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钱大昕是中国清代著名的学者和文献学家，对古代目录学有很深的造诣，整理了《隋书?经籍志》，补著了《元史?艺文志》，重视善本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古代典籍进行了深入的校勘学术研究和大量的辨伪实践活动，为后人解决了一系列疑难问题，给辨伪学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成为一位“学究天人，博综群籍”的一代儒宗。
关键词：钱大昕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晚年自称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自幼倾心于“古学”，受到经学大师惠栋、沈彤等人赏识，并与王鸣盛、王昶、曹仁虎、褚寅亮等为友，其学识名扬海内，乾隆皇帝特赐其为举人。出仕之后，钱大昕依旧沉思涵泳于古代学术，毕生涉足经、史、子、集的各个领域，并且具有很深的造诣，各种知识兼收并蓄，学识可谓浩瀚无涯。诚如《清史稿?儒林传》称赞曰：“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钱大昕一生淡泊名利，他凭借自身广博的学识，致力于著述，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学术成果，目前的存世著述有三十余种。其主要著作有《声类》四卷、《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诸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证》三卷、《潜研堂文集》五十卷、《诗集》二十卷、《潜研堂金石跋尾》二十五卷，并且参与修撰《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诸书，达四百余万言，著作之盛远过于时人，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在这些学术成就中，其文献学乃是学术之根源、之总枢纽、之根基也。
一钱大昕的目录学研究及成就
古代目录之学乃是学术入门之学，历来被士人所推崇。钱大昕曾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史志目录做过考订工作，对《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书目》、《竹堂书目》等官方、私家目录亦颇有研究。
第一，对于史籍目录，钱大昕都做过细致、深入的考证和研究。《隋书?经籍志》是一部集我国唐前学术之大成的学术巨著，对于探讨与研究上古、中古学术史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然《隋书?经籍志》经过千余年的流传，其中有种种讹误与不足。钱大昕对《隋书?经籍志》进行了深入的整理和校勘。首先，校正了种种讹误，如所录文献、作者姓名及有关卷数等讹误；其次，补充了该书文献信息记载之不足，如所载文献在其它典籍中的信息异同情况，并补充了一批漏落文献书目；最后，还指出《隋书?经籍志》存在少数书目编排位次紊乱的现象。这样就厘清了《隋书?经籍志》中的种种讹误与不足，这对后世《隋书?经籍志》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中，收录《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五家史志目录，考辨内容多达二百三十三条。
第二，补写《元史?艺文志》。编写一个朝代的《艺文志》，是中国史学中的一个重要传统，通过史书中的《艺文志》，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学术兴衰。而把历朝历代的《艺文志》编排起来就是一部中华学术史，也就是所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故史书中《艺文志》对于古代学术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编于明代的《元史》没有《艺文志》，这不能不说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钱大昕查寻种种典籍，集个人之力，补写了《元史?艺文志》。该书收集元代（包括辽、金）著作2900余种，通过这些书目，可以对元代文献著作的基本特点有全面而详细的注释。
钱大昕在《元史?艺文志》中，对目录学理论进行了宏观的、系统的、全面的梳理，详尽阐述了目录学由六分法到四分法的演变情况，探讨了不同目录学家编纂的各种目录的具体情况，实际上是一篇目录学发展史专论。在编排体例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对传统的四分法又有许多新的突破，主要是该书所设置的子目数量较少，子目下不再分设细目，体现了目录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以经部子目设置为例，《补元志》对“论语”、“孟子”、“经解”、“译语”四目的设置，便更符合元代的典籍情况，反映了元代学界春秋学、理学兴盛的情况。这样编目既照顾到学术理论的延续性，又兼顾元代文献的实际情况，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第三，金石之学目录的贡献。钱大昕一生酷嗜金石文字，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他搜集金石拓片2000 余通。钱大昕对金石之学目录的编撰也十分重视，他在反复研读这 2000 余通拓片的基础上，将其考据心得写成跋文，或对金石文献的文义予以阐释，或对有关的名物、制度、史实进行考论。这类跋文共计860 余篇，后来全部收入其金石考据方面的代表作《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并且编撰了《金石文字目录》八卷、《金石待访录》四卷、《天一阁碑目》二卷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钱大昕的金石学研究不拘泥于单纯的金石学方面内容介绍，更注重金石学目录在研究、整理古代典籍中的实际运用，强调将金石学与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目录学等相互结合起来。钱大昕在具体的考据经史、校勘文字、选择善本、搜编佚文、辨别伪书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目录学，充分体现出传统学术经世致用的价值观。
二钱大昕的版本学研究
