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场是被人称作“宦海”的。既曰海，必有风浪作，波涛恶。当然也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但是，表面的风平浪静，往往又是?酿着更大风暴的开始。所以，宦海沉浮几乎是每个走上仕途之人的共同命运。有浮沉，就有是非漩涡，就有勾心斗角，就有拉帮结派，就有明枪暗箭，就有升迁、罢黜、进退、安危、祸福……“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仕宦春风得意之时，往往又是遭遇打击、经受挫折之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这样一个生态环境中，魏晋时代正直文人的为官者为了保全一条性命，最常见的办法，即是佯狂、醉酒，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比如司马昭的儿子看上了阮籍的女儿，欲与他攀亲家，阮籍没有办法拒绝，只好醉酒，一醉就是六十日，终算把事情给对付过去了。还有一个最不得已的办法，就是辞官归隐。辞官，说着容易做着却难，没有了官就没有了地位，没有了人事支配权，没有了俸禄，甚至没有了周围的人对你的一点尊重。被称为历代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受不了冤枉气挂冠而去，向往“复得返自然”，其实也是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读读他的《归去来辞》就知道了。
王羲之现在远离着政治中心，朝廷上污七八糟的人事，以眼不见为净。政余又有暇闲，教孩子读书写字，跟朋友优游山水、咏诗属文，日子过得滋润，心情也是愉悦的。小儿子王献之敏捷，从小就跟着他学习书法，进步很快。一次，羲之轻轻地走进书斋，看见献之正在埋头练字，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后，然后猛然地抽他手中的毛笔，可是，笔却在献之手中纹丝不动。羲之很是感慨，曾不止一次地跟朋友说：“这孩子将来是有出息的”。
古会稽城，小桥、流水、人家。河多，桥也多。平桥、长桥、双桥、三接桥，还有像老人驼背似的拱桥……桥在水上，水中也有桥。转过身去，左走是桥，右走是桥；往前走着又是桥。民居一律是白墙黑瓦的木结构，皆临河而建。门前是水，门后是水，打开窗户又是盈盈一水。这城、这居、这人，都在水里。外地的人到了会稽，一眼就能看出不同，说这是“水上会稽”。街路铺的都为青石板，小巷深深。走在这样的小巷里，会不会使人想起“天下白”的越女，或是“明朝深巷卖杏花”的姑娘呢？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何况“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江南女子。我们只记得，那刀切豆腐似的青石板路上，一次又一次叠印着王羲之父子俩匆忙或是悠闲的脚步。王献之风流倜傥，先娶郗昙之女为妻，又离婚。后来又被皇帝招为驸马。他还有个情人，叫桃叶，让他爱得死去活来，这在没有自由恋爱的时代是很出格的，幸而后来娶她为妾了。王羲之好书却不好色，一生中也曾遇见许多女人，但没有艳遇，没有绯闻。他是“保险公司”里的人物。他也有许多的“粉丝”，不过他的知名度与回头率在书法，不在“美姿容”，不然，也要像卫?一样被人围观“看杀”了。没有细节，也没有故事，即使有许多故事，也被历史和时间淹没了，历史总是留下它认为重要的。
一次，王羲之去看一个朋友，他名叫杜弘治。不知此人是官场中人还是民间人士，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今天是无法进一步了解了。但是见面后的感觉极好，而且给王羲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不同的场合赞美过杜弘治，说他“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真神仙中人也。”从这句话来看，杜氏更像是隐于山林的一位高士。王羲之一生中有许许多多的朋友，朝廷里的、僧道里的，对人直接评价而且赞美的惟有杜弘治，而且是男性的。可以说，仅此一例。非常有意义的是：“面如凝脂，眼如点漆”这八个字，说明欣赏人的容貌、气质不惟是异性之间才有的。以美的躯体愉悦人，与以美的文章愉悦人，都是一种愉悦。美，总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如果打开《世说新语》，我们还可以读到许许多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又，人有叹王恭形茂者，曰：“濯濯如春月柳。”……又可说明东晋那个时代对男性的魅力，高大秀美的容貌，豪迈雄强的气质，同样倾注了应有的欣赏热情，用美学家的话说，这是魏晋人的一个发现。
