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文:1991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并被授予国家级“人民教师”奖章。1992年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现为复旦大学附中特级教师,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已发表文学作品1000万字左右。
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无疑是一篇传世之作,因为他对柳宗元的真知灼见是超时空的。
韩愈在整篇墓志中,有两个地方,根据事实而大加评析,既成为全文的重点特点,又成为记述平生事迹的出发点与归宿处,真可谓意在笔先,挥洒自如。
一个地方是,柳宗元看到刘禹锡贬出京师,改任播州刺史时,愿意把自己将要前往任职的柳州跟刘禹锡的条件更差的播州对调。这件事情体现了柳宗元的损己利人的精神,的确是值得记述与发挥的。但是想不到韩愈竟然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他首先一言以蔽之:“士穷乃见节义”。立即把视野扩大到所有人身上,认为只有当他们穷厄窘迫时才能表现出节操与义气;也就是说,在“穷”之前,它们之间的所言所行都没有经过事实的检验,都是不算数的;而且,在“穷”之时,更有反眼不相识,落井下石的。――你也许会天真地问:真会是这样吗?韩愈似乎早就估计到了,于是便请你注意一下周围的人事罢:有多少人平时相安无事时,饮酒作乐,欢声笑语,甚至肝胆相照,山盟海誓;一旦利害冲突,细如牛毛,死不相让,死也不让。――你一想,一看,惊讶道:“果真有呀!”于是便感叹柳宗元是穷现节义之难能可贵,也感叹韩愈写那种人“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的比重重一击还厉害的轻轻一讽的用词之妙。
另一个地方是。柳宗元的官运坎坷多舛与他的文学辞章造诣的高超之间的关系,韩愈认为是值得思辨而获得真知的。这甚至是全文不厌其烦地记述柳宗元坎坷仕途的重要原因,尽管不可能是唯一原因。
韩愈认为,柳宗元的仕途不亨通,是有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即这是大有利于在文学造诣上达到“如今”传于后世的高度的。因为韩愈始终觉得官运和文运是不可能两全其美的,现在,以不顺的仕途之“彼”换得了响亮的文名之“此”,到底是失去什么还是得到什么了呢?岂非不言而喻!
在这里,韩愈的议论又一次跳出了写墓志铭的教条。墓志铭难道一定是阿谀奉承,以讲好话为快事的吗?韩愈偏偏在这两个地方理直气和,谈言微中,一气呵成,荡气回肠。以柳宗元抨击世间污秽,正气浩然;以柳宗元衡量人生得失,激励后人。
文章写到这里,忽然记起我在本专栏去年十一期介绍顾炎武《与人书》一文时说过的话。在《与人书》中,顾炎武对韩愈是一分为二的:他写过好文章,文起八代之衰,功不可没;他好为人作谀墓之作,要说他是近代泰山北斗,未敢苟同。于是我接着说,如果把韩愈所写的一切铭状分析得仔细一点,就发现并非一概不好。像这一篇《柳子厚墓志铭》非但没有半点谀词,而且体现了顾炎武为谢绝应酬文字所遵奉的“士当以器识为先”这哲理的精神。今天读了原作,当吟味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