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年初调到《诗刊》社工作的。 我到《诗刊》社时，李季是主编，葛洛是副主编，办公地址就在虎坊路的一排平房里。报到前，葛洛同志曾把我叫到他家里，给我介绍了《诗刊》情况，神圣的诗的殿堂和我仰慕的一些诗人们，与我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了。
那时《诗刊》编辑部分作品和评论两个组，我在评论组，杨子敏同志为组长。领导、编辑之间关系和谐亲切，虽然也有不同意见甚至争吵，但都是因为工作。领导和群众也很平等。
人们对物质利益并不太在意，也不讲究。记得第一届“青春诗会”，学员们就住在《诗刊》社腾出的办公室，听艾青等讲课，就在院子里的车库中，吃饭就到旁边的北京京剧院食堂，与编辑们一起和剧院员工排队凭饭票吃饭。而第一届“青春诗会”的影响却是轰动诗坛的，后来许多人都成了诗坛有影响的诗人。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社会和诗歌艺术的发展转型期，诗人们思想解放，艺术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各种艺术观念的碰撞也是激烈的，面对新崛起的一些青年诗人的创作、认识上产生分歧就是必然的了。当时《诗刊》的编辑方针就是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对编辑的要求则是“可以偏爱，不能偏废”。《诗刊》以及各地报刊，都发表了许多青年诗人的锐颖作品。这些作品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与过去的诗作不同，在诗坛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人热烈赞成，有人坚决反对。1980年2月编辑部收到老诗人章明同志寄来的批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我们认为艺术问题，只能通过讨论的方式来解决。于是，在召开第一届“青春诗会”的时候，《诗刊》8月号在“问题讨论”栏目中发表了章明的文章，并于9月在北京举办了“诗歌理论座谈会”，请了20多位北京及全国各地来的持不同观点的诗评家和诗人参加会议，由我和吴家瑾同志住会主持。中国作协和《诗刊》社领导也非常重视，到会参加讨论并作了具体指导。会议通过自由讨论、展开学术争鸣，对诗歌创作和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一次热烈而冷静的交锋，各种观点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七个日日夜夜，可以说是不眠不休，争论虽然激烈，但气氛却十分友好。这次会议把之前对诗歌的各种不同意见和争论，集中起来了，这就是上世纪诗坛著名的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这次会议因为是在北京定福庄的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招待所召开的，也称为“定福庄会议”。10月号《诗刊》发表第一届“青春诗会”作品专辑，12月号又发表了理论座谈会专辑，我作为责任编辑，从这期起，陆续编发了不同观点的理论文章，持续了一年多。后因种种原因，学术是非也很难定论，才结束了讨论。就这样从《令人气闷的“朦胧”》到“朦胧诗”的定名以及大讨论，影响整个诗坛，甚至波及整个文坛，在当代诗歌史和文学史上也称是一个重大事件。
1982年初我写过一篇长文《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在《新文学论丛》发表后(《诗刊》10月号全文转载)，引起了持不同观点的诗人和读者的关注，我收到来信，都表示满意，但也表示有不满足，用当时的青年诗人江河的话来说，我的“态度”是好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我以为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诗刊》复刊后，李季主张《诗刊》要办三个版：刊物版、朗诵版、街头版。其中《诗刊》的朗诵活动，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是具有广泛影响的，许多著名的朗诵艺术家和影视演员都参加过《诗刊》社的朗诵活动。在工人体育馆一次朗诵会，有一万多人参加，座无虚席，每朗诵到高潮，听众情绪热烈掌声不断，受到了诗的热情激励和鼓舞。可以说那时诗的感召力的确深入到了一般群众，甚至文化不高的人群中。在办刊物时，在坚持高质量高水平的前提下，也不能忘了更广大读者的需要。我在评论组编评论稿时，当时就想到怎样能满足一般爱诗和初学写诗者的需要，提出开辟一个专栏：“假如你想作个诗人”。编辑部同意后，由我约请一些诗评家和诗人写文章。后来我把这个专栏的文章集中起来，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一次就发行了六万多册。诗歌作者和爱好者是大量的，他们读《诗刊》，也想写诗在刊物发表，但在《诗刊》发作品，对多数人来说，还只是一个愿望，刊物版面有限，总是只能选择部分作品发表，于是1984年下半年《诗刊》社决定办诗歌刊授，发现和培养青年诗歌作者，团结广大的诗歌习作者和爱好者，并决定由我来具体负责刊授工作。《诗刊》社创办刊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以及全国各地的一些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发了消息和报导。文艺界，特别是诗歌界的老一辈诗人以及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等领导也十分关心和支持。第一期学员报名的就有2万5千多人，北京的诗人、报刊编辑、大学老师都给我们当辅导老师，最后终因找不到足够的老师，只好停止招生。学员除了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外，还有美国、日本、瑞典、法国、伊拉克等国家。我们在辅导老师直接和学员联系辅导的同时，还办了辅导刊物《未名诗人》发表学员作品。并在《诗刊》上设学员作品专栏，从而起到了广泛团结诗歌作者和读者的作用，也为扩大诗和《诗刊》社的影响起了积极作用，对于刊授，我们不能因种种原因，甚至偏见，而轻视或排斥它。《诗刊》社的刊授到现在已经坚持20年了，作为一种诗歌传播方式，还是很有成效的。我认为，这是诗歌界的一件大事，完全可以在诗歌的历史上书写一笔。
我在《诗刊》社做了20多年的编辑工作，我唯愿《诗刊》和我们的诗歌事业，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路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