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港两地星光熠熠。香港演艺圈，从银幕英雄到影视偶像，“四大天王”达到了造星的高峰；而在经济层面，白手起家的华人首富李嘉诚更是充分演绎了“香港梦”。虽然近年来港商、港星风头不再，但可以相信，自由的市场始终是最好的设计师。
与香港城市偶像多“文艺范儿”相比，上海的城市偶像路线显得平实、草根，具有浓厚的白领气息。由于大学教育成色不足等原因，未来城市精英的形象显得暧昧而模糊。
策划/主持：《沪港经济》执行总编唐晔
嘉宾
李杨：学者，上海资深财经评论员，供职于中欧工商学院。以下简称（L）
卫裕峰：教育家，香港理财专家。以下简称（W）
上海历史上是各类冒险家、经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乐园，其居民是“讨生活”的移民后代，缺乏政治兴趣。百余年风云变幻演变至今，胼手胝足、尽职尽责的白领文化是这个城市最牢固的标签。
城市基因与平民口味
谈及“偶像”这个话题，上海有怎样的城市基因与传统？
L ：追溯至19世纪，可以发现上海历来是各派政治势力角逐的重镇，但与北京、湖南、广东等地相比，并非人才辈出的政治中心。原因之一，这个城市的居民是追求“讨生活”的移民和移民后代，在血液中缺乏加官进爵的基因。即便是“官二代”，多半也受城市氛围影响，转向实业、财经和文化领域发展，少有“世代为官”的家庭。
中西交流、华洋杂处，推动传统伦理观念与富有冲击力的西方价值观融合。海内外资金的流入、国内外市场的开放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商机，带来了制造业与房地产、金融与服务业的繁荣。市场机会催生了商人文化与经营理念的成熟，使得上海成为各类冒险家、经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乐园。依托庞大的优质劳动力资源，胼手胝足、尽职尽责的职员文化，是这个城市最牢固的标签。
在历史上，上海的平民偶像主要是企业家吗？
L ：曾经有一大批企业家的名字属于上海。荣氏家族，同为棉纺巨擘的聂云台，火柴大王刘鸿生……上海的民族制造业一度群英荟萃，极大地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毛泽东也称之为上海的“新兴商人”。
虽然制造业一度璀璨夺目，但由于资本、专业技术门槛的限制，企业家对平民阶层缺乏吸引力。最让市民动心的，还是个性十足的文化界名流，以及翻云覆雨、派头十足的财经名人。
盛产文化与财经名流的背后
上海盛产文化与财经名流的背景是什么？
L ：上海盛产这两种偶像人物的背后，是特有的海派文化和江浙财团交融的背景。
海派文化、江浙财团，并非源于特定的政府谋略，而是江浙一代士绅群体接纳西方文化、长期切磋较量的结果。比如说，教会大学曾经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平台。这里有中国资格最老的圣约翰大学、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沪江大学和马相伯先生创办的震旦大学。仅圣约翰就培养了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林语堂、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潘序伦、施肇基、王正廷、经叔平……在世俗化之后，教会大学成了培养自由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的温床。
文化繁荣的基础是什么？
L ：文化繁荣并不是靠文化主管部门来实现的。在时局艰难、长期战乱之中，上海文化名流、经典作品之所以层出不穷，乃是依托于现代文化产业的基础。宽松的审查制度，各方力量的制衡，使上海成为内地罕有的“百家争鸣”之地。
除了大量的报纸、杂志和印刷品，类似商务印书馆这样蜚声海外的出版业平台居功至伟。在1910年，商务印书馆已经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张元济等出版业名人，对上海文化繁荣有相当贡献。
陈逸飞与杨百万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产生了怎样的平民偶像？
L ：房价、物价不高，税负宽松，政策释放了一些“空子”让人可钻，社会资源并非高度聚集在垄断行业……现在看来，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相当梦幻的时代。铁板一块的劳动力市场也开始松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产生了两个标志性的偶像人物：文化业名人陈逸飞和财经名人杨百万。这两个人的共同点是出身草根，可以算是“自由职业者”。
