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四年，教过我们的老师正如一部电视剧的名字――“来来往往”，尽管时光已磨蚀近三十年，但老师们情趣各异的音容笑貌，依然时时搅动我们的记忆，成为同学聚会饭桌的谈资。 那时，国家开放不久，改革热情高涨，社会人人向善，大学校园则成为理想主义的大本营，无论是对于重执教鞭的老先生们、初涉讲坛的年轻教师，还是青春飞扬的莘莘学子，都是梦开始的地方。这才生长出了那种纯粹、明净、温暖的师生关系，孕育出了那个年代师长们的公共品质――既授以知识之理，亦教以做人之道，待学生有着父辈、兄长般的真挚情感……
我常常想，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传奇，其实是不可复制的。我们赶上了，真是幸运!
经济法系的“老某”们
我考上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国际经济法专业，入学后被分配在经济法系1班。当时经济法系有四个班，1班、2班是国际经济法专业，3班、4班是经济法专业。直到大四时，才成立了国际经济法系，原先经济法系1班、2班学生就成了国经系的“黄埔一期”。但直到今天，四个班的学生聚到一起，还是以“咱们系、咱们系”套交情，因为当年，四个班的学生不仅比邻而居，而且常常一起上大课，拥有共同的老师。
当时，中国法学还处于刚刚起步的幼稚阶段，新兴的经济法虽炙手可热，师资却比其他法科更为奇缺。不过，“奇缺”有“奇缺”的好处，那就是逼着老先生们亲自出马给本科生讲课。
经济法系的老先生有徐杰、黄勤南、戚天常、严振声等，都是国内很有名望的专家。除了徐杰教授外，我有幸聆听过其他三位教授的教诲，得益匪浅。但今天我要坦白的是，当年我们一个个在这些老先生面前毕恭毕敬，尤其是在考试前想套题时更是老师长老师短不亦肉麻，可私下却流传着另一种称呼，黄勤南老师成了“老黄”，严振声老师成了“老严”，而中气冲天、嗓门洪亮的戚天常老师更是被戏称为“大老戚”――我们班钱晓斌后来有个外号叫“大老钱”，就是受此启发。如今想来，这些没大没小的雅号虽然失之恭敬，却也表达了对老先生们发乎内心的亲热之情。我想，如果“老黄”、“老严”们知道此事，一定会原谅我们当年的顽劣，并报以宽厚的一笑。
印象中，教税法的“老严”似乎腿脚不太灵便，但每当考试前学生们要套题时，却常常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下课，跑得比谁都快。
“大老戚”教的是《经济合同法》。当年这可是经济法系学生最重视的一门专业课，不料等我们毕业十年后，统一《合同法》出台，《经济合同法》却给判了“死刑”。
老先生中，教《工业产权法》的“老黄”似乎最爱跟学生们打成一片c“老黄”是江苏人，讲话带有浓浓的家乡口音，我们宿舍的瞿文明也来自江苏，他和“老黄”经常用旁人听不懂的家乡话叽哩咕噜地聊上半天，招来无数“嫉妒”的目光。
有一次考试前夕，忘了是哪位同学，兴高采烈地跑来告诉众人，声称经过死磨硬泡，已从“老黄”那里成功套到了“重点”，于是同学们奔走相告，连夜备战。第二天，众人踌躇满志地走上考场，等到考卷发下来却集体傻了眼，“重点”一个也没有，有的只是“老黄”狡黠的笑容。
说来也奇怪，被“老黄”如此“坑骗”一回，同学们虽然私下里笑骂几句，却没有谁生出真正的怨恨之情，相反，对“老黄”还颇有敬意。或许，这种师德底线的坚守也只能属于那个年代了，不像现在，一些大学校园常常曝出无良教师拿考题、论文过关作交易的丑闻，有时收了钱不算，还顺手把女学生给“潜规则”了。
走，到辅导员家去蹭饭
担任过我们班辅导员的先后有刘义山、张克刚、霍玉芬、宣增益四位教师。辅导员在大学校园是个奇怪的角色，本意可能是为了约束学子们青春无羁的思想和行为，但结果却是，辅导员常常和学生混成了哥们。
