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希 出版业者。现居北京。 中国人从出生起就衔着等级落地。士农工商,你爹如果是商,在士人面前就壮不起腰子。就算再有钱,如果没有捐个身份,见了县官一样要下跪,哪怕是穷得丁当响的人家,十几岁的黄口小儿考过了童生,见了官就可以不跪。
上了学第一要学的就是天地君亲师,亲不如君,所以哪怕亲爹娘死了,只要君觉得还需要你干事儿,你就不能“丁忧”(丁,乃遭遇之意也),他则可以夺情。夺情的前提在于,君高于亲。
经过五四的一番折腾,德先生和赛先生虽然同时出场,但若要论及得人心者,德先生恐怕得票更多。男女平权,反抗包办婚姻,这一点微末的自由,当初给了多少人翻出后花园的底气和理论支持。后来跑到延安去的女性,多少把那里看成了一个德先生住中国办事处。
文学领域内的等级从古至今就没短过。崇赋、崇诗、崇文章,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三六九等。我们今天看作文学宝库里的东西,当年未必上了台面,贾政老师有话,不过是些浓词艳赋,精致的淘气。明朝官吏,面上道德文章做得严丝合缝,公文底下盖着的依然是《肉蒲团》和《金瓶梅》,但不意味着这些给人们带来巨大快乐的作家,可以进入有行政职别的作协,与官员们讲课,表示要为大明帝国之文化兴盛“而奋斗”。
八十年代,写诗实在太牛了。您背不全《致橡树》您都泡不着像样的妞儿。报告文学也热闹过一阵,后来宏大叙事发烧到40°还出现过类似于《***启示录》之类的玩意儿,不仨字儿仨字儿往外蹦,还真显不出水平。
今天官面儿上的文学等级是些啥没公示过,不过在不少文学青年那里,还是有等级的。比如小说―诗―散文―杂文。这大概算比较流行的一个版本,当然,爱写诗的和写过诗的可能更愿意把小说的位置往后挪挪。
前一段肉肉批评黄鼠狼,为什么不写小说呢?人还不算老,干嘛这么早就不好强了,偏在散文上浪费时间――自然,我连散文也写得少,不过是些杂文罢了,简直是等而下之的东西。
我从来比较反感在文学类别上分三六九等。因为这往往会给人一个误解,写诗或者写小说的人,提笔开始就获得了一个比较高尚的身份。之前有诗人对不懂诗的人大肆攻击,诗写得好坏再说,但不懂诗就是没文化,没文化就没资格发言,而人一拿起写诗的范儿,至少大家得先趴在地上表示对诗的尊崇,再谈其他。
对于一个读者和一个作者来说,只有烂文章和好文章的区别,与其看一篇奇臭的小说,不如看一则精彩的黄段子。与其看一篇无美感的诗,不如看四格巧思的漫画,此自然之理也。人的才华总是有限的,或者说,人的才华总是有针对的,一辈子精研某项,把自己热爱或擅长的一种文体写到有美感,有意外,总比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好强要强。没有什么天然具备更高的身段,但是它们确实具备不同的难度。挑战难度不过是一种游戏选择,选择本身没有宣传价值。写文章说白了还是一种手艺,拿活儿说话是根本的道理。
关于文字,其实一直有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我称之为文书系统,一个系统叫文学系统。北大中文系号称不培养作家,只培养文字工作者,之前受到很多人的讥讽。其实这是很负责的说法。作家是培养不出来的,文字工作者倒是有章可循。作家有别才别趣,小学毕业跟博士毕业与能否当上作家的几率完全没关系。
所谓文书系统,就是为了一些特别的目的完成的文字工作,包括中小学的作文、论文、工作报告、项目描述、规章、合同之类。现在很多人拿着作文聊文学性,我感觉没必要。有人苛责语文老师对学生作文的要求是僵尸作文,在我看,这种要求并不比以文学性为判断标准更坏。写文章首先学的是规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有需要应试的文章都有规矩,在规矩实现的基础上再谈文字雅野,跌宕新奇。应试文章需要人评判打分,必须要求默认打分者水平高低不同之下,对文章的评判不要产生过大的偏差。苏轼的文章行所当行止所当止,相当潇洒,但是看其应试文章,也是在规矩范围内翻出花样。没有规矩的基础,花样轻飘,不过是个屁,偶有臭味,随风而散。有的人拿着零分作文,嘲笑中学老师和考官不懂风月,站在旁边说两句风凉话自然是痛快容易的,但心里必须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评价体系。对于零分作文者,其中有些作者是有点才华的,但这种不负责任的吹捧,其实不过是意在言外之捧杀,小傻瓜们还以为知音遍地呢。
这些年见了不少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公文基本不会写,报告基本充满形容词和副词,新闻稿写得如天女散花,规章考核看起来完全像火星文。这是文书培养系统的缺失。会说两句渔樵耕读,静女其姝,不意味着可以替代文书系统,这是两种能力,并没有哪一种更高级。有不少人号称性情,合同完全看不懂,也认为自己这种不关心的POSE实在是酷到家了,看到这种傻逼,就免不了有点郁闷,不管是哪一种文明,发展到哪一天,人也不应该以无知为荣。身为父母,至少可以告诉孩子的一条生活经验就是,哪一天你的周围弥漫着我无知我光荣的气息,要么起而反驳,要么远远离开,让疯狗们互相消耗,狂欢至死。
老师和父母有责任告诉还在这两个系统的存在。好作文是在文书系统中的好文章,而好文章不一定是好作文。这两个系统对人有不一样的要求。
我们这个地儿,很奇异。什么奇形怪状的本事都能被奉承,尤其是吹牛和撒谎,简直是行走江湖的不二工具,但是特别瞧不上本分。本分如同文书系统中的规矩。文学系统中也有规矩,野夫说当年王朔和人聊《美人赠我蒙汗药》,王朔把稿子要回去改了些字,里面可以看到他所修改词句的深心所在――在他大大咧咧的表面之下,原是一个极有分寸的人。我理解这个分寸是对字句的严谨,想象力需要有严谨的缰绳,一字之改,高下立判。不是想飞了的东西最好,恰当的东西最为玄妙,文学搞的就是这一套恰当的玄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