在你看来，陈逸飞和杨百万体现了怎样的社会背景？
L ：如同“傻子瓜子”年广九是内地改革开放初期私营企业家的象征，陈逸飞、杨百万也都得到了上海各界的高度关注。陈逸飞在上海长大，1984年以水乡周庄为素材创作了油画《故乡的回忆》，其后笔下的周庄古镇声名鹊起，在中国绘画界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力。被称为“中国第一股民”的杨怀定（杨百万）更是十足的草根。此人从工厂辞职，凭借其聪明灵活，开创了国库券异地交易的先河，之后凭借股市投资奠定草根英雄的基础。上海的杨百万，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的样板人物。
楼市传奇与文化创新
房价飙升使得上海城市偶像的形象有何变化？
L ：伴随浦东大开发，上海依靠多年积累开始发力。继金融资产之后，房地产业不可避免地成为市民财产盘子里的主菜。与此相关，炒房客与开发商共同在上海开启了一个传奇时代。那些买进卖出、低吸高抛的炒房故事，让老百姓看得津津有味、跃跃欲试，如同身处供应稀缺、简单做多即可发财的“股疯”时代。
炒房客与房地产商有怎样的示范作用？
L ：利用融资杠杆进行接力式炒房的财富效应，由温州人示范。其实只要在大牛市，入了货就是赢家。炒房只是在交易成本低廉的特殊阶段的特殊行为，但是投机的星火燎原却带来了一个更加保守的城市。股市让上海孕育了一个杨百万，房价飙升则把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变成了“杨百万”。虽然炒房是不可持续的逐利行为，但这个过程的戏剧性，几乎是一部“革命浪漫主义”的人间活剧。
在以国有房地产企业、港资企业、外地大牌开发商三足鼎立的上海楼市，上海城开的总裁倪建达是一个励志榜样。此人家境一般，顶替父亲入职徐汇房管所，从普通勤杂工一路做到大国企老总。可惜许多房地产商钱来得容易，有时缺乏自律，反而成为令人侧目的典型。
在这一轮经济增长期，文化领域有何新的标志性人物？
L ：由于种种原因，国有企业在上海占据主导地位，不再是草根创业者的天堂。早期创办阿里巴巴的马云与上海擦身而过，是这座城市缺乏良好创业氛围的标志性事件。
虽然难以培育马云这样出身草根的企业家，另类韩寒的崛起，还是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海派文化”的包容与创新冲动。
说起来，韩寒起初又是一个向“80后”、“90后”普及人文常识的文学青年。他涉及的人文深度和广度并不是学术水准的。但就是这样一个说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小年轻，却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公知”。相比民国时期，上海某些方面的滑坡可见一斑，人文领域实有反省和自新的必要。
真正的城市英雄：小白领
除了名人，怎样的群体最贴近上海人的内心标杆？
L ：在偌大上海，个人只能成为特定人群的偶像，白领精英阶层才是真正的城市英雄。
上海有历史悠久的职员传统。在很多场合，这是上海人被奚落小气、没出息的根源之一。平心而论，如果老百姓都不想着自己生活体面一点，衣着光鲜一点，家庭和睦一点，老板重视一点，而是个个想着创业发大财、打天下改造社会，那才是疯狂而不正常的。旧时典型的上海人，从店员、写字间职员、工厂技术和管理干部做起，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白领、骨干、精英”，尊重普通职员的价值观流传至今，对市民影响至深。现在每天在地铁里奔波穿梭的“地老鼠”们，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素质优良、情绪稳定的白领阶层。上海能够吸引诸多世界五百强企业，靠的也就是这个群体。白领就是城市英雄。
“白领价值观”对城市有何影响？
L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好好学习，乖乖听话，长大成为公务员、律师、医生等金领，导致上海的职业培训、再学习氛围比较浓厚。1930年代，出身低教会派的沪江大学连神学院都不办了，一心一意搞职业教育，世俗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白领价值观的优点是，大家都有“靠本事吃饭”的手工业者意识，人生目标定得不那么高远，做事注重细节，劳动力市场稳定，官僚社会中常见的人身依附关系明显淡化。但白领价值观也有其过于保守、狭隘的一面。对于白领来说，有产可保是一个进步，但进入21世纪，经济格局的扭曲刺激了房产投机行为。房价飙升把老百姓和始作俑者都装进去了。
