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梅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美国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曾出版过《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与刘再复合著，香港天地图书，２０００年；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台北九歌出版社，２００３年）、《革命加恋爱：文学史、女性身体与主题重复》。
抱着娃娃到香港
经过一个学期紧张的教学，终于盼来了暑假。第一件事就是急卷行李，带上两周岁的儿子，与先生一起登上去香港的飞机，我的父母和奶奶在那边等着我。没想到在飞机上，亢奋的孩子没有一刻安静，他似乎意识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旅行，连睡觉时都紧紧抓住我。２０个小时的蓝天陆地，上折下腾，飞到太平洋东部上空时，我的腰累得仿佛要断掉似的，筋疲力尽。在那一刻，我好想独自躺卧在乳白色的云彩上，消逝在有着丁香花芬芳的梦境里。
做了两年的妈妈，虽然爱孩子的心是完整的，享受着儿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却少了一份安宁的心境。每天对于我都是一场战争，一场挣扎于孩子与事业之间的战争。从小到大，我从没这么累过，不光是身体累，还有心累。在学校，我要面对繁重的教学课程、复杂的同事关系与校园政治，以及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项目；在家里，我被没完没了的尿布和儿子的吵闹声所淹没。整整两年，我总是处于这种“战争状态”，像一只匆匆忙忙的战船，无休无止、疲于奔命地往返在两岸之间。有时觉得自己真的像碎片，散乱地撒向此岸，又撒向彼岸，充塞于生活中的是紧张，内心清晰感受到的是无奈，过去许多柔美的音韵似乎都变成了刺耳的呐喊。
在蓝天飞行的路上，我闭上眼睛，默想着一个世纪以来从未停断过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是解放了，娜拉们是走出家门了，林黛玉薛宝钗们是可以把诗歌发表在报刊上了，被绑得紧紧的小脚是可以松开了，被节烈观压得死死的女人是可以再嫁了。然而，这些解放了的妇女，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解放的那一刻，自己的肩上突然在家庭的重担之外又多了一副社会的重担，个个成了“双肩挑”，甚至多肩挑。就我来说，不仅要当好妻子、好妈妈，还要当好老师、好学者，幸而没有参加革命，否则还要当好战士。除了这种双肩意义之外，像我们这些“女留学”，不仅要挑中文，还要挑洋文；不仅要挑东方文化，还要挑西方文化；不仅要挑黑板课堂，还要挑电脑机器。没有三头六臂，只靠双肩，是绝对不够的。你也许会说，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男性所承受的压力和女性是一样的。我的回答是，从我个人怀孕、生育、带孩子的亲身体验中，女性所忍受的痛苦远远超过男性。怀孕、生产时身体的变形与剧痛都还是暂时的，每日反反复复对孩子琐碎的照顾与工作中的焦虑，才真正难以对付。儿子对我天然的依恋和信赖很美，像春季的阳光、河里的睡莲、天上的花坛一样美，但我心中的焦虑却让我无法欣赏这种美。这种反复不休、永无止境的矛盾令我沮丧。于是，有时我像祥林嫂一样不停地找人诉说，有时则干脆坐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大哭。经历了这一切，才明白解放也有解放的难题，才想到任何一种漂亮的观念、主义都有双面性。
西方女权主义者Ａｄｒｉｅｎｎｅ Ｒｉｃｈ曾大胆地挑战天经地义的母亲角色。她认为，母亲角色是男权社会所设定的一种制度，以此控制女性的身体与生活，贬低女性在家庭里或在家庭外的“生产性”的工作。不错，Ｒｉｃｈ的提法值得我们深思，女性对自己的身体要掌握主动权，不过，她却没有看到作为一个母亲和事业女性的双重困境。当孩子企盼母亲不含杂念、全心全意地爱他时，母亲能不无条件地给予吗？母爱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面对困境，我只能幻想心中有股神奇的力量支撑着，让我既做好“家庭生产”，又做好“社会生产”，而面对“广大的妇女姊妹们”，我可不敢要求她们双肩挑或多肩挑，人各有志，只要是真实的生命存在就可以了。即使有些姊妹愿意留在厨房灶边，不愿“解放”，只愿意当好母亲，我想也有她们的充分理由。
