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技体制再改革已进入决策层视野，并且正在酝酿新的突破。 “‘第一生产力’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立下巨大功劳，但目前，中国要真正实现在产业强国层面的突破，必须再次审视和突破现有的科技体制，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的国家战略布局和体制突围。”一位接近核心决策层的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不久前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获悉，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亟待破解科技与经济“两层皮”难题，加快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
而当经济逐步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以后，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需要有一个从“直接参与者”向“环境创造者”的转换。
“政府要从职能转变入手，进一步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政策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创造一个公平公正、有利于竞争的环境。”科技部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企业着急的事儿没体现出来”
中国企业在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中，尚未真正实现主导和主体地位。
“根源在于体制和制度不适应自主创新的目标。”赵刚说，“中国发展创新型经济面临科技与经济‘两层皮’问题。”
根据科技部的数据，2011年，中国的发明专利已经占到了世界第三位，全国技术交易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4764亿元。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赖明研究认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仍然偏低，当前的数据是不到20%，产业化率不到5%，而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达40%~50%。
这与中国现行的产学研结合机制密切相关。
为了体现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国家明确要求，科技项目必须以企业为实施主体，除了基础研究外，应用研究、研发项目都要由企业牵头。但由于大多数企业自身并不具备研发能力和机构，往往需要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寻求帮助，形成“企业带头申请，高校帮忙写申请书”的局面。
表面上企业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但在实际操作中，科技发展规划和项目选题机制还是由院所和高校牵头提出，专家往往从自己特长和偏好出发选题，造成了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的脱节，企业主体地位留在纸面上。
“高校和院所追求的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是脱节的，科技成果应用如何，转化多少，能带动多少人就业，往往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赵刚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负责人表示，现在科技项目中，由企业提出立项的不到20%，大部分来自院所和高校的专家。他们大多不具备跟踪产业技术和市场前沿的能力，导致“企业着急的事儿没体现出来，几个五年计划攻关也见不到结果。”
“知识产权归公司，课题论文归老师”
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在现实与落实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
一位央企负责人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明确说，都说企业应该成为创新的主体，但我们从来没有感受到“主体地位”，事事都要审批，处处都是“婆婆”。
如何真正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接受采访的业内专家提出，应该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让创新要素围着企业转。
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多层次推进的大课题。
科技立项上，要真正让企业牵头，“让企业自己找媳妇，不搞拉郎配。”
业内专家建议，应用型国家课题可多方面向企业和产业界征集；在评审时，增加来自企业界的代表，确保企业的话语权；评审标准要看是否符合企业和市场实际需求。具体操作上，可改变现在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申报课题制，允许企业单独向政府部门申请课题，由企业自行选择产学研合作方式，政府部门只规定具体给高校、院所的经费比例，并加强后续监管和验收即可。
同时，肯定高校和院所科研人员的“产业贡献”，改变论文“一刀切”评价标准。对于应用型和工程类专业人才，按其技术和产业贡献率给予职称评价和奖励，鼓励他们为企业和社会服务。
还要探索有效利益联结机制，吸引高校和院所专家为企业服务。通过与院所、高校建立联合研究中心，与科研人员联合申报课题等多种方式进行合作，利益分配上实行“知识产权归公司，课题论文归老师”或“项目分红权”等办法，凝聚各方面创新人才，引导社会创新要素聚集到产业持续创新链条上来。
专家建议，要围绕国家战略方向，从重点行业中选择和培养一批骨干企业、大型龙头企业，作为国家计划和产业技术方向的提出者，加强行业协同创新。
另外一个关键环节，是要完善服务机制，探索新型平台强化创新支撑体系。完善科技服务支撑体系，是增强企业持久创新力的重要保证。目前，一些企业已开始探索“资本+产业”的新型研发平台，利用行业背景和能力，对行业里的科技创新项目，从创意开始就介入，帮助创意点子转化成长为创新企业，称职带动行业进步。
政府：“环境创造者”
在赵刚看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同样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不到位，各个环节难免出现问题。
“要真正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的创新体系，应该改革现有科技立项和评价机制，完善产学研利益联结机制，什么样的项目该如何监督，如何鉴别，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监管。”赵刚说。
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科研项目评审和验收容易走过场，“部门好交代，个人得实惠，而国家受损害。”
政府还要改变对科技创新微观层面工作过度干预的“越位”现象。
“中国目前的科研机构、科研项目仍有行政化的趋势，跟机关越来越接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我们一直强调资源分配应该有独立的机构来做，政府是宏观决策者，可以去监督评估，但不能把权利全部捏在自己手里。”该人士说，“改革到今天，最大的问题仍在这方面。表面上还有点改进，一到实质性的地方，很难动不起来，一有机会可能还走回来了。”
这是该专家的切身体会。一年前年他为某高校申请新一轮科技项目，亲历了从科技部到地方相关部门的层层行政审批和分配，什么时间节点上什么项目，每一项进多少钱，有多少额度都已经有规定了。“地方相关部门拿到这个额度，然后学校、企业来申请，名额给谁，这个部门就是关键了，仍然是行政审批。”
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政府需要消除“越位”，弥补“缺位”，优化宏观科技管理组织结构和协调机制，推动科技工作管办分离，尽快理顺宏观科技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科技创新环境。
业内人士给出的建议是，成立中央科技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从国家层面加强组织领导，制定改革总体方案，统筹组织实施。同时建立跨部门高层科技战略决策机制和专家咨询机制。强化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领导机构作用，按照“大部委制”原则，推进政府部门科技事务综合管理职能的合并。
鉴于改革的复杂性，有关专家建议分步实施，由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主持，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部门之间科技资源配置的协调沟通，推动科技资源共建共享。然后进行局部的职能整合，可以首先将相关部门职能合并，之后进一步归并整合有关政府部门相关科技管理职能，最终形成“大部委制”格局。
在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突破后，进一步理顺政府职能部门科技投入的职责关系，对原有科技力量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要继续鼓励促进自主创新，在科技成果转化、官产学研结合、财税、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知识产权、科技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赵刚说，“既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的支持力度，也要把政策聚焦到支持产品研发的前端和推广应用的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