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天，我到凤翔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刚到不久，一个乡党委书记给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他到山里去，问一个放羊的少年，你咋不去读书？少年说，放羊能卖钱。他说，卖钱干啥呀？少年说，盖房子。他说，盖房子干啥呀？少年说，盖房子娶媳妇。他说，娶媳妇干啥呀？少年说，生娃呀。他说，生娃干啥呀？少年说，长大放羊呀。在偏僻山区，农民的生活、生存状况就是这样。和几十年前、几百年前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依旧住的土窑洞，依旧点的煤油灯，依旧用牛犁地，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些农民的全部家当值不了500元。我不止一次地进过山，不止一次地走进农民的土窑洞，窑洞里充斥着的是古老的、寒碜的、质地坚硬的气味。然而，农民的生活不是一个“穷”字能概括的。我到了一个山村，走访一户年轻农民。这个农民一家三口，一年收入一万多元，不算穷吧。可是，男主人只有三十多岁，却一字不识。我问女主人今年多大了，她竟然说，不知道。我问她是什么属相，她说是属虎的。我说，那就是1974年生的。她笑了笑，算是默认了。从交谈中，我看得出，她的智商并不低。
这不能说不是农村的一种现实生活，而这种现实生活往往被我们的写作者漠视了。
前几天，有一个乡党委书记还在我面前抱怨：我们这些人真个是歪戴帽子、斜穿衣服，见了老百姓就欺负吗？他说，你是作家，你为我们说公道话。我问他是谁说的。他说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其实，现在的乡村干部大多处境很尴尬，上面把一大堆矛盾推在了他们面前，他们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他们的自尊常常被挫伤，尽管他们并不缺少面对复杂局面解决诸多矛盾的手段和智慧。而我们的一些艺术作品往往把很复杂很鲜活的农村生活简单化、概念化、粗俗化，或者有意识地“拔高”了。
在动笔写《村子》之前，我从农村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层面都进行过深入思考。我觉得，用苦难展示农民生活，用农民富裕起来回答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用腐败解释某些乡村干部的作为，是流俗的、肤浅的。只有从文化、心理多层面剖析，把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才能写出农村生活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我尽最大的努力，真诚地、真实地展示那一段农村生活，展示农村的真实面目。我所展示的也是我所理解的。我想用一支笔告诉读者和后代人：村子里的农民这样生活着；这就是他们的人生。
《村子》写的是发生在关中西部的故事，从1979年早春写起，写到了1999年。这二十年间，是农村的剧烈变化时期，虽然不见刀光剑影，也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农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在变化着。农村的变化历经了几个过程，最显著的变化是分田到户。一些人开初接受不了这一变化，就闹事。然而，最终还是顺应了。生活使他们明白：分田到户并不是百病可治的良药。一次改革就是一次割尾巴，每动一次刀子就要受一次痛疼。他们一次又一次处于无奈、迷茫、痛苦之中。他们不再为贫穷而煎熬却难以容忍自尊和尊严的被剥夺，于是，就挣扎，就反抗，乃至失态。
我知道，农民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是有祝永达、马秀萍、祝义和、赵烈梅这些善良、醇厚、能干的农民的支撑，农民的生活是不会垮掉的，村子里的生命之火不会熄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农民回过头来反思，最终还是要建祠堂，生活中的许多难题还需要族长去解决，还是要跪倒在祖先的牌位前：这是农民文化结构的一个侧面。生活变了，文化心理没有彻底变化，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民族，不仅仅需要技术层面的改革或改良，更需要改变文化心理，重新确定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