“第二祖国”门前的徘徊
我有两个祖国的图腾，一个是祖母满头的白发，它不仅让我看到永恒的母性之光，还让我仿佛身临其境地阅读一个世纪的沧桑；另一个就是父亲（刘再复）书写的方块字，它是我生命的第一脉泉水，也是引导我通往陌生世界的彩虹。不过当绿卡、美籍等实际问题出现时，我不得不重新面对“祖国”这个概念，以及它所包含的所有复杂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拿到美国绿卡之后，还要不要申请美国国籍？对此，我们一家曾讨论过。妹妹说“当然加入”，妈妈说“可入可不入”，爸爸说“我不入”，而我呢徘徊了一阵，还是加入了。加入了美国国籍之后就不是中国人了吗？不，我还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地地道道的黄皮肤，地地道道的黑眼睛，地地道道的脚板底，还有血脉深处唯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长江黄河的潺潺流水声。
加入了美国国籍之后，又与家人讨论：美国可以算是“第二祖国”吗？问题是我提出的，可是我自己却有点语塞。还是十二岁就来美国的妹妹干脆，回答“当然是”，妈妈却也语塞，似乎不情愿承认美国是第二祖国。而我爸爸，他的回答比较有趣，我侧耳听他说：“我的祖国当然是中国，第二祖国却是全世界。从血缘意义和地理意义上说，我只有一个祖国，从精神创造的意义上说，我属于思想者部落，可以说思想者无祖国，也可以说，思想者处处是祖国。”我爸爸不是回避我的问题，而是真的这么想。他爱祖国，但不喜欢把“祖国”二字当作面具。因此，出国之后，他在现实的层面上怀着深重的故国之情故国之思，但在精神层面上则放逐权力意义的国家，寻找心灵意义上的故乡和祖国，这种祖国除了孔夫子与老子的春秋战国和曹雪芹大观园里的诗国、女儿国之外，还有古希腊与莎士比亚的戏剧王国，罗浮宫的艺术合众国，老托尔斯泰的小说联合国，以及父亲自己编织的有女娲精术也有蜻蜓蝴蝶的儿童共和国。越过精神的国界线，我父亲的生命能量稀放出来了，我真为他高兴。
不过，我发现父亲在情感上仍然不乐意使用“第二祖国”的概念，他身上似乎还有一条神秘而坚韧的根在牵制着他。他还不能像赛珍珠那样，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赛珍珠的第一祖国是美国，而她可以非常快乐地从身心的深处喊出第二祖国的名字。比赛珍珠更早，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在给兄弟的信中也坦率地说：“我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欧洲。”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一生，都沉浸在精神的国度里，他所指的祖国也是精神的祖国。没有第二祖国的基督教文化，就没有陀斯妥也夫斯基。他的身上确实既流淌着俄罗斯文化的血液，又流淌着欧洲文化的血液。因为他是双重伟大文化的儿子，所以他才拥有双倍的力量支持自己走上世界文学的巅峰。
像陀斯妥也夫斯基与赛珍珠这种直言自己拥有两个祖国的心态，是精神之子的天真心态，也是人类本应有的正常心态。可是，中国作家诗人真能拥有这种心态并不容易。中国作家在谈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时往往理直气壮，而在谈起超越国界和拥有人类情怀时则语软词穷。即使像我父亲这种没有“爱国酸气”的漂泊者，也会在“第二祖国”门前徘徊。也许不是徘徊，是认定自己是泛祖国的世界游子。至于我，在第二祖国的门前固然也徘徊过，但最后还是踏进并接受父亲的泛祖国之思。这样做，既不会减少对第一祖国的爱，还增加了一重对四海兄弟的爱。几十年后，等到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长大成人，我也希望，他能记住，他有两个父母之邦，还希望他能记住母亲心目中最后的故国的图腾，别在英语家园里丢失了图书般的方块字。
此刻我更相信眼泪
美国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大劫难之后，我每天都看到眼泪，连最著名的笑星Ｄａｖｉｄ Ｌｅｔｔｅｒｍａｎ也在落泪。今天把刚收到的《明报月刊》十月号一翻，又看到了眼泪。