刘义山是天津人，颇有豪爽之气。大一时，我们班几乎有一半同学，或骑车或坐火车，兵分三路不辞辛苦跑到他天津老家去蹭饭，黑压压的人群坐了一屋子，义山可能从来没见过如此吓人的阵势，只好被迫叫来姐姐和姐夫帮厨。
义山在校时，以出色的党团工作闻名法大，我们班首任团支书“大老钱”(钱晓斌)对他五体投地，发誓“向义山学习，干一辈子党团工作”。但后来，义山却离校下海了，而“大老钱”也没有违背“向义山学习”的诺言，后来到深圳下了海。
四位辅导员中，如今留在法大的似乎只有宣增益老师，他是我们的末代辅导员，被我们亲切地称为“阿宣”。阿宣陪伴我们度过了毕业前后最惨淡的岁月，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人人穷困潦倒，银根紧张时常常连饭票都成了问题，而在那段彷徨痛苦的日子里，又有彼此安慰的精神需要，于是留在北京的同学就串通起来，三天两头跑到阿宣那里蹭饭。等到外地同学来京，大家更是一窝蜂似地杀到阿宣处喝酒消愁，有人甚至把临时认识的女朋友也带了去，酒足饭饱后还试图把阿宣赶走“鸠占鹊巢”，但阿宣终究还是守住了原则。
当时，阿宣还是单身汉，住在老校西边的小平房内，虽然只是一个囊中羞涩的穷教师，但他总是慷慨地让我们有酒喝有肉吃，只是偶尔露一点无可奈何的神情。可惜不久以后，阿宣就娶了老婆，我们也就不好意思三天两头去骚扰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就读过的国际经济法系变成了国际法学院，辅导员阿宣变成了国际法学院党委书记，外加“知名国际私法学者”等一大堆吓人的头衔。但在我们心目中，他还是停留于当年那个任劳任怨、无私贡献的哥们儿形象，虽疏于联系，却一激就活，时时会唤醒那遥存于艰难岁月里的温暖记忆。
我们把女教师给欺负哭了
入学后的第三天，我们班上第一堂英语课。因为学的是国际经济法专业，大家对英语老师期望颇高：学校会不会派来一个白毛飘飘的英语老教授，或者干脆就是洋外教?
上课前大约五分钟，一位齐耳短发、小巧玲珑的年轻姑娘走进了教室，在角落里怯生生地坐下，默不作声。
“这是谁?是哪位报到晚了的同学吧?”交头接耳的猜测声此起彼伏，男生们或隐蔽或大胆的目光，在那张漂亮清纯的脸上不停地扫来扫去。
时间一分分过去，臆想中的白发老教授和洋人杳无身影，终于有人开始怀疑，这“小女生”会不会就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小女生”做同学，当然是美事――尤其是对男同学，教外语，可把大伙儿给耽误喽。
上课时间一到。“小女生”带着羞怯的神情走上讲台，自我介绍叫林萍，还真是我们的英语老师。
一片惊讶与失望相交杂的叹息声。毫不掩饰地颠动在空气中。没有任何预谋，一场集体性的恶作剧自然发酵了。当略带紧张的“小女生”开始上课后，我们一个个做呆若木鸡状，无论提问到谁，所有回答都是高度一致：“MyEnglish is very poor.I can’t understandyour question.(我的英语很差，不懂你 的问题。)”随后是一片哄笑。
“小女生”被弄得手足无措，脸颊飞红，神情难堪。到后来，她几乎不知道如何将这堂课再进行下去。好不容易捱到课间休息，“小女生”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讲台前，低垂着头，将课本不停地翻过来覆过去，心中似乎翻腾着无尽的委屈和恐惧。终于，一串串晶莹的泪珠，顺着那柔美的脸庞滚滚淌下。
刹那间，空气凝固，喧闹消停，青春顽劣的心像被插进一把刀子，开始流出痛悔的血。戏弄的快感，变成了深深的内疚。
等到第二堂课开始后，我们全都成了乖孩子，泪痕未干的林老师也逐渐恢复了自信。我们很快发现，年轻的林老师其实功底扎实、发音悦耳，教学十分耐心，再加上那令人赏心悦目的容颜，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这样的良师益友呢?
