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克哈特和庄士敦是两位杰出的苏格兰人。他们是同乡，虽不同龄却长期共事，一百多年前先后供职于香港，先后出任威海卫最高行政长官。 1898年英国租借了中国两个地区：威海卫和香港新界。这两个地区总面积和居住人口大致相同：威海卫288平方公里，12．8万人；新界356平方公里，10．2万人。两地租借协议非常相似，占用主要目的都是军用：威海卫被作为海军基地，与当时俄国占领旅大港相对峙；租借香港新界是为了扩大防御范围，保护英国已有的香港岛及九龙半岛这两块英国直辖殖民地。然而，几十年过去，这两个地区的命运却截然相反。威海卫一直就没有发达过，从1905年到1930年这段时间里，它一直处在易变状态，逐渐衰落，被称为大英帝国的灰姑娘。然后没经过什么隆重仪式就被交回中国，并且很快被遗忘。英租威海卫32年间，有七人先后担任行政长官，除骆克哈特和庄士敦，另五位只是一种过渡，在当地人心中，对骆克哈特与庄士敦印象最深，尤其是庄士敦。
骆克哈特1858年出生于苏格兰的阿尔及郡，曾是爱丁堡大学的一位杰出学生，在1878年的一次竞争考试中，被指定为香港内务部见习生。1879年底到香港后精心学了三年汉语。]883年，骆克哈特在香港的第一个职务是鸦片税收督办，1895年担任注册主管和殖民秘书，后任辅政司，位置仅次于总督。骆克哈特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初期武力镇压新界民众抗英之后，注重在英国人和当地中国人之间建立良好关系，扩大与香港中国官员的联络，尽可能让香港人管理香港事务，与当地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英国在选择威海卫行政长官时，首先想到这位精明的苏格兰人，伦敦希望骆克哈特能够说服香港商界的中国人到威海卫投资，增加威海卫税收，以减少英方国库负担。
1898年7月1日，英占领威海卫之后由海军部控制，1899年交由道华德上校的陆军管辖。因划界和纳税问题，当地民众多次同英方发生冲突，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不想控制这一租借地，于是1901年1月1日，威海卫改由殖民部管辖。1902年5月3日，骆克哈特由香港走马上任，出任威海卫最高行政长官。他任该职19年，威海卫的管理制度主要是由他和他的助手庄士敦完成的。
庄士敦，1874年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曾就读于迈格伦大学，在牛津大学攻读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并获得现代历史学硕士学位。1898年先后在英殖民部、印第安部工作，1900年到香港作军训生，后出任香港总督卜力的私人秘书。1904年经骆克哈特推荐，来威海卫出任政府秘书，1906至1917年出任华务司兼任威海卫南区行政长官。1919年至1924年进北京给末代皇帝溥仪做英语教师。1927年重回威海卫，升任行政长官。3年后，在完成了威海卫的交还仪式后回国。
骆克哈特与庄士敦的最佳结合，是在英军完成了初期镇压威海卫民众大规模抗英之后。当社会和政治环境有利于发挥他们政治远见与施政才干的时候，满腹经纶的骆克哈特和庄士敦有了用武之地。
新官上任，骆克哈特就大胆推行以当地人管理当地人的政治主张。他明确做出决定：让村董们而不是警察负责维持威海卫的法律和秩序。上任的第一年他就反复阐明：分散的巡捕房不仅意味着多一倍的开支，而且警察、检察官要不时通过翻译和民众联系，这样就会导致腐败和不法行为的发生。威海卫与香港的新界不同，香港的民众同英国已有五十年的联系了，而威海卫的村民在1898年之前根本没有经历过英国的法律和行政管理方法。由此，骆克哈特认为维持乡村组织的传统制度，即村董制似乎是迄今为止管理这一地区的最实际手段。