钱大昕对于版本学也深有研究，十分重视善本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认为“经史当得善本”，否则就会造成“读误书妄生驳难”之弊。他所说的善本，主要是指各种宋、元旧本，同时也包括其他各种宋、元旧本的影印本等。钱大昕重视善本，但不迷信善本，强调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对待，表现出客观、审慎的务实态度。从各种版本鉴定札记的研读情况来看，钱大昕的版本学研究具有这样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特别重视对相关文献版本嬗变情况的源流考察，梳理出明晰的演进途径，从而有助于学者进一步作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如钱大昕曾经论述《容斋随笔》一书的版本源流演变情况云：“洪氏《容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卷首有自序；唯《五笔》仅十卷，而无序，盖犹未成之本也。《随笔》初刻于婺州。至嘉定壬申，从孙由赣州守擢江西提刑，合《五笔》刻之章贡，有何异及邱前后两序。又十年，守建宁，再刻于郡斋，自为跋，称‘从孙朝议大夫直华文阁知建宁军府事新除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则嘉定十六年八月定改元临川周谨跋，称赣本漫不可辨，以建本参考锓梓，则第三刻矣。今世所传者，明季吾邑马元调刻本，唯存何异一序，余皆削之。此明宏治八年活字印本，板心有‘会通馆活字铜板印’两行八字，前有锡山华煜序，正文皆作夹注，不依元刻，不如马本之精，而序跋俱完好，胜于马本。”这一段论述中，钱氏考察了《容斋随笔》一书的版本源流演变情况，前三刻本及今世传本之间的关联交代非常清晰，并对马元调刻本与明宏治八年刻本之优劣一并进行了比较，客观而翔实，条理非常明晰。
其次，对各种版本的鉴定，往往取决于他采用了一系列科学、合理的鉴定方法。如利用版本的版式或版心、牌记、历史名人的印或者手迹和避讳字、校阅人时代、纸张、版本前后的序跋、各种文章标识、文献引书或者所录诗句情况等，借此做出准确的版本鉴定。如《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论语注疏》正德本一文云：“《论语注疏》，每页廿行，每行廿余字，首卷标题，注疏下多‘解经’二字。首页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宋讳，旁加圈识之，疑本元人翻宋板。中有避讳不全之字，识出今茸补完耳。若明刻前代书籍，则未见此式，必是修补元板也。”这一段考证当中，钱大昕首先从内证入手，考察了版本的版式及避讳、补完情况，然后将它与明刻前代书籍情况相比照，作为旁证。正是通过如此一番细致的考证，钱氏指出，该版《论语注疏》是明正德间刻本，属于修补元版，可谓真见卓识。
在具体图书的版本鉴定之中，翻刻本书籍的版本情况是最为复杂也最难做出准确鉴定的。钱大昕对此尤为慎重，他往往根据多方考察，对翻刻本的具体情况作出合理可信的论断，对其他复杂的相关版本同样如此。
三钱大昕的校勘学研究
钱大昕是清代校勘学家中的翘楚，深获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嘉誉。他的校勘范围遍及经史子集各部，而且是以一人之力独立成之。钱大昕深知校书之业甚难，因此，他在校勘实践当中非常慎重，不轻易谓古书有错误，反对逞一己私臆而妄改、妄增、妄删，力求避免出现那种“愈校愈失”的现象。其次，反对厚古薄今，对善本在校勘中的价值和地位具有非常清晰的辩证观。钱大昕重视宋元善本，但又反对迷信宋元善本，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校勘方法和理论。
钱大昕认为，校勘的首要条件是要占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来源作保证，用以支持自己的校勘论点。所以在校勘过程中，钱大昕十分重视善本、古本的作用；其次，借助金石之学的成果进行校勘，是钱大昕的校勘成就最为突出的一点。钱大昕精通金石之学，因而在具体校勘活动中，各类金石碑刻文献往往也用以充当校勘论据。如《宋史?韩世忠传》的校勘七条之中，四条属于用碑刻文献进行校雠之例，这与后世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次，钱大昕还十分重视利用各种其他的学问对文献进行校雠，如避讳、著书体例、职官制度、音韵学、地理学、天文学等诸多学科，这样也使校勘之学更为科学；最后，文献校勘是多种方法作综合的考察，钱大昕在校勘过程中使用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多种方法。这样大量古籍善本的占有、金石之学的灵活运用、多种校勘方法的综合运用，成就了钱大昕在文献校勘学上的崇高地位。钱大昕校雠实践中的审慎态度，与他的科学校雠方法、广博的校雠依据相得益彰，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四钱大昕的辨伪学实践
伪书是中国学术史传承中的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其产生的原因也众说纷纭，但是伪书的存在，对于我国古代学术史的研究带来了很大麻烦。故明清之时辨伪之风渐盛，成为文献学家们的又一重要工作。钱大昕对古书的辨伪工作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如对《丹元子步天歌》一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丹元子步天歌》不著撰者姓名，相传为唐代王希明所撰。钱大昕在郑樵辨伪的基础上，深入地进行了一番探考：“歌词浅陋，不似隋人文字；《隋书?经籍志》亦无此书，其非隋人明矣。古天文家，未有以太微、夫市配紫微为三垣者……使丹元果隋人，则唐初李淳风修《隋志》，何不一述三垣之说乎？渔仲好异而无识，欲取俚鄙之歌，驾乎前志之上，所谓弃周鼎而宝康瓠者也。”钱大昕从古籍的记载、天文学的角度，逐一证明《丹元子步天歌》非隋代作品。钱大昕凭借自己的博学和见识，进行了大量的辨伪实践活动，为后人解决了一系列疑难问题，给辨伪学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总之，作为清代学术界中一位“淡于宦情，抱道自足”的乾嘉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学究天人，博综群籍”的一代儒宗，钱大昕在当时素以治学博学宏通而著称于世，其学问与他精深的文献学功底密不可分，无论是他的史学研究，还是经学、小学研究，也不论是金石研究，还是天算历法研究，钱氏皆凭借其精湛的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学知识，以之作为治学、问学的枢纽，并且藉此将这些不同之学加以贯穿和综合起来，从而赢得了学术界的肯定。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评价他：“以汉儒拟之，在高密之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况不及贾、服者哉！”可见对其文献学成就的推崇。
注：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末清初河北学人思想之嬗变；项目批准号：HB11ZX013。
参考文献：
[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 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4] 永 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
[5]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作者简介：张亚南，女，1979―，山东曲阜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学术史，工作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