纸复刊。天津市在地震的严重威胁下，电厂继续发电，钢厂继续出钢，工人、干部坚守岗位，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亲人……这些事迹太让我感动了，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坚守岗位和出版社的同志一起防震抗震。就这样，在大家帮助下，他也在工人体育场附近搭建了一个防震棚。在露宿街头防震棚的那些日子里，生活条件简陋到不能再简陋了，但姚雪垠先生静坐一角，坚持工作，专心地审定《李自成》第二卷校样。他说：“只要大地没有陷下去，我的工作就不会停止。”这部八十多万字的校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字一句看完的。姚雪垠先生在抗震中的表现，给中青社的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自成》第二卷的清样出来之后，于1976 年10 月10 日分别寄送给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在报告里我们是这样写的：“姚雪垠同志于去年十二月上旬来京，至今年一月，对全稿通改了一遍；从二月到五月经编辑部审读后，作者又对全稿作了第二遍修改；从六月到八月上旬，作者又在校样上进行了第三次修改。经过八个月的修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有了一定的提高，虽然作品中有些地方还可以改得更好一些，但有些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提高的。作者在给毛主席的信中也谈到‘由于《李自成》部头庞大，书中出场的人物众多，头绪穿插复杂，反映历史问题和生活问题较广，五卷出齐后必须再将全书统改一遍方算完成’。我们觉得这样好，一、二卷出版后，便能很快听到广大读者和各方面人士的反映和意见，不仅有利于一、二卷的修改，也有利于三、四、五卷的写作，因此，我们准备在今年内出版《李自成》第二卷，接着再版第一卷（作者已经修订完毕，即将排出清样），并继续为作者提供方便条件，早日写完三、四、五卷，实现毛主席‘将全书写完’的殷切希望。”
共青团“十大”筹备组成员、分工主管中青社工作的胡德华同志很快告诉我们，筹备组同意出版社的意见，可安排二卷出版和一卷再版工作。
在“四人帮”未被粉碎之前，为避免在一些字句上被“四人帮”一伙曲解，胡找借口，随心所欲歪曲写作意图，不明不白地遭封杀、挨棍子，姚雪垠先生在个别段落中加了一些作者的表白和议论。当第二卷清样出来后，我陪姚雪垠先生到读者中征求意见，这时“四人帮”刚刚被打倒不久，读者们笑着对姚雪垠先生说：“您以作者身份的那些议论是害怕‘四人帮’打棍子啊，现在就不必要了。”姚雪垠先生听了哈哈大笑，对大家说：“你们说得对极了，我是做了一些枉费心血的劳动。”好在姚雪垠先生增加这些议论时，是经过反复斟酌才下笔的，大都尽可能不破坏细节的艺术完整性，更不以议论代替描写，所以在第二卷付印前，便把这些文字删去了。但由于第二卷的部头较大，仍有小的遗漏，用姚雪垠先生的话说：“难免留有蛇足。”后来在第二卷第一版第二次印刷时，姚雪垠先生又通读检查一遍，洗刷得比较干净，算是把这块心病去掉了。《李自成》第二卷于1976 年12 月正式出版。
回想自1963 年进入《李自成》第二卷写作中艰苦的付出和遭遇到的种种坎坷和磨难以及受到的各种打压、歧视和刁难……姚雪垠先生感慨之极。又想到自己终于渡过苦难，战胜厄运，现在第二卷终于出版问世了，想想这十来年的不寻常的经历，姚雪垠先生心怀激荡不已。同时他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和创作道路，想到此，他心有所感，提笔写了一首题为《〈李自成〉第二卷问世》七律抒怀：
默默送汝初问世，任从读者自平章。
无言桃李成蹊径，叱咤风云岂霸王。
工细何曾流纤弱，雄奇未必属粗狂。
十年寂寞篷窗女，羞学江家时样妆。
“一部书救活一家出版社”
的由来
我们是在1975 年11 月5 日的下午，从王冶秋在国家文物局的讲话中知道毛泽东对姚雪垠先生和《李自成》的批示精神的。“文革”中被康生一伙诬为“修到家的团中央”和它所属的报、刊、出版社均已停止了出版业务，现在就是想出版《李自成》，中央不批准中青社恢复出书业务，也是白搭。当时我们几个人觉得应该抓住这个契机，争取恢复中青社的出书业务。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向文化部出版局提出出版《李自成》的要求，得到批准，并准备去武汉找姚雪垠先生洽谈。在当时那种状况下，如果姚雪垠先生同意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青社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想到此，我们更感到形势紧迫、严峻。胡德华、阙道隆、江晓天和我研究后，决定让江晓天去武汉，一是将毛主席的批示精神告诉姚雪垠先生；二是中青社立即进入争取恢复出书业务和出版《李自成》的行动；三是劝姚雪垠先生暂不要考虑给别的出版社出版《李自成》。