最让我感动的是董鼎山先生的哭泣和我大姊似的朋友坚妮的哭泣。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董鼎山先生面对爆炸的情景，放声痛哭。这是他一生中第四次面对电视机哭泣。除了他哭泣之外，还有他的死里逃生的朋友父子，还有他的妻子和女儿，全都在哭泣。他的女儿看到劫难后“第一个反应是打手机向母亲哭泣”，而妻子呢？“葆琪的感情再也守不住了，紧抱着我放声大哭”。董鼎山是我很尊敬的作家，铮铮的男子汉，笔下全都是堂堂正正的文字，我曾从他的文字中得到许多知识和启悟，也得到许多力量，这次却从他的哭泣中得到了感性的共鸣。还有坚妮，我们一家的好友，一个典型的现代独立女性，除了工作、写作外，还独自照顾年幼的孩子，每天在华盛顿挑着三个重担。事发的那一刻，她惊叫起来，然后立即想到放在幼儿园的儿子，可是不能离开岗位，在顾此失彼的焦虑中挣扎了几个小时之后，终于与孩子见面，一见面就抱头痛哭。坚妮生性倔强，虽属温情女性，眼泪也是不轻弹的，可是，这一次她把眼泪化为文字，哭在读者面前。同样是小妈妈的我，回想起当天所经历的类似的情景，不禁跟着潸然涕下。
这两篇文章都打动了我。阅读中觉得眼泪比语言更美，哭泣就是哀悼的音乐。我敞开自己的灵魂，吸收这些眼泪，并相信眼泪会滋润我的良心。在看到许多哭泣的这些时日，却也在电脑网站里听到为恐怖行为叫好叫绝的笑声和掌声，还有报刊上许多斥骂美帝国主义的学者教授的声音。是非黑白且不论，面对纽约废墟上的六千具尸首，我只觉得这些声音不和谐。突然间，我感到一种无法排解的忧伤：人间，这个我深深热爱的人间，怎么会变得如此天差地别？人与人之间怎么如此难以沟通？连面对一个如此巨大的灾难，一个天昏地黑的死亡，也难以有一致的同情心，难以一起为无辜被毁灭的生命祈祷。恐怖活动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一个弱女子，内心感到的寒冷是许多强人、猛人不能理解的，然而，他们更不能理解我的另一层寒冷：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冷漠而浑身打颤。
这些日子，我被历史的烽烟所吸引，破例地追踪时事新闻和有关评论，读到许多教授义正辞严谴责美国霸权主义的文字以及批判全球化的文字。这些道理我是熟悉的。的确，经济一体化包含着贫富悬殊、生态破坏与剥削压迫，弱势国家一部分民众的贫困确实会造成仇恨，以财富为主导的地球在运转中把宗教、人文和传统习惯推向边缘，总是会引起边缘人的不满和抗争。怨恨并非完全没有理由。我也同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理性批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便排斥一些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也不能把资本主义无限地抽象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罪魁祸首”。面对巨大的恐怖罪恶，我们恐怕首先必须正视其罪恶，然后再做其他漂亮文章。
加缪的《鼠疫》写的就是人面临荒唐的世界时，尽管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但在心灵深处却有相通的地方。这共同的地方就在“山冈上散发着馥郁的香气的荆棘里，在大海里，在那些自由的地方，在爱情之中。”说到底，还是在人与人能够相通的爱与关怀中。此时，面对一滴一滴的眼泪，也面对一套一套的高深道理，矛盾之中，我还是更相信眼泪，更相信人类心灵深处的那一点温情。
帘外秋雨正潺潺
把孩子送到邻居的阿姨那里，回到家中，先生早已上班，空荡荡的大房子只剩下我、茶杯、雪白的四壁，还有安静的桌椅和书架。在办公桌边坐下来，向窗外一瞥，才发现秋雨绵绵，雨丝潺潺地飘落着，没有声音，只有飘落。天地间除了我和潺潺秋雨外，只有流动，只有大寂静，好像这一刻是特意为我而产生，为我而存在似的。
不知怎么回事，就在这一瞬间，我所感觉到的几乎无法用语言描写出来，只是激动得想哭，想悄悄哭一场。无端兴奋，无端哭泣，这不是忧郁症的症状吗？不是的，我的头脑格外清醒。此时，我希望真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上帝，我要对他诉说，要感谢他给我这份宁静，给我这几个小时可以独处，可以读书，可以写作。给了时间，就是给了生活全部。潺潺的雨丝是我温柔的卫士，多情地守着我的安宁，让我感到与外界的隔绝，自由自在地沉浸在梦幻般的文学世界里。
