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然 公务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入选多种散文年选和高考语文训练，其历史文化系列散文作品深受读者好评，著有《望未央》一书，现居西安。 黄河的暴脾气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动荡，诸侯国纷纷脱离王室后开始各自为治，华夏自炎黄融合以来又一次进入到了一个分裂的时期，但是，也恰恰正是这种分裂与兼并的社会背景孕育了天下一统的基础。
兼并如同社会进化，是一种弱肉强食的过程，强大的一方随着兼并的国家越来越多，实力也越来越强。齐国兼并了山东半岛以及沿海地区大量的东夷小国。楚国兼并了长江、汉水沿岸的各个诸侯，基本控制了长江流域。燕、赵二国消灭了北部的许多少数民族，并将之同化。秦国也在西北地区不断兼并西戎。兼并是血腥的，然而铺满血腥的征服又是走向强大的必由之路。在不断兼并的过程中，华夏的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血缘融合和文化交流也进一步加强了。
当然，由于分裂而造成的民间亲情的分隔，也一样带来了许多离别之苦。但是，更重要的是，割据还意味着无序。对于一个发端于黄河流域的文明来讲，无序就意味着把握命运主动权的旁落。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泉，所有文明都有一条滋养自己的河流。比如恒河、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就是印度、埃及和巴比伦的母亲河。黄河也一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是，比起四大文明起源的其他河流来讲，黄河的性格堪称肆虐不羁，在她灌溉哺育我们先祖的同时，又因改道而给我们也至少带来了五千余年的灾难。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专门记述了中国有史以来同黄河抗争的历史。在两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黄河曾经溃决了将近一千九百五十多次，而大小河迁徙就有二十六次之多。也就是说，平均三年就会发生两次决口，一百年里就有一次大的改道。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但是黄河让我们从诞生之日就担承起了一种必须应对的挑战。历史上记载的有关黄河决口的事件很多，因为黄河泛滥遭受的灾难也很多，多到了甚至一个区域的名字都被叫成了黄泛区。黄泛区里遭受过水灾以后，一般接踵而至的就是虫灾，来年又会是大旱，接二连三的灾害造成的是农作物的连年绝收。在一个重农轻商手工业还不很发达的时代，绝收就意味着绝路，连年绝收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都将是致命的打击，而如果没有一个贯穿整个黄河流域的协调机制，治水和抗灾又都难以实现。暴虐的黄河就这样紧紧地牵制着古人远行的脚步，让任何一个怀有梦想的帝王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势力尽可能地伸张到它的整个流域。因为只有获得了黄河上下游的控制权，才能有效地组织和协调黄河水利的治理与利用。圣哲老子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好事或许是坏事，坏事也可能是好事，这是自然界通行不悖的辩证法。虽然黄河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在同黄河的抗争过程中，我们也学会了测量、历法等科学技术，同时为了应对灾难也不断地走向了统一，使偌大的中国完成了旷古的凝聚，甚至于我们的文明史都是从大禹治水开始的。
当爱琴海的沙滩与恒河流域的暖阳让那里的人们在闲适里猜想着人与物的关系，勾勒着置放灵魂的神话时，苦难的中国人却不得不集中了所有的精力，进行着一场构建抵御灾荒的管理方式的探索。因为只有中央集权，才能有效地解决灾荒的规避与饥馑的应对，所以大一统的强权政治就最终成为了古老中国最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黄河是统一的自然要求，民族融合又使统一有了民心向往，走向统一，既是逐步形成的一种心理趋势，也是每一个帝王都毕生追求的夙愿，同时，还是全社会在混战时期对秩序的渴望。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法则，也是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共识。
动荡是产生多元的温床，当诸子百家纷纷呈现的时候，文化整合的力量也已经在孕育之中了。孔子念念不忘“宗周”，墨子倡言“一同天下之义”，孟子发出了天下统一才能安定的倡议，而荀子则呼唤“四海之内若一家”，这些都是社会向往统一与秩序的反映。
《尚书?禹贡》以“九州”划分天下，它清楚地标明了中国的范围和疆界，让中国人从那时起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国家地域的概念，更是使得统一有了具体的指向和目标。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尧舜禹时期，但是当时的中国还不是一个地域范畴，而仅仅只是一种意识和假设，表明的是万邦中心的意思。夏、商、周三代，方国逐步成熟和发展了起来，松散的邦联式国家框架开始浮出水面，这时才有了政治概念中的“中国”。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描述，因为诸侯国的各自为政而缺少中央的实际控制，所以还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构想。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汉承秦制又继而进一步巩固了郡县制，理想才有了成为现实的可能。
统一因为有坐标