后来我们还了解到，当时林老师的确刚从大学毕业，首次走上讲台。想到我们对她这“人生第一次”的沉重打击，那种惭愧无以复加。
可惜，大一过后。林老师就不再教我们，而是去昌平新校教低年级学生，很少在老校露面。有一次，我在校园里撞见林老师，赶紧上前打招呼：“林老师，还认识我吗?”林老师露出迷人的微笑：“怎么会不认识，你不就是你们班的小上海吗?”我头皮一麻，肯定是我当年闹得比较凶，才让她一直“怀恨”在心。
很多年后，当我离开校门、走上社会，还是会不时想起这堂被泪水打湿的英语课。正是林老师那动人的泪水，拔除了刚进大学校门的年轻学子们的骄躁之心，教会了我们尊重、理解和宽容，并以此对待人生路上所遇到的许多事、许多人。
听说，林老师至今还在法大任教，想来也同我们一样，已经步入了成熟的中年，如果她能看见这篇文字，希望她能接受我们全班迟到整整24年的道歉，并衷心祝福她美丽依旧、青春永驻。
发糖，发烟，发照片
与一些现在的大学生聊天，说起当年到辅导员家蹭饭之类的往事，他们都羡慕得不敢相信――这年头都是学生给老师请客送礼，哪有老师请学生客的?实在是太幸福了!
其实还有更幸福的事，发生在大三。
那一年，我们开了《国际商法》课。教课的中年老师是外请的，脸膛黝黑得极为夸张，可惜没良心的我如今已记不起他的姓名，姑且顺着其脸部特征，称其为“黑”老师(也有同学回忆说他叫战宪斌，当时是日本商社首席代表)。当时，“黑”老师似乎刚从国外归来，中国话还不如外语讲得利索，一个汉字一个汉字地往外蹦，而且经常跑题，不知所云。于是，第一堂课后，学生们已经溜号了一多半。
但局面很快得以扭转。
第二次上课时，“黑老师”变戏法似地从皮包里掏出几条“万宝路”、“箭牌”等当年流行的名牌洋烟，若干瓶叫不上名字的进口啤酒，以及一大堆外国口香糖。高级糖果，热情洋溢地分发到男女学生手中，殷勤地劝大家抽啊、喝啊、嚼啊。
消息很快传开，正在宿舍里睡大觉的男生们、读琼瑶的女生们纷纷快马杀到，教室里很快坐得满满当当，而“黑”老师也就带着满足的表情，开始了他的云山雾罩。
这一“发”就不可收拾，从此，“黑”老师每次上课前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学生们发烟发酒发糖，好像还给女同学发过丝袜。而我们也就在袅袅的烟雾、冲天的酒气和口腔的咀嚼声中，幸福地倾听着那味同嚼蜡的《国际商法》。
那段幸福的日子里，我其实一直担心，或者说是一种偷偷的盼望，动静闹得这么大，如果教务处老师闻着酒烟之气推门而入，将会是怎样的一个“精彩”的场面?可惜，这场“对决”始终没有发生。不过到后期，据说有人举报到了教务处，“黑老师”只好停止了大派送。
更加奇妙的是，有一次，“黑”老师上课到一半，突然掏出一个进口高级相机，一声令下：“走，我们上外边照相去。”于是我们兴奋地一涌而出，在校园内、小月河畔一口气照了几十个胶卷，这批胶卷后来洗印了1000多张，每个人都分到了厚厚一叠，如今已成为当年极为珍贵的青春影像。当然，在那个照相也属于奢侈的年代，这笔不菲的洗印费都是掏自“黑老师”的腰包。
如今想来，法大发给“黑”老师的讲课酬金，恐怕远远无法弥补他“讨好”我们的支出，当年我们曾对他过分热络的举动百思不得其解，甚至私下怀疑他是否神经出了问题。如今我们步入中年，似乎才开始理解他复杂的心绪。恐怕，这并不能简单地用刺激听课率来解释，也许，同无忧无虑、充满活力的学生们厮混在一起，给了“黑”老师无穷的快乐，也令他暂时找回了已经远逝的青春!