又有一天，羲之独自走过一座石拱桥，桥一侧有堵白粉墙，围着许多人，走近了再看，只见墙上有几个大字，是用苕帚醮着泥汁书写的，龙飞凤舞，极有气势。羲之打听这是何人手笔，周围的人告诉他说“七郎”（指王献之），羲之禁不住点头，说是“子敬飞白大有意”――这是很高的褒奖了。前些年，献之和徽之、操之两个兄长一起去看望“谢安叔叔”。谢安请他们喝茶、与他们一起谈话。二兄都想表现自己，说了许多话，但说的都是世俗之事。献之言少，只是略致问候而已。他们离开谢安家以后，羲之曾听人说谢安称赞他的小儿子聪明，“小者佳”。“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最大的愿望也是希望他们有出息。“生子当如孙仲谋。”不管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这世界上的人，说什么都不一样，只有父母爱子女的心，一模一样。但是也有例外的，比如苏东坡就是另有一番心肠。那时他因“乌台诗案”远贬黄州，他得了一子，起名叫遁儿。三天以后他写了这样的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说到底，还是一样的。现在，二子凝之、四子肃之、五子徽之都已长大成人，先后步入了仕途，羲之感到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心事了。他常常和夫人郗璇说：我们现在可以轻轻松松地过日子了。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身处乱世，人在官场，正直文人的愉悦和轻松却是一件奢侈品，可得而不可常得，可有而难以常有。
在他会稽内史的任上，朝廷内外又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永和五年（349），赵王石虎卒，诸子争立，互相残杀，赵国大乱。东晋政府指派外戚褚裒率众北伐后赵，却以失败而告终。关中胡、汉人民纷纷起义，梁犊起于雍城，孔特起于池阳，胡阳赤起于司竹……中原的石赵政权开始动摇。当年被石虎强制迁徙的青、雍、幽、荆四州之民，以及氐、羌、胡、蛮少数族数百万人，趁着机会，各还本土，北方又像砸了锅的热水四处流淌，“道路交错，互相杀掠，其能达者，十有二三。中原大乱，因以饥疫……无复耕者”（《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七年）。氐人贵族苻氏打着拥晋的旗帜，率军西入长安，攻占洛阳，占据关陇。势力坐大以后，自立为王。永和八年（352），苻健正式称帝，国号秦，史称前秦。随后又断绝与东晋的联系，不再俯首称臣。
在这种形势下，北伐被桓温再次提起。可是，司马昱一直压着不置可否，一压又是一年。有一次，桓温当着面要他把事情办得快些。你道司马昱怎么回答？他还挺有理由：“一日万机，那得速！”于是，拥兵自重的桓温不等朝廷命令，率军从荆州出发，顺流而下到达武昌。宰辅司马昱这才出面苦苦劝阻，桓温只得作罢。然后司马昱又把北伐任务交给殷浩，结果，一样是失败。于是，桓温上表弹劾，殷浩就成了“替罪羊”，被废为庶人。这件事曾给王羲之以很大的刺激，出于正义，他不能不发出自己的声音，那怕这声音是微弱的起不了什么作用――在王羲之方面完全是出于一种无法泯灭的良知。首先，他觉得司马昱难辞其咎。《世说新语》载：“殷中军（浩）废后，恨简文曰：‘上人著百尺楼上，儋梯将去？’” 殷浩说得对，明明是你给我梯子让我上去的，事后又搬走梯子，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司马昱这个人会弄权，假装斯文，两面三刀，王羲之从心里就厌恶这样的人。早些年他就和孙绰说过自己的看法，认为司马昱是个追名逐利之徒。另一方面，他也责备桓温排斥异已。尽管王羲之和桓温当时关系还不错，他还是写信给桓温，说自己“殷废责事便行也，令人怅恨无已。”这样，毫无疑问，王羲之把司马昱和桓温这些权贵都给得罪了。
官场是有一套潜规则的。比如官场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变数很多，你得让自己适应这样一个环境而不是让人家来适应你；又比如在重大问题上最好是三缄其口，把真实的想法捂在心里，不说，让人摸不着底，即使非得要有一个态度，最好也是刀切豆腐两面光，模棱两可。另外，还要穿好“盔甲”、筑好“城池”，拉起护城河的“吊桥”，防止有人突然地袭击，要特别提防开罪于顶头上司，学会讨好左右同僚，平日里敬而远之，见面了，你好，我好，即使没有话说，打个哈哈：“今天天气不错”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应付。
