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扬：１９８４年出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获首届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写作征文大赛“少年美文大奖”、日本第九届“少年村上春树”文学奖。出版《天黑了，我们去哪》、《１６ｍｍ的抚摩》、《洞》等多部作品。
Ｙ女士从霓虹斑斓的上海大都会来到北京城。我的金鱼手机开始摇摆起尾巴，哗啦啦，哗啦啦，金鱼大眼睛的屏幕上，Ｙ女士的名字忽闪忽闪的，像是一串即将消失的气泡。当时我的头发蓬乱，贝壳耳机里放着不着边际的英伦摇滚。
“咱们快有三年没见面了吧，真想你啊！晚上一起吃饭吧。”金鱼手机里的声音有点突兀和久远，我甚至有点想不起来她的脸了。
我把手边的巧克力糖果盒关上，把最后一粒巧克力豆放进嘴巴里，等待它的溶化带我进入一场突如奇来的晚餐中。Ｙ女士是南京人，我们认识快六年了。但只见过三次面，一次在西安，两次在北京。除了认识的那次活动，其他见面的时间都不超过一小时。人生当中总是有这种奇妙的难以定义的事物。虽然认识这么久，但是我其实并不了解她。但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形式的老友，虽然这么说有些许牵强。
在世贸天阶的一楼，她站在我的面前。涂着厚厚的眼影，目光有些呆滞，微黄的卷发有点凌乱，身上穿着暗淡老式的开衫，像是一个刚离婚的女人。之前她在我头脑中的轻快与活泼的形象烟消云散。我努力的想在大脑的七巧板中拼凑出那个有着清澈微笑的女孩子，可是幽暗的皮层里四处短路。这种感觉，就好像是看着一幢曾经反复经过的老建筑，被岁月侵蚀，强硬的搬拧至腐朽。我戴着棒球帽，穿这白色的滑板衫，向她伸出了拥抱的双手。
餐厅里，她开始向我讲述她的故事。她正在复旦大学读中文研究生，还准备读到博士。她这次来北京是给一个地方性报纸写一个奥运会评论的专栏。原本她是准备去美国陪她还在念书的中国男友。她说她写专栏写得很辛苦，一整天才能码出一千字。报社在奥运期间对稿子的审核很严格，一个词用得不恰当都得被ＰＡＳＳ。在北京的几天里，除了几次现场比赛里，大部分的时间，她都对着电视机冥思苦想。在所有的叙述之间，她不停地问我的工作，问中国时尚圈的轶闻趣事，还不停的从背包里拿出纸笔，记录下来。她说：“我老了，不行了，记忆力严重衰退。”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目光狡黠，她一边啃着鸭下巴，一边瞟着远处电视机里的篮球比赛，像是一个黑披风的鸭型怪客。
餐饮结束，她的手机突然响起来。男朋友的爸妈在北京看完比赛，准备去拜访一下她。她立刻显露出接近惊恐的表情。她说怎么办，我的房间里还有那么多烟蒂，让他们看到肯定不好。她说，那么乱的房间怎么可以，你说把他们约到哪儿合适呢。我们走到电梯口处的时候，她抱怨道：“真是的，还来这招，搞突然袭击。看得我这么紧，让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在无尽的夜色中，Ｙ女士神色慌张地逃进一辆出租车。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未看见过她如此的不自然和凌乱过。不久她就离开了北京，坐火车回到了家乡。
几天以后，我无意间看到了她的专栏，看到了她在北京的点滴生活。其中有一篇写到了我。我很好奇我跟奥运之间又什么关联，于是仔细读了下去。这篇文字只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她从我这里听来的时尚轶闻，另一个部分用来杜撰与虚构了一段我们的交情。就是没有谈论体育赛事和奥运文化。她写“六年以前，我带着他在南京吃鸭血粉丝煲”，而事实是我们从来也没在南京见过面；她写“那时候他已经写完一部长篇小说”，而事实是我到现在出版的和写作的作品中一部长篇小说也没有；她还写道：“他说我的生活就跟《穿ＰＲＡＤＡ的女魔头》里一模一样”，而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在这篇奥运体育专栏里，通篇都是这样的句子。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得对着电视机冥思苦想用一天的时间去码一篇千字小文了。
当时我在想，人和人的心灵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既使彼此相识，也避免不了误解与伤害，更何况是一个人与一台社会机器之间。她在文章的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梦想照不进现实。我想如果梦想的标准是以她为参照，那我的永远也不会照进现实。从我在滑板场上踩着滑板飞驰而去的时候，从我跟这乐队一起演出的时候，从我写下第一篇文字的时候，从我用五颜六色的画笔在上课走神时涂涂画画的时候，我就明白我的梦想至少不在那里。我听从的是内心声音的指引。而至于以“老友”身份出现的Ｙ女士为何有所作为，则是我身体里所有的好奇先生们都百思不得其解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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