这种安静，这种美，几年前的我根本不知爱惜。三十三年过去了，就在而立之年，我才知道世上最宝贵的是什么，原来，它就是没有形体、触摸不到的时间。而立，而立，其实就是把担子挑起，挑这挑那，谁都在争夺我的时间。孩子最柔嫩，但和我争起时间却最有力量。丈夫也在争，他埋怨原来以为读文学的妻子可能很浪漫很有趣，现在才知道沉入书本中的人根本没有时间体味情趣。还有那部电话，铃一响，就是要时间。以前不知道时间的珍贵，现在知道了，可惜它已成碎片，从早到晚，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全是碎片。而今天，潺潺秋雨中，我却发现这几个小时的时间是完整的，是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上帝没有抛弃我，造物主没有把我从完整的时间地带里驱逐出去。“失乐园”中不包括我，从此开始一直到下午五时，在孩子回来前，我将生活在乐园之中，这是怎样的幸福啊！
小时候，我和妈妈、奶奶生活在闽西的山城里。到了梅雨时节，我透过窗子看雨丝时，只觉得时间的漫长，周围萦绕着时间的游丝，太阳和月亮似乎停止了运行，毫不理会我是那么盼望着成长，盼望着绵绵细雨的终结。年少时只想到生命的生长，哪能想到生命的消失。如今却完全不同，焦虑的全是时间的不足与生命的紧迫。今年夏天去香港探望父母时，与李泽厚伯伯聊天。他说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关键有三项：第一是抓紧时间，第二是要有好的图书馆，第三是要有好的研究方法。我记下了，不过心里感慨自己最缺的就是时间。
在国内时以为美国处处是自由，真到了美国，才明白这里并非神仙世界，它同样受到人世界的限定。人一定会死，死亡就是一个巨大的限定。在这个大限定里，每一天又都有限定，一天不睡觉就不行，睡眠就在限定你。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小孩子从诞生的那一天就在限定你，不遵守他的限定，他就以哭泣来抗议。可爱的孩子分明是可恨的时间剥夺者。此时他不在，我才体验到超限定的自由的喜悦，感到从琐碎生活中夺回一点属于自己的地盘的喜悦。
帘外的秋雨还在下着，“隐身”在这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中，仿佛与宇宙的无限取得了和谐。真好呵，窗外潺潺，笔下也潺潺。
为自救而写作
天地出版社通知我父亲，说《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的第一版已售完，立即要印第二版。还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七月下旬，香港贸易发展局和香港艺术发展局举办香港书展，事先请读书家们评出三十部优秀书籍，《共悟人间》也中选。为此，薛兴国先生还写了一则推荐文字，发表在《明报》“世纪”副刊上（６月２９日）；这之前，我曾读过陆铿、潘耀明、戴天等先生发表在《信报》、《明报》上的推荐文章，文中激励我的文字，使我感到非常惭愧，但也使我感到鼓舞。我父亲已经走出他人的目光，不太留心外界的褒贬，而我毕竟是初出茅庐，对前辈作家的肯定，真感到喜悦。趁再版之际，我要在此认真地说一声感谢。
除了书评文字之外，还有两位是父亲和我特别敬重的前辈――金庸和范用也热情推荐这本书。今年四月，金庸在天地图书公司的新书发布会上，郑重推荐。范老则全力向北京三联书店推荐。为此，三联书店还通过“天地”向我们约稿，但因事先我们已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签约付排，所以未能在三联出版。金庸先生、范用先生和其他前辈的深重情意使我感动，并帮助我获得中文写作的信心。
我父亲认真地和我通信，不断敦促我抽空进行中文写作，这并不是要我保住在美国的“铁饭碗”，因为中文著作在大多数美国学院并不作为考核的成绩。在忙碌中还要写，用父亲的话来说是为了“自救”。美国是个商业气很重的国家，它本来就富有，高科技的发展和好莱坞等文化工业又造成一代新贵。因为太有钱，就吸毒，就玩乐，就拼命享受。人的聪明才智导致了科技与经济的高度发展，却造成人本身的深刻危机。人类发明了新药治疗各种病症，对精神沉沦却无能为力。正如高行健叔叔所说的，人能做的只是些细小的事，如制造新的药，弄出新的产品、时装、氢弹或毒气，但人生之痛苦却无法解脱，劣根性也无法医治。这正是人面临着的另一种形式的生存挑战，即太聪明、太富有带来的挑战。我虽然在校园里，也感到安逸的挑战、物质诱惑的挑战。在挑战面前，父亲和我选择应战的方法就是不断读书写作。“写作可以逃逸到最深的感受中”（高行健语），可以进入精神的最深处。我父亲一再说，唯有写作，唯有不断向内心深处行进，才能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灵魂相逢。写作于我，恐怕是最好的一种“自救”手段。