可是，骨鲠正直的王羲之始终没有学会这一套，也不屑于这一套。在他的为官为人里，却有至大至刚的思想。若论爱国，他比他的政府更爱国。若论爱民，他也比他的同僚更爱民。
若论为人，他是独立挺直的大树，不是随风倒伏的小草。忧危心切，慷慨陈词，说丁是丁，说卯是卯，决不会将丁说成卯，卯说成丁，为朋友，伸正义、争公道，甚至不怕两肋插刀。这种作派，无论何时何地都带着感情的色彩，无异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自绝于仕途。反之，精通官场这门艺术的人，则可以左右逢源，呼风唤雨，成为“不倒翁”。
现在，王羲之进一步体会到，在官场生活得越久，越感到自己的不适应，越想着早一天抽身出来，实现“吾为逸民之怀久矣”的夙愿。可是，真正让王羲之痛下决心走出官场的直接原因，却是另一个人：他叫王述。
王述与王羲之同年，也算是当时的一个名士。他的家庭背景是“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父亲王承曾为东海太守。王述曾被王导征召入幕，很得王导的赏识，后来又脚踏另一条船，成为司马昱的亲信。论才学，“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却被人目为大才，与王羲之齐名。这让王羲之一直觉得蒙羞。为什么觉得蒙羞？因为王述与他不是同一路的人，水平也不在同一个档次。既没有什么让人敬重的学问，特别优秀的才干，却名利熏心，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让王羲之看着就不是滋味。中国文人喜欢归类、比附，比如“陆海潘江”、“四庾”、“三谢”、“王杨卢骆”等等，虽然水平和成就并不一致，却皆曰“齐名”。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大概也不会计较什么“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或是“喜居王后，耻在骆前”。王羲之之所以要计较，与王述“情好不协”，我看，关键是从人格上骨子里看不起王述。还有一个细节，进一步可以看出王述的气急败坏的样子，是很缺乏名士的风度的。《世说新语》说：王述性急。有一次吃鸡蛋，用筷子去扎，扎不住，便恼火，把鸡蛋扔在地下。鸡蛋在地上滚来滚去，他就从席位上走下来，用木屐齿去踩它，又没踩住。气愤之极，又从地上拾起鸡蛋，
放进口中，咬破后又吐掉它。这件事传到王羲之耳朵，羲之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意思是说，就是他父亲王承有这种性情，也没有丝毫可让人称道的，何况是蓝田本人呢？――显然是瞧不起他――当作一桩笑话来看待的。
可是，这样一个人却顺风顺水，官运亨通。爬到了会稽内史、扬州刺史、尚书令这样的位置。现在，王述由于丁忧，在家守孝三年，出缺了会稽内史这职位，王羲之补缺才外放到会稽的。
王述的家在会稽山阴县，去城十里，有山、有水，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是一个不小的庄园。他虽曰守孝，家中却经常宾客盈门。不能说王述一无长处，吹牛皮、耍耍嘴皮子，天上地下，吹得天花乱坠，五彩缤纷，这点水平还是有的。王坦之是有名一时的清谈家，时人誉为“江东独步王文度”。“大名鼎鼎的王述，是他的父亲，那么他的谈艺，也是家学渊源的了”（刘大杰《魏晋思想论》）。出于礼貌，王羲之曾到王述家吊唁拜望。王述当时很高兴，拉着他的手，从庄园内走到庄园外，心里还希望着王羲之能够经常到他家里来。
他还吩咐家仆每天把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听到外边奏乐的声音，皆以为王羲之来了。可是，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王羲之始终再也没有踏进他的家门。在王羲之是因为他太真诚，他一生都不能对他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并且虚伪地讨好、奉承人家。在王述却需要像王羲之这样的名人来装点自己的门楣，觉得自己有身分、有面子、有地位，受人尊敬。可是，他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于是，妒忌、气愤、仇恨，莫名其妙的各种情绪都从心底泛涌上来却没有地方发泄。不发泄而能隐忍，也就有了更大的蒙蔽性、欺骗性。王述正是这样一个精细、阴险、心胸狭窄、而又十分计较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如果做他的上级，他也会伪装着巴结你、逢迎你、讨好你；如果一旦做了他的下级，可真要没命了，他说什么也无法容忍别人名声胜过他，才能超过他，平素对他不敬。终有一天，“秋后算账”，睚眦之怨必报。你也就甭想能够过上好日子、安稳的日子、不用提心吊胆的日子。
