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有人隔三差五就要走进名牌店扫货，不能漏下任何一季新款一般，普通人在香港也可以有自己百逛不厌的店。在长沙湾，这个典型的香港小区中，集中了比较多的低收入家庭、以及包括少数族裔在内的新移民人群，也有一家每天都可以去逛逛的店，在那儿买东西花的钱，会比你想象中少很多。
这就是小区二手店，在这里，它已经落户十多个年头了。
淘到心头之好
上午11点左右，二手店的大闸拉开，三五成群的人齐齐进了门。顾客和相熟的员工打个招呼，问候几句，就在柜台前挑开了。位于工厂大厦二楼的这家小区二手店，600平方米的面积，既是仓库也是商店，没什么装修，也没有特别的设计与摆设。
这家二手店里的物品都是捐赠的。有学者评价，消费主义盛行带来的过度物欲，令大多时候的购买行为失去理性――许多商品，几乎没怎么使用就被送进了此――这也是短短十年间，它从最初90平方米的空间，发展到现在规模的一个原因。
由于过年前是捐赠的高峰，来不及处理的二手物，将过道挤得满满的。这里没有新款、价贵的货品，有的都是本地人送来的物资，从几十元的衣物到一两元的书籍，从电器到家具，应有尽有。店主根据物品的新旧、保养程度重新标价，价格通常只有市面价格的一到三折，而且因为捐赠，每一件几乎都是唯一，老街坊们为了淘到称心的物品，几乎天天来。附近一些少数族裔的朋友，通常是一个人拿到了香港身份，一家移民过来，由于收入有限，而这里的家具，从床到餐凳、书桌应有尽有，因而成了他们安置新家的首选之地。
花券的意义
香港崇尚环保，回收二手物再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如救世军等大型非牟利机构，多年来都有回收衣物计划，并落实到各个小区，可是对于汤小姐来说，捐衣物来这里，感觉特别踏实。“这里有一个小区货币，叫花券，就是你捐的物品，卖出去多少钱，你可以拿到10%的回赠，然后你可以用这笔钱在这里消费，买你需要的东西。”汤小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她通常捐的都是衣物，积累到现在，已经有三四百元的花券，“我捐的东西前后卖出了三四千元，真的帮到了很多人，很有成就感。”
花券的存在，一下子将二手店和其它慈善机构区分开来。“花券是我们连结小区、构建小区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组织管理二手店的劳资关系协进会（简称劳协）总干事林瑞含介绍说。1980年代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林瑞含，原本可以进入所谓的精英阶层，可是受社会运动理论的影响，她觉得，自己应该为香港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和伙伴们一起，帮助基层的民众，找到自己在社会的位置。设计花券，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尝试。
“我们设计的初衷，是让捐赠以及买东西的人都可以拿到10%的回赠，另外的80%，是二手店主要的收入来源，用来维系最基本的开销。”林瑞含说。
计划的受益人
因为捐赠的物资，通常都来自中产家庭，而受惠的，又是相对基层的市民，这种连接，让原本彼此不相干的人，有了沟通的可能。家住深水?的李小姐一家，就是这个计划的受益人之一。因为要照顾三个小孩，她不可能外出工作，全家只仰赖丈夫的薪水维持。现在两个孩子已先后上学，二手店成了她常常要去的地方。孩子们的衣服、书本，甚至家里的电器，很多都是来自二手店。“尤其是小孩子的玩具、书本，买全新的很贵，去二手店买，不用了还可以再捐回去，既环保又节约。”李小姐说，“我还带孩子去那里做义工，到中产屋苑宣传他们的理念，吸引更多人参与捐赠。我的孩子也知道他们的衣服都是二手的，虽然有时候同学也会笑他们，但他们都无所谓，还很开心常常有新衣服穿。”
“更重要的是，我们团结了在小区生活的一些女性新移民，她们大多因为要照看家里的小孩而没办法全职工作，我们就请她们兼职帮助小区的老人做家务，邀请她们的小孩去老人家里做客，三代人以这样的方式相聚，很特别也很温馨。她们的劳动，我们也会以花券的形式进行补偿。我们试过很多次，尤其是那些小孩看到母亲的工作被认可，会加深对母亲的理解。”林瑞含表示。
所谓小区经济，尝试的是一种并非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物品交换方式。二手店正是一种尝试，而劳协想做的，也不仅仅是一个二手店。虽然物品都来自捐赠，但因为整理、运输等成本太高，直到这两年，二手店经营状况才有所好转，有了一点点的盈余，可以再做些其它的事。
人生价值的肯定
这家二手店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其主人是几个前制衣厂的女工。1980年代，在香港制造业腾飞的奇迹下，制衣厂女工的身份意味着稳定的收入、光鲜的职业，令许多香港女性心生向往。可后来香港经济转型，大量的工厂北移，这些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女工，尽管有一身技能，还是被无情地淘汰了。怎样重新找到自己在社会的位置？不仅是经济上的需要，也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肯定。她们曾凑在一起，参加各种技能培训，帮大学生打印论文，做问卷调查赚收入――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直到二手店的概念有了雏形，她们的生活才进入了新的轨道。
从创办到今天一直在店里的小黑，已经是个负责人的角色了。笔者和她聊天的时候，发现她对于自己的价值认同、对于这个社会的认识，相当清醒深刻。
当下在香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莫过于针对内地赴港新移民的“蝗虫论”。小黑说，2003年，自己离开制衣厂后，工作有一天没一天，收入很不稳定，政府一句“放开居留权，就会将几个女工们集合在一起，创造机会让她们亲身接触新移民，时间久了，她慢慢意识到，事情并不像政府说得那样简单。“哪有那么多人抢饭碗！”小黑说。等到她家里也有了内地嫁过来的亲戚之后，她对新移民的态度更是宽容了很多。“你看，我们几乎每天都泡在这里。如果不是她们帮忙承担家里的劳动，我怎么能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呢？”小黑笑得很腼腆，充满了感激之情。
邻里之间的感情
受法国社会学大师福柯的影响，不少社会工作者的知识体系中，通常有一项宝贵的遗产，就是对知识、语言与权力方式的反思。让弱势群体突破现时所面对的限制，对自己的权力和社会位置有更清楚的认识，在社会学里，就是“充权”的概念：协助受社会歧视的组群，对抗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减低其自身的无奈感，从而掌握自身的生活方向。
其实除了二手店，林瑞含和女工们想做的还有很多，比如逐一联络有花券回赠的中产家庭，鼓励他们捐出花券，补贴新移民妇女兼职的收入。但在香港，什么都要用钱，没有任何资助，完全依赖二手店的收入才能基本维持运营的她们，已经被日常忙碌的琐事捆绑了手脚，要继续拓展小区的空间，走每一步都异常艰难。但是，小区概念正在人们的心目中渐渐形成，唠家常、串门子、互相帮忙，那些已经远去的街坊邻里之情，正一点点出现在港人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