才女张丽英
张丽英当年是国际经济法系的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直发、清瘦，未近其人，便闻聪慧之气，属于那种容颜和气质兼修的美丽女教师。
张丽英没有教过我们课，所以同学们大多不认识她。印象中，我也从来没有叫过她“张老师”，一直是直呼其名，但在心里，叫她“姐姐”。
忘了是如何与张丽英相识了，应该是缘于绘画。那时张丽英也住在老校西边的小平房内，和阿宣等青年教师都是邻居。记得在她家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那套价格不菲的音响设备和一叠叠古典乐CD最为醒目，这是那个年代的奢侈品，滋润着女主人的情趣和修养。
那一天，经不住我软磨硬泡，张丽英从床底下拖出了一只小皮箱，打开，里面放满了叠叠的人像素描和油画，虽然岁月已在画像上烙下发黄的痕迹，但却掩不住那视觉的冲击和逼人的才气――那些都是张丽英小时候的绘画作品。
这些画像刺激了我学画画的狂热。再后来，张丽英就成了我免费的绘画老师，她的讲解有一点即通之功效，比如讲如何画雨后的地平线，不能试图直接调出颜色，而是应该从自然常识出发，天空的颜色与雾霭的颜色互相交融、逐渐分层，才能出效果。
那段时间，教学楼6楼一间窗户破碎、尘土满地的废弃大房间，成了我学画的“战场”，空气中弥漫着松节油和颜料的味道，张丽英跑来指导，看到我实在不成器，干脆抢过画笔，刷刷几下大功告成，然后丢下一句“算你画的吧”。这种“赏赐”几次过后，终于让我清醒过来，乖乖放弃了画笔。还记得，我曾长期“借用”张丽英的一只木质小画箱，能把所有画具都放入，斑驳的漆面折射着纯朴的质感，我对之爱不释手，曾动过永远“借用”下去的歪念头，但最终还是被张丽英要回去了"她当然不是小气的人，而是因为那只小画箱，收藏着她童年时代的梦。
再后来，张丽英画出了_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那一年，她为一位令人尊敬的逝者画了一张人像，然后拿到街上去展览，经群众评议，竟然把中央美术学院画的同样的人像给比下去了，这让法大很是长脸。
美丽的女子或许并不稀罕。有才的女子才真正令人欣赏。更令人敬佩的是那些多才的女子，在毫不相干的领域稍稍下点功夫，就能成气候，练什么成什么。张丽英好像就属于这种“人精”型的才女，如果她沿着艺术的道路走下去， 以其才情，成为一名优秀的女艺术家当不在话下。然而她却走向了看似与浪漫的艺术毫不相干的严肃的法律，而且照样成为人中之风。事隔二十多年后，张丽英已是国际法学院副院长，国际经济法、海商法等多个领域的知名女学者。
其实在当年的法大，有很多如张丽英这般才华横溢的年轻老师，他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种选择和机遇，但最终都拒绝了外界的诱惑，而是选择了法律，选择了留在条件并不优越的法大。在老校西边那片简陋贫寒的小平房里，“小平房青年教师群”集体度过了学术生涯的摇篮期。虽然我们上学时基本上无缘听他们传道授业，但正是他们的存在，填补了法大师资紧缺的困境，撑起了_上世纪90年代后的教学天空，后来的小师弟、小师妹们有福了。
慈母般的系主任
教我们《海商法》的是吴焕宁教授，当年，她还是国内唯一同时担任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和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的女法学家。
温文儒雅的吴老师风韵十足，不难想见其年轻时魅力四射的美丽和典雅。吴老师和江平先生应该都是北京政法学院的“老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这批昔日的青年教师就一起经历了这个国家和这座校园云谲波诡的历史，恰如数十年后的法大85级学子，共同走过了一段激情残酷的青春。
当年，《海商法》在中国还是一门年轻的学问，作为这一领域少有的学术大师，吴老师以其丰厚的知识营养，亲手浇灌着我们这些幸运的“树苗”。但更加令我们感动的是吴老师对待学生的那份耐心与和善，那份发自内心的微笑与关切，以我笨拙的笔触，很难准确描绘这种真挚而特殊的师生情感，想到了只是――母亲对孩子的慈爱。
大四时，曾一度想考吴老师的研究生，为此专程到她中关村住宅拜访，品尝过她亲手煮制的芳香四溢的咖啡。当我目睹吴宅满屋的书城时，第一次体会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幸福。毕业后数年间，我把兜里的余钱几乎全部贡献给了书店和书市，就是源于这次拜访所带来的心灵震撼，而每当我在出差路过的大城小县淘到一本心爱之书，冥冥中闪过的也是那飘满思想芳香的“书城”。
毕业前半年，国际经济法系成立，经济法系国际经济法专业的1班和2班归人其麾下"而吴老师也由经济法系副主任转任国际经济法系主任，正式成了我们的“大家长”。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这位慈母般的“大家长”就突发急病，住进了医院。而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正卷入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件，竟然谁也没想起去探望―下病榻上孤独的吴老师。
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吴老师突然病倒的原因。
那天晚上，吴老师正在为学生的命运莫测而彻夜难眠，而电视里发出的一些声音更是令她难以平静，在忧急如焚的情绪折磨中，一阵阵绞痛涌上心口，终于倒伏于地。家人发现动静不对，赶紧叫救护车将吴老师送进医院。诊断结果是：因情绪激动而引发的心肌梗塞。医生说：晚送来十分钟，人就没救了!