永和十年（354），王述丁忧毕，被司马昱一手提拔为扬州刺史，成为朝廷的封疆大吏，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离开会稽山阴之前，踌躇满志的王述与会稽郡的官员一一告别，唯独没有跟王羲之打个招呼，这一招，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却是认真设计的，那意思就是要给你一点难看。王羲之领教了，而且心里发怵，特地给中央政府写了一封信， 还特地派人送到建康，要求将会稽郡划归越州管辖，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如果再派人去催问，还同样会用那句老话噎你：“一日万机，那得速！”拖着，没有态度的潜台词就是不办，用现代官方语言解释，叫作“行政不作为。”从王羲之的这一举措来看，可以见出他政治上的天真与幼稚。涉及行政区划与管辖权的重大调整，岂是因为你的一封信就能办到的。据说当时的一些名人就拿这件事讥笑过王羲之。慌不择路的时候，谁都会有些可笑的举动的。我说王羲之“幼稚”，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呀！
这件事后来传到王述耳朵里，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事后，王述的报复也毫不含糊。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出专人，调查会稽郡官吏的过失，不断地给王羲之找岔子，并进一步造成他心理和思想上的压力。俗话说：“不怕官，只怕管。”现在王述正好管着他，一言之微，可以决定人的命运。说不定什么时候捏造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此时尚未发明“莫须有”的罪名），让你跳进黄河洗不清哩。一生孤高的王羲之再也无法容忍这等垢辱、窝囊气，然而他又无路可走。
曾几何时，他还自以为以他的影响力和官场关系，事情总是有人援手兜得转的，可是，事实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简单。他总是有话当面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且常常不给别人以面子，尽管才华过人，当权者对他的印象和感觉却并不怎么好，阴暗的内心还记着他过去的账，这一回下决心就是要给他难堪。因此他必须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和高贵付出代价，他决心辞官，然后找一片有山有水的地方，归隐林泉。
现在的人说到王羲之的归隐，都认为是他的高逸，好像走出官场这一个围城是一种主观想法，拍拍屁股说走就走的，很轻松。其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在入世与出世的这对矛盾之间，他有时处于两者的边缘地带，有时又处于两者的十字路口，就像深山中生长的两株古藤互相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不简单甚至有点复杂，才是我眼中真实的王羲之。非常有意思，那一天，他还当着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几个儿子的面，说了这样的话：“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优雅如王羲之，平素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话明显是一种气话、昏话，埋怨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没有人家的儿子有出息，真是无从发泄的一种发泄，让人觉得他对官场的彻底绝望。
如果没有感到绝望，那么绝望又是什么呢？绝望是所有的不公平，是仅有理想的突然失落，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面对厄运无能为力的心情。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官场更没有公平。如果公平了，怎么会有“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呢？如果公平了，世家大族有田万顷，庶族寒门“素无一廛之田”，士庶之间有如天隔呢？问题是怎么比，在封建专制之下，你跟人家比才能、比地位、比升迁，甚至比儿子有没有出息，这就没有了可比性。