由于有大秦帝国的成功实践，法家成为了大一统的先行者。墨家在大一统的问题上也没有袖手旁观，墨子开宗明义地倡言“一同天下之义”。儒家学说更是崇尚大一统。孔子念念不忘“宗周”，孟子主张“法先王”，荀子则呼唤“四海之内若一家”。 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创始人，在他的脑子里，大一统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解决一切思想问题的立论支点都在这里。是正是邪，有两个“凡是”，一辩就明。按他的说法，凡是维护大一统的就是“正学”，凡是反对大一统的都是邪说。各家思想学说在统一这个问题上殊途同归，保持了惊人的一致，在治世理念争鸣不已的情况下却合力铺平了统一的理论基础，为大一统营造了共通的文化背景。就这样，拥有大一统学说的国家意识逐步形成，并指引了各代王朝发展的趋势，使得中国的历史开始沿着统一的方向推进。
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很清晰，从秦汉到明清，大一统是这两千多年时间的轴心，只有纵向的延续，没有横向的分歧，朝代更替但主旨不变，江山易主而结构未改。每代王朝为了表明自己继承权的合理合法，只需借用一下“君权神授”的确认程序，对历史进行一些专门的神话改造，就可心安理得、顺理成章的面南而坐了。神话改造是个技术活，最起码得有大师级职称才能拿得起来，不仅是因为他找到的理论依据更为充分，更在于他所拥有的文化人格能够打消所有的怀疑。
司马迁记述古史起源的时候，他不但把夏、商、周、秦的先祖上溯至黄帝，而且还把楚越和匈奴的先祖也归之于黄帝，使天下完全归为了一宗。
在天禄阁里校书的刘向，专门写了一卷《高祖松》，说刘邦的先祖也可追溯到黄帝，更厉害的是班固，他在《汉书》中把刘邦干脆写成了天神成就的龙种。
就是这些仿佛天方夜谭似的戏说，却也得到了当时的广泛认同。这不能不说，就是一种社会需要的反映。
穆涛先生在一篇《由一本文学史著作引出的几个话题》的文章中，专门讲到了皇帝攀亲的事情，说李世民攀老子，朱元璋攀朱熹，打得都是文化牌。他们可能借鉴的就是汉代的这几次改造历史的经验。
改造历史的起因，主观上为的是找到自身血统高贵的理由，而客观上却完成了历史的继承，使得各代都归并到了一条纵向发展的脉络之中。由此也养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寻宗问祖和认祖归宗。比如关于大槐树的传说，尽管是传说，但是大多数中国人还都愿意相信，所以很多人都是洪洞县的老乡，是从大槐树下走出的一家人。
刘歆是刘向的儿子，他接了父亲的班继续校书，在编撰《七略》的同时，对古史也进行了一次系统地改造，使国家意识附会上了阴阳五行的理论，在儒术中又掺杂了一些神学的思想，并且把所有的学问，所有的神话都归纳到了“六经”的旗帜之下，使孔子一下子变成了教主，使“六经”变成了东方的“圣经”，使中国人成为了宛若教民一般的信徒。
神话改造的结果是，一方面认定了皇权的继承关系，另一方面也承认了自己的文化归属。经过改造，帝王之间有了延续的血缘联系，原本各是各的江山，但是把人的系统变成了神的系统后，各个朝代就都成了一家子的事情。并立着的四方种族祖先被先后排列起来，横的系统也变成了纵的系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人都被串联到华夏民族与中原文化的系统里，把“地图”变成了“年表”。在这个年表中挺立着两大精神偶像：民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大禹。黄帝作为人文初祖，凝聚着广大炎黄子孙。大禹的九州观念，又划定了国家的边界，使我们自古就有了“天下”的概念。主教与信徒，始祖与天下，构成了一个从观念到出身的紧密联系，从此再也割不断理不乱了。
元太祖西征东进、南下北伐，势力范围横跨欧亚，但是军事占领并不是统一，被征服的国家始终都没有归入华夏的年表，所以当元朝中央的威势略有消减的时候，便又各自割据了开来。而继任的帝王们，也不会再把征服那里作为自己的责任，尽管那里曾归顺过中国，但却仍然还是域外。因为那里缺少成为华夏一员的文化背景，没有建立与我们一致的国家坐标。认祖归宗，首先在“认”，所以无“认”自会不归。
架子扎得好，人倒势不倒
有了黄河的塑造和文化的要求，其实统一已经是早晚的事了，只是幸运的机会还不知会留给谁。谁拥有了大国学说，谁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谁推动了统一的进程，谁就是天意的顺应者。秦始皇就是在这个时候，凭借着秦人一百多年储备起来的军事实力，一举完成了中国的第一次统一。
秦的统一，标志着中华文化圈文化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国家统一后，多元文化整合的速度和力度也得以加强，而整合后的一统文化，又获得了更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反过来再进一步地增进了政治的统一。经过秦汉四百余年的文化建设，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核心观念最终树立了起来，全社会的文化认同心理也基本形成了。这时，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已经产生了一种共识，就是统一是合理的、正常的，分裂是违理的、反常的。这种意识后来又逐步加强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心理定势。
秦始皇的统一就像陕西人的性格，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利落、彻底完整。军事上完全占领，文化上实行奴役，政治上推倒重来。书同文，消除了文化传播的语文屏障。车同轨，打通了全国上下的沟通联系。行同伦，建立了统一的价值标准。地同域，打破了地区间的割据壁垒。还有货币、度量衡等等的统一规范，都使得偌大一个中国拧成了一个整体，四夷八荒围成了一个麻团，九州天下纳入了一个国家的框架。