为争取时间，江晓天乘飞机前往，7 日买到机票，8 日一早便登机飞往武汉。就因此，江晓天赶在韦君宜的前面见到姚雪垠，掌握了主动权。姚雪垠先生是个很讲信义的人，对江晓天的真挚态度和迅速行动很感动，他明确表态中青社如能恢复出书业务一定交中青社出版。江晓天尽心尽力地完成了此行的艰巨任务。
11 月11 日，江晓天从武汉乘火车抵京时，我到车站接他，之后与胡德华、阙道隆一起到团中央向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王道义汇报，王道义要我们迅速写个报告，由他们上报中央。次日上午我们研究报告内容，下午我与江回到宿舍，在江家拟写报告初稿，之后送给胡、阙阅改，当晚送交王道义。14 日下午团“十大”筹备组又把我们叫到团中央，听取王道义和几位筹备组成员的意见，当晚回来连夜修改定稿，于第二天一早送给王道义。这份报告是以中青社的名义写给团“十大”筹备组并中央的请示报告，团“十大”筹备组另拟一函，于18 日一起上报。25 日下午四时半，团“十大”筹备组打来电话，告知中央已批准，于一小时后把批件送到中青社。至此，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团中央报刊社中率先宣布恢复了出书业务。这就是后来所传“一部书救活了一家出版社”之说的由来。
第二天一早江晓天先给姚雪垠先生发电报（当时姚家还没有电话），告知中央已批准我社复业出书。同时打电话给武汉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丁力，请他把这个消息报告省、市委和省、市文联。
28 日江晓天终于和姚雪垠先生通上了长途电话，姚雪垠先生高兴地告诉江，月底先将二卷修改稿寄来三十万字。也正是这一天，文化部出版局正式通知我社：《李自成》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别的出版社不能出版。29 日，我们将这个通知向湖北省和武汉市作了通报。
湖北省市委、省市文联和有关领导同志鼎力相助，都支持姚雪垠先生来京定稿。很快，姚雪垠就正式接到省、市委批准他来京的通知。姚雪垠先生以无比愉快的心情给我们写来了一封信：
道隆、维玲同志：
我打算在本月20日动身，上车前将有电奉阅。今后我们将为着共同的文艺事业并肩战斗，一起为党和人民做出微薄成绩。十几年来，我得到你们的帮助很大，非一般泛泛的业务关系。正因为这里有关的省市领导深知我同你们有非泛泛的关系，所以这次《李自成》的出版问题在此间得到重要的精神支持。晓天同志虽然离开中青，但是我们的融洽合作会在毛主席指示后的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下继续前进，合作得更有活力，也更为密切无间。我的工作今后完成如何，你们的具体帮助十分重要。到京以后，大体要保持我在武汉的多年习惯，即埋头工作，耐得寂寞，勤学苦练。“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后我习惯于埋头工作，朋友们和领导有时来看我，我极少回看，日久大家都能谅解。像写《李自成》这样的大部头长篇，确实需要穷年累月，无论寒暑，进行读书、研究、构思和执笔写作。到北京后，只能继续保持这种多年行之有效的工作习惯，方能期望更快更好地完成计划，报答毛主席的关怀和读者的殷望。
当然，北京文艺和学术界的老朋友多，非武汉可比，完全不来往也不可能。但是我将力求将不十分必要的来往限制在最小限度。每日凌晨和上午，我照例除非有紧急他事都专心写作。午觉睡片刻后，一般是读书，抄笔记，做点杂事。有人想来看我，知道我的习惯，也多在下午。到京后，将仍这样安排时间。
第二卷校改稿，数日内再寄上一批。
姚雪垠
1975年12月8日
当时江晓天虽已调到《中国文学》杂志社，但为把《李自成》这部书稿编好，出版社正式出函，请他参加第二卷的编辑工作，一直到第二卷定稿。这个情况姚雪垠先生在写这封信时是不清楚的。
几天后，姚雪垠先生又来信，打算在京长住，不仅要把二卷改定，还要将一卷修订再版，还想写完第三卷，时间大约需要三年，要出版社安排住房时，把这些情况考虑进去。我社研究后，决定在宿舍大楼内腾出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专供姚雪垠先生写作居住。
1975 年12 月12 日姚雪垠到京，江晓天和我到车站迎接，把姚雪垠先生迎进了我社宿舍――工体北路幸福一村一楼333 号。
此后，姚雪垠先生在京无论是外出开会访友，还是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有关图书资料，或是到琉璃厂中国书店选购古旧图书，到荣宝斋购置笔墨宣纸以及外出参加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均由我社派车接送。写作中添置的中文打字机、录音机以及文具稿纸，包括家用炊具以及节假日副食品供应，均由我社提供。在他的夫人王梅彩到京后的生活、工作安排和帮助姚雪垠先生解决助手等事宜上，中青社有关部门、有关同志本着贯彻毛主席“让他把书写完”的指示精神，力所能及地、最大限度地为姚雪垠先生提供了方便条件。二十多年来，姚雪垠先生一家与中青社一直处的和谐融洽，感情诚笃，他常对人说：“中青社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