说白了，“位遇悬邈”是因为“做官靠线”，王导死了，庾亮故了、郗鉴走了、谢安还没有出山，你上头没有线人、没有背景、没有靠山，谁来提拔你。何况，你王羲之总是自以为是，今日批评朝政没有深谋远虑，明日指责北伐劳民伤财，只有你最高明是不？平日里又自视清高，开口闭口“吾素自无廊庙志”，“便怀尚之平（后汉隐士）之志”，既为官又不把官当一回事，那好，让你清高去。真是怨不得别人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羲之这话又传到王述那里，谁也没有想到，他却记恨了一辈子。那时，王述荣升尚书令，接到任命二话没说就赴任了。儿子王坦之说：你应该谦让一下才好！谦让是一种美德，恐怕不可缺少。王述听了非常气恼，冲着儿子说：既然我有这个能力，为什么还要谦让？别人说你比我强，看来一定不如我！――和自己儿子都这样计较，何况别人呢！
古人有言：“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行义以达其道。”从王羲之入仕的所有愿望和行为来看，他确实是想尽君臣之义，行仁义之道，为国为民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情，所谓“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也是他为之追求的目标。可是现在因为另一个人而必须中断、放弃，这显然是与他母亲生前的教诲以及自己入仕的初衷相违背。辞官归隐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又不是那么容易的：长眠九泉的父母怎么交待？一家几十口人怎么安排？朋友，同僚怎么看？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超越这些现实问题之上的应该是精神的自由――独与精神天地相往还――凭着自由意志，有尊严地活着，才是当下需要面对的真实困境。他明白：有些关，是要一个人过的；有些路，是要一个人走的。最后，他终于作出了决定，选择以放弃的方式来成就自己完美的人格。“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可是，无父何怙？无母何恃？为了求得内心的一点安慰，至孝的王羲之又特地跪到父母安息的墓地，向双亲表明自己的心迹。他摆了一桌酒席，点燃了红蜡烛、几根香，然后又烧箔纸，还有纸钱。在世的过着好日子了，在地底下，阎罗那里也不能没有钱用，能多烧一点钱给父母也是应该的――那就多烧一些吧！春日的暖风里，香烟袅袅上升，纸钱变成一些浅灰色的蝴蝶飞舞起来，然后又把烟吹得忽东忽西，熏得王羲之都流出了眼泪。也许，他也伤心，想起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想起了故乡的情景……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王羲之父母的墓地是在建康还是在会稽。苟全性命于乱世。人死了，寂寞身后事，谁都寂寞了，无声无息，不再被人记起、提起。就像草木枯死、消亡了，变成了灰，变成了尘埃，被风一吹，无影无踪了。“东晋亡也难再寻个右军”。我们现在见到的王羲之之墓，也只是“衣冠冢”，据说是在剡中的金庭山。我怀疑也是后人的一个附会。但是，有总比无好。
下面，是王羲之祭奠父母时的誓墓文：
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日。（《晋书?王羲之传》）
文，有感而发；字，落纸如云。我甚至想像，《誓墓文》书法之妙还要胜过《兰亭序》。我的想法是：这应该是体现和融汇了王羲之最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一件作品。从儒家的忠孝两端来说，古人以为忠孝难以两全，故择其一，而他连一头都顾不上。说忠，他再不能报效朝廷；说孝，他辜负了双亲，还有培养他成人的兄长。潜意识是对屑小之人的卑视和混浊政治的绝望，还有抬头了道家出世的念头。李白诗说“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这个认识与我的想法是一致的。王羲之所处的时代又是玄风很盛的时代，所以说，他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为什么不能苟且、妥协？变而能通，“退一步海阔天空”呵，又可以说明他“骨鲠”的性格，是不能与一切卑污调和，同流而合污。由这样激烈的内心矛盾演绎而成的作品，字里行间，不光有他被人称道的“中和”之美，还有“潇洒”之美、“骨鲠”之美，而这三方面融合在一起的作品，不是大异其趣，气势横溢，最具个性的吗？