我这一代人，是理想破灭的一代，又是相当自负的一代，因此，既缺少“救世情结”，又缺乏自救意识。到西方求学深造，自以为“前途无量”，哪里想到也有沉沦的可能！而事实上，深造固然长知识，但也会把自己塑造成西方学院里的“规范中人”，自我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离“性情中人”越来越远。也就是说，脑子生长了，但心性却未生长。陈寅恪先生说，“士之读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也就是要培育脱俗的自由心志与独立精神，这恐怕比掌握知识还难。我父亲在通信中激励我把生命与学术相衔接，始终面对生命困境，并从中发现问题，始终不放弃一个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性――敢于对权势说真话和提出坦率的叩问。唯有这样的学问，才蕴含着人的灵魂。现在我虽不能说找到生命与学术的连接点，但至少已不再惶惑。
《共悟人间》只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我清楚地意识到，能与父亲进行知音般的对话，乃是上苍所赐，但今后我要依据自己的力量，更多地独自感悟人间，努力往人类灵魂的深处探索，努力去寻找德谟克利特之井。在寂寞而充满诗意的精神路上，我也许可以再度与父亲相会。
我的第一部英文著作
我的第一部英文著作《革命与情爱》（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ｌｕ Ｌｏｖｅ）近日终于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拿到邮来的样书时，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抚摸端详了一会儿封面，立即大叫楼上的爸爸妈妈：“我的英文书出版了，快下来看！”他们带着我的小宝宝立即下来，围着新书赞赏了一番，妈妈一边看着书一边抚摸着小孙子的头说：“嘿，出这本书比生我们这个小咪咪还难。生小咪咪怀胎十个月，这本书恐怕连怀带生有十年了吧！”
妈妈说得没有错。这本书从读博士学位开始构思到初稿完成，大约用了五年时间，之后又不断修改与润色，加上出版社的审查过程和签约后又编辑人名书名索引等等，真是经历了八年时间。太难产了！想到这里，一边高兴，一边也觉得惭愧。自己除了才气不足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英文写作对于我总是不如中文写作那么方便。现在美国大学东亚系已经有二三十位来自大陆的助理教授和教授了，但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大学外语系，而我则是出身于北大中文系。如果不是我读了北京二中（北京重点中学），外语课抓得特别紧，再加上父母为我请了课外英文辅导老师，我连留学梦都做不成，更不用说英语写作了。到美国后，我被大环境和小课堂所逼，英文水平虽不断长进，但比起英文系出身的“同路人”，自然要吃力得多。只是我还有一点毅力，坚持双语写作，坚持不停地往前爬动。在乌龟与兔子的赛跑中，我不属于兔子，但在同龄人中出版英文著作，倒属于“先进”了。这也正好应了中国“笨鸟先飞”的俗话。
爸爸老是批评我时间抓得不够紧，说我时而是“状态中人”（即全心投入写作研究状态）时而不是“状态中人”（即慢悠悠状态），今天，见到我的书，他也眉开眼笑了，坐在沙发上一页一页地翻阅，不懂得的生词还问我，我靠着他的肩膀解释，他这回才满意地亲了一下我的脸颊。我提醒他说：“你看扉页，上面写着献给亲爱的父亲刘再复。”他立即翻到扉页，笑得更开心了。