在英国人到达威海卫之前，许多村董是由当地的县官提名而取得半官职位，县长有撤销他们职务的权力。村董一般是名门大户当选，名门大户若不能当选，大都是因家庭成员有不检行为所致。实际上许多人因财富、人格表现或社会地位而当选。在威海卫担任村董的那些人必须具备这三个因素相结合的美德。威海卫因地理位置遥远，在英国占领之前，村董和官员的联系十分有限，分散的村子自行管理，政府对他们的管理相对地松一些。记载表明，在1909年威海卫界内315个村子，村董一般都不识字，大多数的农民拥有很少土地，村董对村民的管理相当于氏族的头领，他们比一些富裕、受过良好教育地区的村董们更有威望。
骆克哈特为使政府与村董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良好关系，在吸收传统办法的同时推出新的管理理念及办法。政府对村董实行登记，继而承认他们在村子的领导地位。指派村董征收土地税，向村人传达官方文告，登记土地买卖契约和抵押单据。同中国政府一样不付给村董报酬，只从村民税收或受理冲突事件中获得一小部分佣金。
1904年，在特别加冕日仪式上，三百多名村董都聚在爱德华港，骆克哈特向工作最勤奋的村董授予奖章，并设宴款待他们，允许他们视察在港上停泊的舰队。每当发生在威海卫沿岸营救船员、打捞沉船货物等事件时，英国人就把奖章或匾赠与村董。骆克哈特对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在社区内不断强化村董个人地位的膨胀意识。同时进行区域改革，将原行政区改成26个小区，小区各设一名区长或总董，负责管理12个村子。总董由当地村民选举，再由政府批准，并可得到官方任命证书，每月可从政府得到五美元工资及一小部分销售政府契纸的收入。
在实行村民自治的基础上，骆克哈特与庄士敦推进司法改革，调整税收政策，加强交通道路设施，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很快，威海卫形成了有别于周边地区的鲜明的英租地文化。1921年骆克哈特退休时，他十九年为管理威海卫的努力受到当地民众的承认。四月一日在精心准备的庆祝会上，许多地方显要致辞赞扬他，以他的名义立碑，送告别礼物，为表明他执政期间的清廉，向他赠送一瓶清水及一个丝质卷轴。大家推举的代表致辞如下：
大臣骆公，英邦之贤，来治斯土，计阅念年，倡兴商业，猛著先鞭，利民生计，四境安全，行将去我，归返田园，思我召杜，搔首问天，清风两袖，琴鹤一肩，微公操守，如水清廉。
美国史学家艾特威尔博士在《英租威海及归还始末》一书中，对收回威海卫前夕的1930年的威海卫作如下描写：
一八九八年还是一个极小的不可描述的小渔村码头，现在已经是一个喧闹的城镇爱德华港，拥有二万居民和昌盛的进出口贸易。曾经是骡马走的羊肠小路，现在已经是能走马车和自行车并有五十公里的现代公路网。一九二九年当地居民甚至可以乘公共汽车从爱德华港到芝罘、文登、荣成以及附近的城镇。租借地居民看到了繁荣的希望。
然而，在中英收交威海卫仪式的前一天即1930年9月30日，在“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和外国团体代表”一起为即将离任的行政长官庄士敦举行的总董聚会上，却表达了与骆克哈特不同的情绪。庄士敦致告别词之后，人们感谢他为威海卫服务这么多年，以传统方式敬给他一碗清水，商会、威海教育协会还赠送他一些画卷。第二天，即十月一日，正式的权力交接平安无事的完成了。事先，庄士敦长官亲自仔细地计划了归还仪式，包括身着礼服的士兵游行，配有号手和两个军乐队，还有两门十五寸的大炮鸣响示意，当然还恰当地招待了出席仪式的中方达官贵人们。当英国国旗谨慎降下之后，庄士敦从胜德码头乘船离开了爱德华港，到英国属地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皇后酒店度假。
毫无疑问，骆克哈特与庄士敦管理威海卫的成功，应归功于他们对中国人环境的适应，而没有实行激进的改变。换言之，如果不是他们二人在威海卫任行政长官，当时的境况很难猜想出来。
半个多世纪之后，当威海的档案征集人员走进他们的家乡之后，惊奇地发现了这是一对优秀的苏格兰市民，至今在家乡有着广泛的影响。
车沿爱丁堡通向远方的公路跑出十几公里，进入已有170多年历史的乔治?沃森大学。走进办公楼大厅，墙上镶嵌着1871年至1935年间每年评选出来的一名最优秀学生的名字。骆克哈特档案管理员陪同来此查档的张建国馆长找到的1874年度最优秀的学生名字就是骆克哈特。吉尔说，这些学生大多成为政要人物和富商。