秦始皇传之万世的梦想，因为王朝的迅速衰落而事与愿违，破灭的似乎还很坚决。但是他所缔造的统一框架，他一手组建的统治结构，却已经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柳宗元说：“周之失，在于制。秦之失，在于政，不在制。”意思是说，周朝的瓦解源于分封制在大一统趋势下的没落，而秦朝的中央集权则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只是秦人重法而不重教的偏执统治方式，使得管、治失和，才让大一统有了致命的瑕疵，但终归还是进步中的不足。
秦王朝的终结者西楚霸王，虽然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一把火烧毁了咸阳，但是七雄割据的时代却已经再也回不去了，除了他的肚子里涌动的只有杀父的仇恨之外，其他义军的心里却想得全是夺取天下的事情。乌江自刎确实很悲情，却又似乎是命中注定了的必然。因为他的心里没有天下，所以天下也就不可能再会有他的位置。
秦始皇没有能够把他创制的基业传至嬴氏子孙的万世，但是万邦归一的意识和郡县管理的模式却传至了中华子孙的万世。
相同的生存背景，相同的血缘联系，相同的历史溯源和相同的行为习惯，把一个民族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并成为每一代帝王燃起大国梦的根本原因。
“学而优则仕”使梦想成真
秦始皇的统一政策，对于建立一个集权政府来说，是一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事情。文字、度量衡，还有交通与邮传，都是组建统一大国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它使一个国家跨地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成为可能。而执行这种联系功能，参与国家管理活动的主要成分，则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因为拥有人文新知，作为时代的先锋，比一般人有更明确、更高层次的追求，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知识分子被称为“士”，在汉人心目中，“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士又作“仕”，简单地说就是入仕。儒家学说里尤其推崇“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就是知识分子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同时又几乎是唯一的途径。儒家的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做官当然最重要的是读儒家的书。汉初开始设经博士，到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可以说是儒家垄断了仕途。知识分子要自我实现，就只能纷纷走这一条路。
在儒家学说的指导下，各级官员都要受到“忠君保民”信条的约束。他们分处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里，执行统一的中央号令，但在贯彻过程中又不需要事事请示，往往是按照上升为国家意识的儒家学说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从而自动对各地区实行了调节。统一的国家学说就是古代的“宪法”，或者叫政治纲领，以此为指导就解决了地区差异的协调，明确了处理模糊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士”把执政理念与管理实践很好地结合到了一起，同时，又能游离于土地之外，可以四处宦游，既保证了郡县管理的领导水平，又不至于做强做大威胁中央。至此，一个文化同源、思想同脉、管理同制、治教同体的一体化结构就正式形成了。
一体化的前提有四个，一是要有一个庞大的可以执行上下联系功能的阶层。二是这一阶层又拥有成为国家学说的统一信仰。三是基层组织已经建立了系统的管理机构，也就是郡县制。四是这些管理机构的干部都是以具有统一信仰的职业阶层组成，对全国实现统一的行政领导。
在“士”阶层中，有一部分人在思想信仰问题上并不那么诚恳和执着，他们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方面，这部分人就是法家。法家不像儒、道那样，他们还没有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意识形态体系，只是形成了一种依靠“法术势”治国的谋略和计策，价值观和伦理观并不完整，所以他们的学说主要以法术和政令为多。而法术和政令又是框定人们行为半径的规范，划出了社会活动的行为底线，体现的是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是建立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管理工具，只要再辅之以教化手段，通过道德塑造建立起社会精神层面的思想秩序，整个社会管理就很全面和圆满了。这样以来，哪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结构能吸收法家的思想，它就有可能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建设，把中央集权就能向前大大地推进一步。道家的消极无为，缺乏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意识，进取心不强，所以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努力。墨家由于有很多偏激的思想，比如以暴制暴，它做不到与社会各个层面的普遍适应，因此也不行。剩下的，就只有儒家了。事实上也确实就是这样，从秦始皇开始，直到汉武帝时期，在近百年的探索中，最终确立下来的大国管理模式，就是法家与儒家学说完美结合的成果。董仲舒把法术势杂糅于儒术之中，催生了一个职业化的管理阶层。这时，中央集权稳定的统一体也就基本形成了。
只有东方不败