父亲是满意了，可我自己又开始不满意了。觉得写作这部著作时，受西方学界弥漫的解构氛围影响太重，正面建构属于自己的精神支点还不够强健。这本书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权力与性别，政治与文学的交织，给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研究补充了一个女性批评的视角，特别是抓住“女性身体”这一中介，说了一些以往现代文学史论者未说过的话，不能说没有学术价值。但是，对现代女性的精神开掘还不够深。我现在刚刚投入第二部英文著作的构思，有信心写得比第一部更丰富，建构性要更强些，境界也要更高些。我把这一想法告诉爸爸，他说，“看来笨鸟还不笨。”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妇女解放，我虽知道其意义的伟大，但也常有困惑，仅自己所体验的“双肩挑”（家庭重担外加社会重担）就常叫苦不迭。不过，今天面对着还散发油墨香味的新书，觉得不管怎样，五四运动不仅把林黛玉、薛宝钗等女性诗人们引出大观园的围墙，进入社会进入大学校园进入报刊，而且还让她们越走越远，甚至跨洋过海用另一种语言写诗写小说，或像我一样写一点所谓“论著”，这毕竟是大解放。八百年前李清照要是能用“洋文”写书，心灵也能在另一片语言世界里云游，他会多高兴呵。想到这里，我对近代以来一切为妇女赢得精神价值创造权力的文化改革者与先驱者充满感激。没有他们的呐喊，就没有我的英文书籍。无论如何，我们在批评现代文化负面的同时，不应当抹杀它对女性解放的大功劳。想到这里，困惑中也还是有许多喜悦。
谁说什么都不在乎，但昨夜在灯光下还是一页页的把新书翻了一遍，人生这种美好的瞬间，一辈子大约也只能有几次。有这么一瞬间，以后大约更不会气馁。
我的“水上书写”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期，张爱玲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名震文坛。流言，本来指的是“流言蜚语”的流言，但张爱玲在谈论“流言”时却着意在创造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流动性话语。这种话语不仅是漂流文学不可缺少的一种写作状态，又恰恰是女性叙事所依赖的基本模式之一。
抗日战争产生了一大批流亡者。当知识分子的家园被蹂躏、被占有之后，他们被迫带着无限的惆怅与疲倦的心灵开始了遥远的旅程。或奔走在荒野中，或蹒跚在一望无涯的尘雾里，盲目地漂泊在充满废墟的道路上，渴望着终点同时又畏惧着终点。正如路翎在《财主的儿女们》中所描写的，“他们是走在可怕的路程上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有的人最终寻找到了延安―革命的摇篮，并把它浪漫化以至神化成人间乐园；有的寻找到了永恒的圣洁的女性；当然也有的人则是从无尽的追寻陷入到无尽的幻灭中。比起在旷野中跋涉着的“流亡者”群体，张爱玲反而从香港回到了她久远的上海，并从此大红大紫，成为奇迹。她的成功得益于上海。用柯灵的话来说，“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于是，在这偶然的时空里，张爱玲的非主流文学得以崛起。从表面上看，张爱玲的创作离“流亡”与“追寻”主题甚远，既未将女性圣洁化，又未能开拓一个超越的哲学世界来远离尘嚣。相反，她的文学世界里充斥着无数深知人情世故的都市男女，个个都精明得不得了。然而，她最常用的字眼是“荒凉”。如她所言，“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这种内心的荒凉感实际上是拒绝认同任何一个家园。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没有认同单一的政治、民族或文化的归宿，而是把“流言”当作了自己的一种写作形式和语言停泊处。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露西?伊雷格瑞（Ｌｕｃｅ Ｉｒｉｇａｒａｙ）曾把女性描述成一种流质体，用以解构男性的固定化话语。女性的语言是“流言”，常常流离于中心之外，搅乱男性逻辑与句法体系。张爱玲的“流言”不仅是女性的“流言”。更是以自由的散文体出现，无拘无束地流动于新、旧思想与东西文化之间，闪烁着华丽多彩的姿色。所以，她虽未流亡，却以流言实现了对国家话语和主流文学的放逐。今天，我想把所谓“流质体”、“流言”再作命名，称之为“液态书写”或“水上写作”。由此，女性书写，也可称为“液态书写”或“水上写作”。我觉得我的写作也正是“液态语言”或“水上写作”。这种意念的内涵此时于我也格外明确：第一，它是自由漂泊的，不是固守一处的；第二，它是柔和多姿的，不是僵死的硬块；第三，它如水透明，扬弃“泥浊世界”的功名杂念。女性写作的快乐，正是这种液态写作的快乐，也可说是“水上写作”的快乐。在水上漂流真比在陆上爬行好。我有时写写英文文章，有时写写汉语文章，时而写写被逻辑套住的学术论文，时而写写又歌又泣的短小散文，时而与女儿邦的天才们一起狂欢，时而与我的混沌未开的小婴儿戏耍，写写她们与他，才真的快活。我现在做的梦只有一个，这就是有一天，我的写作真的一点也不用想到什么“头衔”、“名声”、“职位”、“饭碗”这些劳什子，真的只是“我笔写我心”，那我的“水上”就是自由的大海，我的“液态”就是无尽的波澜，这是多么的好啊，这才是生活，这才是写作。