在书家云集，整体实力和欣赏水平很高的东晋书坛上，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被人称妙。我想，这时的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庾肩吾语），即使是最挑剔的批评家也唯有赞美、赞叹而已。你看，他的用笔：“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他对结字的要求：太密，不好；太疏，也不好。太长，似死蛇挂树，不行；太短，似踏死蛤蟆，也不行。“倘一点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划失节，如壮士之折一肱”（引自王羲之《书论》、《笔势论十二章》）。苛刻、精致、费尽心思到这样一个程度，使他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经得起推敲并且有了生命的质感，“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让人领悟他的思想，感受它的魅力，可以叹为观止了。
遗憾的是《誓墓文》之书没有流传下来。《隋唐嘉话》里说：《誓墓文》一帖，润洲江宁县丞李延业得之于瓦官寺的一个沙门，唐开元八年把它送给岐王，“岐王以献帝，便留不出。或云：后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图书悉为煨烬，此书亦见焚云。”此处的岐王应是老杜诗句“岐王府里寻常见”的岐王李范，唐玄宗之弟，帝应是唐玄宗。岐王“好学工书，厚礼儒士，常饮酒赋诗以相娱乐，又聚书画，皆世所称者”（宋朱长文《续书断》）。一个真正爱好文艺懂得收藏的人。如果此帖留在宫廷内，总还有点消息的。可是，现在泥牛入海。我看，毁于岐王府的一场大火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官场有登龙之术，也有谦退之道。作为人子，王羲之发誓再也不到污浊的官场中去。所谓辞官，其实也是一种谦退之道。他没有陶渊明做得那么决绝，却开风气比五柳先生早了半个世纪。时在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五十三岁。《文献通考?户口考》载：“晋以六十六岁以上为老。”他还远不到可以退休的年龄。按照我的想法，朝廷应该挽留他。一是人才难得，二是确实能办事，三是百姓口碑好。调动一下工作，不在会稽，不受王述的管辖不就得了。照样可以发挥他的作用。可是，朝廷没有学会挽留。他不是没有缺点与不足。一个天才，在世俗之人的眼里，他的弱点不会比普通的人少些，可能还更多。关键是怎样识人、用人。“不以人所短弃其所长”，“圣人之官人，犹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东晋的主政者没有记着这些古训，不知识人、用人，用王?的话说是“国亡之征”，以后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好戏了。
我曾在《书法与写心》一文中说到：王羲之写完《兰亭集序》两年以后（更确切地说，在写完《誓墓文》以后）辞官归隐，此等怀抱只合古人有之，功夫在字外，今人怕是很难体会这种境界了。《人间词话》里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另外，我们也可想想，与人共事，说不到一块儿了，干脆就辞职，连俸禄都不要了，几十年的“工令”，“社会保障”都丢了，没有一点决心行吗？这也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
辞官的报告送上去了。他找不到也没有摆得上台面的理由，只能说自己身体不好，生病。“王右军少重患，一二年辄发动”――这可是大家都知道的。只不知道，是疝气还是癫痫？其实这也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疾病，几十年来他不是照样做官、干事、走东走西？怎么突然就严重了？心病而已，心郁之病。
在辞官的同时，王羲之还作出了搬家的决定：把几十口家人从建康迁移到会稽来落户。
他希望过平常人的生活，从“明天”起，有一个新的自我，新的生活，并在尘世中获得幸福。写《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做一个普通人是多么地幸福！”
幸福，是尘世的幸福，也是普通人的幸福――“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菜”――“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引自海子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漫长的人生中，旧的一页翻过去，新的一页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