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中的组织力量和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黏合起来，并互相沟通，从而形成了一种超级的组织力量。统一的信仰和国家学说是意识形态中的组织力量，而官僚组织和士的阶层又是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的姓氏有更替，然而各朝政府的文职官员却始终都是由儒生担任的。国家的框架是郡县制集权管理，走的是一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制化路子，执政者又是一些出类拔萃的儒学精英，政治和文化两种组织力量结合到了一起，九州天下就实现了一体化。
一体化使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组织拥有了强大的稳定能力。原因在于不仅国家可以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知识分子建立文职机构，来执行管理国家的功能，同时，各个层级的管理组织之间也都明确了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既有管理组织之间的层级隶属关系，又要符合“君为臣纲”的基本原则要求。也就是说，恪尽职守是本分，忠君报国是宗旨。简单地讲，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
大国管理有两道坎，一个是各级官员只对顶头上司负责，只服从顶头上司的指令。这就会使机构失去效率，还会出现类似欧洲的那种“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情况。另一个是各级官员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我行我素。这也会使国家陷于混乱。而汉武帝承上启下建立的一体化模式，不仅解决了第一道坎的协调问题，同时也很好地克服了第二道坎的弊端。
与中国大一统格局完全不同的是，欧洲始终都难以形成大型的统一体，整个结构碎小又松散。中世纪时，欧洲已经碎裂为了几百甚至上千个细小部分。仅在德国，就有巴伐利亚、奥地利、萨克森、符腾堡、勃兰登堡、科隆、汉堡、纽伦堡、法兰克福等二三十个公国、伯国、侯国、主教国家以及城邦。在这些拥有颁布法律、征收税赋、铸造钱币的权力的国家中，又有一群各成独立经济单位的庄园和市镇。有的历史学家用“一条政治上杂乱拼缝的坐蓐”，来形象地比喻中世纪初期欧洲的政治地图，确实很形象。
从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出，大国的形成有四个条件。一是自然环境的要求，二是文化背景的支持，三是英雄人物的推动，四是制度与理念的统一。从我们来讲，环境因素是黄河，文化背景都是炎黄子孙，英雄人物有秦皇汉武，制度与理念的统一靠得是由儒生组成的干部队伍。这样的大国就很协调，而且还稳定，所以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欧洲不具备这些，所以他们很难统一为一体。俄罗斯的大，是因为人口不多，各地都难以形成与中央抗衡的城邦，而整个联邦的安全又必须依靠联盟的力量。当割据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独立便是迟早的事情。比如苏联解体和独联体的形成。美国倒是有着相同的移民文化背景，也有华盛顿式的杰出领袖，他们用政治家取代了中国式的儒士，照样维护了国家机器的运转，似乎也构建了一个稳定的统一体。但是政治家的行政方式不同于儒士的治教同体化实践，他们依仗的是一种为选民服务的政治信念，他们的行为操守除了宗教的教义之外，再就是崇尚价值规律了。宗教教义与行政管理还远没有达成应有的默契，这一点肯定是制约国家管理的难题。而“价值规律”又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很容易被篡改，所以表现出来的就只能是被隐藏着的政治利益。当政治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的时候，这种管理尚能促进社会发展。而当两者不相一致的时候，政府就有可能会被政治利益绑架，使国家陷于危险。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也不过只经历了区区两百多年，相当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展到了东汉的初期，距离成熟还显得太早。要想走出另一条路子，还需再经过两千年的锤炼，而谁又能够保证百炼就一定能够成钢呢？没有政治、文化和组织的一体化，任何统一都是表面的和暂时的。
虽然世界上也曾经出现过一些版图辽阔的统一的大国，如公元800年建立的查理曼大帝国。又如阿拉伯人在圣战的旗帜下东征西讨，于公元732年建立的横跨欧亚非的穆斯林帝国。日本公元七世纪实行大化改新，也曾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但是，无论是查理大帝，或者是穆斯林倭马亚王朝，还是仿效唐制的日本贵族，他们统一的业绩不过是黑暗中的一道闪电，虽说惊人，但十分短暂。查理曼帝国的寿命几乎和查理大帝的寿命一样长，倭马亚王朝也不过历经了百年左右，而日本九世纪后的主题仍然是又一次陷入了分裂。
但是，在分裂割据的世界地图中，还有一块辽阔的地方，这就是东方大国的存在。自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立了大一统的集权国家后，虽然每隔一段时间也会出现动荡，但是，统一的大国框架却始终都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中国就这样，以它辽阔的版图、众多的人口和灿烂的文明从世界散乱的背景中脱颖而出，存在了两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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