1921年，骆克哈特回国后仍从事与中国有关的社会工作，曾出任伦敦大学汉学教授，研究过太平天国史。1937年2月26日病逝于伦敦寓所。骆克哈特的女儿玛丽亚，少女时代生活在威海卫多年，对父亲及个人有许多美好的记忆，便潜心研究整理父亲的档案。因为档案太多，私人没法保管，1967年把文书部分交苏格兰图书馆托管，照片和实物留在父亲的母校乔治?沃森大学保管，1985年玛丽亚去世。
走进骆克哈特实物珍藏室，如同走进一座东方文化博物馆。一踏进门，丰富的藏品令张建国等人心跳加速，呼吸短促。
通向楼上的楼梯两壁，挂满了当年威海卫商绅赠送骆克哈特的锦旗、条幅和匾额，“威海32"’中英文字到处可见。一幅长约六七米，宽约二三米的威海卫城区巨照，顺着墙角弯曲而挂，墙角堆满镶着中国字画的镜框。屋子里，摆满了当年办公用品及实物。吉尔说，不同规格的照片1500多张，书画珍品220多幅，有徐悲鸿、任伯年、任董等大师的作品，各式各样的瓷器、铜器、木雕、绣品堆满屋子。吉尔的夫人施奥娜(Shiona Air Lie)曾是吉尔的学生，受吉尔影响开始研究东方文化。近几年重点研究威海卫的两任行政长官骆克哈特和庄士敦，她所撰写的《骆克哈特》已出版，《庄士敦》已脱稿交出版社。
庄士敦回国后曾在伦敦大学任汉语教师，并担任过亚非文化研究学院远东语言文化部主任，1937年退休，1938年3月6日病逝于苏格兰。
骆克哈特与庄士敦，对东方文化博古通今，博大精深。在苏格兰图书馆，至今摆着骆克哈特当年的读书笔记，笔记涉及《论语》、《易经》、《大学》、《中庸》、《左传》、《资治通鉴》等经典。档案里，有他与孔令贻、徐悲鸿及山东政要通信手稿，由他收集的中国歇后语三百多条，记录民间故事及地方风情的手稿装满一袋子。
庄士敦是一位会讲汉语的汉学家，曾经给末代皇帝做过老师。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北方的狮和龙》、《紫禁城的黄昏》等汉学功底高深的著作。凭其特殊地位及几十年的中国生涯，庄士敦收藏了大量珍贵文物、书籍及历史文稿，仅苏格兰图书馆就收藏他与骆克哈特的通信多达二十多公分厚。可惜庄士敦的档案全无，传说死前全部销毁，为查档人员留下一个不解之谜。
时间可怕，在于它能量巨大，任何号称强大的力量，在时间老人面前虽然张牙舞爪，终将被时代击得落花流水，烟消云散。时间残酷，似流水，无情地流走了多少曾经不可一世的时代……然而，我看到了两个苏格人在威海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脚印。
时间可以湮没脚印，却抹不掉历史的脚印。
最后的爱德华商埠区
炎热的夏天，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一个让人伤感的地方。
晚清时期，建于明洪武年代的威海卫城已是满目疮痍。甲午战的失败，招致威海卫沦陷，日本出兵八千控制了威海卫海湾沿岸。与此同时，德国占领胶州湾，沙俄控制辽东半岛，面对这种弱肉强食的局面，已经逼迫清政府割让了香港，军事势力控制了长江流域的大英帝国，暗中同占领威海卫三年之久的日本政府达成条约，以代中国付给战争赔款为借口，把铁甲战船强行开进威海湾。此举一石二鸟，北抵俄国沙皇南进，南遏德军北犯。其实，威海湾的凉爽，对于夏天处在炎热长江流域的英水兵早已垂涎三尺。 初始，英政府只是把威海卫作为远东水兵避暑的地方，由英海军部管理。后被这里的物产所吸引，胃口越来越大，起兵歇伏的同时想顺手捞银子，把威海卫纳入同香港同等地位开发，划归英殖民部管理。于是，威海卫由单纯军事基地转向经济价值开发。
威海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英国水兵强占威海卫，清政府什么条件都答应，只是方圆几里的卫城英国人不得人内，依然保留清政府的管理权。弹丸之城，亦成不了大气候，英国人居然承认了，并遵守诺言，不进城骚扰。结果，几十年里的威海卫，城里归中国人管，城外归英国人管，是典型的“一城两制”。有人便钻法律的空子，城里人犯了法，跑去城外可以逍遥法外；反之，城外的人跑到城里，城外的法律没法治裁。
英国人还有些君子风度，说话算数。特别是在皇家政府决定大规模开发威海卫之后，在此设立特区长官公署时，没有对摇摇欲坠的城里清廷官吏使出鹊巢鸠占的伎俩，而是采取英国人惯用的策略，实行同化与蚕食的手段，沿威海卫城东侧与东海的空间地带搞开发，规模和气势皆令城里的清廷衙门吃惊，人在城里，心向城外。此举可窥英国人的智慧。