空间与女人
空间和时间对女人来说有多大的意义，这一直是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好像女人都特别怕老。这种心理是超越国界的；好像女人都渴望有“自己的房间”，这种心理也是超越国界的。
我从中国来到美国留学后，觉得空间仿佛开阔了许多。不仅有了相当实际的“自己的房间”，而且内心空间也自然而然地跨越了地理意义上的界线―我成了拥抱世界主义的中国女子。但是，我不久就发现，由于女人都太执著地维护“自己的房间”，理想的纯粹的世界主义总是难以实现。维吉尼亚?伍尔芙曾这样说过，“事实上，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想要任何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她的这些话写于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７年之间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国粹主义的运动中，后来她的这些话又被发展成欧美女性主义者试图建立的姐妹邦的信条。但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很难完全认同于这一理想的姐妹邦，她们不同的政治、文化、历史和地域背景，使她们无法异口同声地说出这个理想的“我们”；相反地，她们从这种差异性中更深刻领悟到了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基点。所以，虽然每个女人都渴望拥有“自己的房间”，但是如何拥有、如何装饰、如何使用却渗透着具体的个人经验和认同倾向。私人空间在拓展成世界化的空间后，在某种程度上能有积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来对抗狭隘的民族主义，可是，强调女人的地方性也同样是挑战帝国主义霸权的一种策略。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可以这样说，女人空间的世界性和地方性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它们与时间也是紧密相连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女人有不同的文化心理，用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迪斯?巴特勒的话来说，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由文化社会规定与制造而成的。当然这种制造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有着丰富的文化空间与时间的内涵。
人们常常通过“自己的房间”来表达自我，我也不例外。摄影师常常喜欢在人与背景的关系中寻求出某种灵感来。我很难想象失去空间失去背景的我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也很不愿意去想象我被固定在一个不动的静止的背景里将会是什么样子。平时，我喜欢突发异想地改变房间的装饰、摆设，置身在不同的摆设中我有着不同的微妙的感觉。我喜欢去品尝这种微妙的感觉。不过，我更多地是生活在实际与想象空间的交错中。我想象的空间会牵引我回到我思念的故乡，会牵引我回到孩童时代的天真，当然这些美好的记忆都分别被挂在、被摆在或被珍藏在我实际空间的每一个角落里。
占据我房间最大空间的是我的书籍，从这些书籍和书架中似乎很难分辨女性化与男性化空间的特色。不过，在我的心目中，我的房间也存在于这些书籍的字里行间里，存在于英语与汉语的行文间；当然，更多的是存在于我自己笔下所塑造的空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