这段隐秘的往事，让我每每想起都心底漾满泪水。而国经系85级的同学们，绝大部分可能并不了解此事。那么，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段尘封的往事吧――二十年前，有一位慈母曾为我们的命运而与死神擦肩而过。
因为这次病倒，吴老师直到我们毕业时，也无法恢复正常工作，并从系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也正是由于吴老师的离职，使我们系学生失去了一份无私的保护，至少我本人的命运因此被改写，其中涉及到某个当事者道德上的怯懦，不便明说，不说也罢。
天佑我师!吴老师最后终于战胜了死神，重新走上了讲台。85级毕业10周年庆典时，吴老师再次现身，她已平添了许多白发，但那飞扬的气度依然光采照人。当她发自肺腑地道出“我们当教师的一生两袖清风，但我们有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你们这些学生”时，当她哽咽着喊出“十年前，我与你们同命运、共呼吸”时，如雷般的掌声中，多少人为之心潮澎湃，多少人为之泪水纷飞!
法大国际法学院(其前身是国际经济法系)举行成立20周年庆典时，再次看到了吴老师。吴老师的脸庞已有了更多的岁月留痕，但那慈爱的眼神和笑容依然如二十年前一般清澈、温暖。散会后，从各地赶来的国经系85级、86级学生团团围住吴老师，孩子般地又闹又笑。
时间，已经对一位慈母般的师长作出了最好的赞美!
永远的江校长
最深刻的热爱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热爱，因为那是一种深埋于心的热爱，不因时空变化而褪色、而泯灭。
赢得这种最深刻热爱的，当属法大85级学子最尊敬、最眷恋的老校长江平先生!
“永远的江校长”――便是这种特殊情感真挚而朴素的表白。“江平”的大印只在85级学生毕业证上盖了五百下，作为校长的权威，便被永远封存了，这是历史的遗憾，却是法大85级的福气!
那一年，江校长在许多85级同学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生手忧患、死于安乐”。这八个大字，为一颗颗痛苦惘然的心灵送去了莫大的安慰。这八个大字，让许多85级学子念兹在兹了二十年，不敢轻易放弃做一个“大写的人”。
那一年的教师节，处于人生一片灰暗中的我，格外地想念江校长，情不自禁地给当时并无直接交往的江校长寄去了一张贺卡。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有许多85级学子都怀着同样的心绪。向江校长寄去了书信、贺卡等等，有福的焦鹏同学还收到了老先生用毛笔亲手书写的回信。在那些彷徨无措的日子里，向老校长表示敬意、倾诉苦闷，也成了寻找精神出路的一种方式。
也是在那一年，恰逢江校长60大寿，在恒忠的牵头下，一些在京的85级学生自发地在蓟门饭店为江校长祝寿。在那次聚会上，江校长高歌一曲，激情豪迈的歌声中，我们泪雨滂沱，听到了一位老知识分子只向真理低头、决不向命运低头的不屈信念。
时间就像一把无情的刷子，让多少英雄喑哑了嗓子，又让多少投机者择枝另栖。然而法大85级学子如此幸运，依然能时时刻刻看到他们所热爱的老校长挺立于时代的最前列，如他老人家那本感动天下的书名――我能做的只是呐喊!
毫不夸张地说，法大的声望，有一大半是江校长挣来的――用他的卓越才识，更用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勇气。因为江校长的存在，法大即使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偶被蒙尘，依然保有其巍峨的形象。不敢想象，假如法大没有江校长，思想的厚度、精神的魅力会打上多少折扣?
也因为江校长的存在，让二十年前贡献了青春和激情的法大85级一代学子，虽然曾带着一身辛酸淹没于茫茫人海，虽然历经二十年的挣扎奔波，虽然已人到疲惫的中年，依然不敢忘却那如歌泣血的师恩，不敢忘却那深入骨髓的教诲。
毕业20周年庆典的日子一步步走近了"“能不能请到江校长”成了同学们最关心的话题。有同学还翻箱倒柜找出了江校长在85级毕业十周年庆典上的讲话，一读再读，泪水流淌。
在这个迷失的年代，我们所面临的伤痛或许并不亚于二十年前，法大85级学子多么期盼，江校长能再一次赐予我们以信仰的力量。因为我们永远都是法大的孩子，就像江平先生永远都是我们的江校长。
最后，我想用最朴素的语言，对江校长、对所有扶携过85级学子的法大老师们道一声深深的感谢，祝福青春的精神永驻你们的生命。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能成为你们一生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