英国人，占据和开发威海卫胃口很大，竟以元首爱德华的名字命名搞商埠区。爱德华商埠区的规划与大规模开发时期，正处在清政府奄奄一息的时候。此时出任香港辅政司的骆克哈特走马上任，出任威海卫行政长官，并推举他在香港时的助手后为末代皇帝溥仪做过六年英语教师的庄士敦出任政府秘书并兼任威海卫北区行政长官。骆克哈特与庄士敦的最佳结合，为爱德华商埠的大规模开发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后来庄士敦走进紫禁城任教，六年后重返威海卫出任最后一任行政长官，此间爱德华商埠由繁荣走向衰败。
爱德华商埠区位于威海卫东城墙外侧与东海岸之间的处女地，分三大功能区域开发。先期开发城东北东海边的海岬地带为码头区。建成可直通海外的码头，命名德胜码头，并很快形成商埠之内的核心区域。区内建有连廊与别墅混为一体的建筑群作为最高管理长官的官邸，设有兵营，开办学校和医院，建设民宅，开办酒店，开发公园，商埠中心区一度繁华。当地收购的大花生、绣花用品等物产，通过德胜码头直接出口欧洲。同时运回洋油、洋灰等工业品。商业的繁荣必然带来商埠区社会事业的兴隆。骆克哈特、庄士敦一鼓作气，沿德胜码头自北向南开发，开通埠区内第一条城区大道，由北向南延伸开来。北端取名多瓦尔特路，沿菜市路直通卫城东侧中心地带的城市略南下，经城东门向南开辟出布朗路和霍克哈特路，以形成目前威海老城区的框架，与当时明代建设的威海卫城相比，规模与气势不可同日而语。
紧接着向南开发为体育区。以码头区为中心，向南眺出一步，利用老城与东海之间的开阔平地，建成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运动场，称之大操场，于是在中国开了足球运动的先河。英国人组织乡民训练，定时举行对抗赛，形成足球之乡的说法，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威海的足球在山东榜上有名。大操场一直是威海的中心运动场，中心位置至今保留完好。
最南区为文化娱乐区。越过大操场向南，经城东门向南建成商埠区的文化娱乐中心。当时称为清华里、致祥里，1931年命名栖霞街、清华里、绥远街、青云巷、建平街等，1969年7月统称为红卫街，1981年改名栖霞街。这个区域是当时埠区中最热闹的商业区，呈现出一派灯红酒绿的景象。商业中心有地方商人建设的大剧院和亚洲医院，保持鲜明的传统建筑风格。同当时大都市流行风格一致，区内设有红灯区、游艺社和茶社，区内的民宅全是大户和有钱人家。时至今日，除始建于1918年迪化街上的同乐戏院剧场20世纪80年代拆除外，其他街巷完好无损，是目前仅存的爱德华商埠区。百年老街上的老屋；除个别房顶的小黑瓦六七十年代换成大黑瓦或红瓦外，建筑结构依然如故。
月余之前，我走进栖霞街拍照英租界时留下的这条最后的老街。正当我苦苦追寻远逝的时光的时候，突然有一股风烛残年的伤感向我强烈地袭击而来。老街上的居民大多住在这里几十年，年轻人大多搬走了，只剩下父亲和母亲。尤其是在工作的时间里，老街静悄悄，只有老人和孩子的眼睛在扫视街上的行人。这种熟悉的目光，令我产生许多近似荒唐的思想，此时我好像街上的孩子。由孩子向老人过渡，时光竟然那样短促。在这荒唐想法占据大脑全部空间的同时，我看到老人和孩子的眼光竟是那样的美丽动人。
与此同时，我听到了庄士敦当年走来的脚步声。庄士敦走出香港总督府来到这些街巷不久，此时的中国开始改朝换代，由中华民国取代清王朝。民国初期的威海卫，行政区划和管理沿清制，依然城里归民国政府，城外归英国人管。这些街巷在东城墙的东侧，自然是庄士敦的辖区。凭老庄的风格和智慧，酷爱研究中国文化和当地乡情民俗，他一定时常来这里走走看看，何况是商埠里如此热闹的地方。据最新资料表明，他由香港来到威海的第六个年头，就出版了《华北的狮子和龙》一书，全书译成中文二十多万字，用西方文化的眼光，全面描写介绍威海卫包括爱德华商埠区的风俗民情，在欧美地区流传较广。今天，在这有些泥泞的巷子口上，我看到了老庄先生留下一行深深的脚印。
时间可以湮没脚印，却抹不掉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