白领阶层说到底还处于进化过程中，位于食物链的低端。他们普遍重视教育，具有经验和既得利益，对创业、创新缺乏兴趣和勇气。本地市民性格偏于拘谨。值得担忧的是，上海的中学和大学远没有走出内地应试教育、文凭教育的藩篱，社会阶层流动性不足，大学教育、公知的成色不足、公信力匮乏……这些都让未来城市精英的形象，显得暧昧而模糊。
香港：只有偶像，没有英雄
二战后的香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太平，可谓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由于被英国殖民统治，没有树立样板英雄的政治需求，拥有高度创作自由的香港影视界，却一直是香港公众偶像的最有力塑造者。从不同时代公众偶像的特点，我们可以感受过去的60年香港人心态的演变。
从银幕英雄到影视偶像
二战后，香港第一代公众偶像是谁？
W：1949年创始的《黄飞鸿》电影系列，不但把粤剧名伶关德兴变成了公众偶像，更把黄飞鸿这个原本只是一个很平凡的武师，升华成华人社会公认的英雄。从第一部《黄飞鸿》电影诞生到1980年代，关德兴总共参演了77部，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黄飞鸿》电影系列的成功因素有哪些？
W：那个年代的电影，投资方对影片的投入很少，制作也很随便，但关德兴演活了黄飞鸿，使影片产生巨大影响。当年观众渴求有真功夫的电影，而关德兴在影片中用鞭子打熄蜡烛，便是真功夫。他在现实生活中也像黄飞鸿一样要求自己，不拘言笑，强调忠孝仁义、尊师重道等传统价值观。关德兴无论在银幕上还是生活中，都树立了一个典型的、具有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观的英雄人物形象，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这个时代的香港人，仍残留着战时遗留下的英雄主义。受抗战、内战及新中国成立等冲激，这时的港人对传统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观十分向往与怀念。
继黄飞鸿后，谁接棒成为了新一代的大众偶像？
W：1950年代是《黄飞鸿》电影系列的黄金期，到1960年代步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新兴中产阶级背景的喜剧与爱情文艺片，并催生了陈宝珠、萧芳芳、谢贤等影坛偶像。1960年代，战时的动荡阴影已从大众心中抹去，对英雄的向往变得淡薄，加上当时香港经济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小资”情怀抬头，喜剧与爱情文艺片流行，追星热潮兴起。
1970年代初，“李小龙热”自香港风靡全球，这又反映了港人怎样的心态转变？
W：1960年代末，由于急速的经济发展加剧了贫富差距，导致香港社会治安恶化，甚至演化成一些群众事件，动荡的环境使得崇拜功夫偶像的风气慢慢发酵。
从1971年开始到1973年，李小龙用了四部半的电影就让中国功夫名扬天下。在经济起飞的同时，香港不断“进口”西方文化，唯独中国功夫受外国人青睐，是香港当时唯一能“出口”到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化。功夫偶像崇拜，可以说是香港人对中华文化认同感的一份寄托，包含了一份在别的领域上找不到的民族自豪感。
进入1970年代后期，香港社会民生及治安大幅度改善，“小资”情怀又再度兴起，英雄主义再次失去市场。然而，香港人把中国功夫作为民族自豪感寄托的需求依旧，因此在1970年代后期，纯表演式的娱乐性功夫片成为主流。1978年，成龙因主演谐趣功夫片《醉拳》一举成名。
乐坛偶像的黄金岁月
1980年代开始，粤语歌星高速走红。这股潮流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W：197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乐坛是一个“外来语言”统治的年代，国语歌和英语歌占主导地位。19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急速发展，民生不断改善，香港华人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不断提升，港人逐渐以粤语为基础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大众文化。这种意识形态，催生了粤语流行乐热潮，同时为香港电视剧带来一个黄金时代。
许冠杰被誉为香港当代流行歌的鼻祖，他在1970年代末以香港口语演绎法开创了香港本地歌曲的新纪元，对粤语歌的推行起了决定性作用。港剧的黄金时代，也对乐坛偶像的崛起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电视剧的红火，它们的主题曲和插曲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最流行的曲种，一批著名的歌星就是在唱电视歌曲中走红的。
从这个时期开始，香港的影视偶像崇拜前所未有地疯狂，可否介绍一下？
W：在1980年代以前，“追星一族”已经存在，但他们的行为是比较含蓄和理性的。直至出现“谭张争霸”局面，情况开始有所变化。所谓“谭张争霸”，是指当时谭咏麟与张国荣在乐坛上的人气竞争。原本这应该是一种良性竞争，但慢慢演变成两人的歌迷形若水火。谭咏麟在1987年宣布不再领奖，在谭咏麟退出后，张国荣也告别了演艺圈。偶像的魅力在这段时期显露无遗，吸引了大量有实力的歌手加入战团，香港乐坛进入了一个火热的年代。
另类人物及商界偶像
香港的社会发展推动着港人偶像观更新，香港回归后，港人的偶像观有哪些改变呢？
W：1990年代初，香港经济进入全盛期，但港人对回归后是否能继续繁荣安定有所疑虑。港人当时展现出一些消极情绪，讽刺时弊的现实元素渐受冷落，娱乐文化转而追求即时快感，一批逃避现实的无厘头电影趁势兴起。周星驰藉着这场无厘头热潮成为新一代大众偶像。
1990年代中期“古惑仔”系列电影卖座，小混混这种社会边缘人物居然能成为青少年的偶像，也反映了当时港人的醉生梦死心态。观众把对1997之后，“能够少受政治、法律和制度等束缚，依然可以生活得潇洒、快活、自由自在”的期望，寄托于影片之中。
港人的大众偶像，看来是“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香港有没有出现过一些跨越时代的常青偶像呢？
W：说到跨越时代的常青偶像，华人首富李嘉诚可说是一支独秀。从倒茶扫地的学徒做起，到成为推销员，李嘉诚凭着他的聪敏和努力成为华人首富。在香港这个充满竞争的大都市里，白手起家、努力工作最终功成名就，成为永恒的香港梦。
李嘉诚长年受香港青年的崇拜，不单是因为他白手起家并且是首富，港人对富人是否道德地创造财富以及热心回馈社会，有着颇高的标准。可以说，李嘉诚的成功不是个人的成功，而是香港体制及文化的成功。
偶像缺失与英雄缺席之谜
进入21世纪，港人的新一代偶像是谁呢？
W：近10年的香港，出现了一种偶像缺失的迷失现象。
娱乐圈偶像的缺失，可以由四大天王说起。从四大天王的“造星”经历，香港的演艺公司自信已摸出一套“造星”的成功模式，受此鼓舞，各演艺公司调整战略，以忽视产品质量的重大代价，全力投入新星的形象包装。于是一批俊男美女粉墨登场，宣传攻势一浪强似一浪。这种态势在进入21世纪后，几乎成为每一家唱片公司推出新星的唯一手段。演艺公司虽然能依靠这种手段“赚快钱”，然而新星的生命周期十分短，无法累积出足够实力从而成为受得起时间考验的大众偶像。
而在商界，由于香港的商业环境已十分成熟，要像李嘉诚一样白手起家成为传奇，已几乎变得“不可能”。在新世纪，香港本土的商界不见任何新传奇人物，而只见一批又一批来港奢侈消费的内地暴发户，这对港人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从历年偶像变化来看，港人心态偏向自我中心及拜金，所以不崇敬英雄，不把英雄作为偶像，可以这样理解吗？
W：英雄，是对民族或国家有特别贡献的人物，他们能承受任何煎熬，绝不会屈服，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和本领，为整个国家和民族造福。我认为，需要刻意树立道德模范，搞英雄崇拜的国度是悲哀的。在一个体制健全的社会，没有任何人需要依靠超出常人的意志来作出特别的贡献，只要安于本份，就能造福国家。在这种状态下，英雄是没有市场价值的。
在香港，见人跌倒人人敢去搀扶，见义勇为不会得到大肆报道，甚至为了职务或正义而牺牲性命，也不会被过多赞誉。也许，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冷漠，但换个角度看，不正是因为这些事情过于寻常，所以才容易被人遗忘？
这让人想起邱吉尔在二战后竞选失败时引用的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一句话：“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