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我怀着复杂的情感提笔来写这篇沉重的文章。父亲离开我们已三十多年了。这些年来，父亲的一切总是伴随在我身边，父亲的喜怒哀乐，成功失败，为人处事几乎都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当我处于人生的困惑之时，总能感到父亲的鼓励和精神的强大支撑力，让我在艺术苦旅的磨砺中没有停止努力。在岁月的长河里，父亲的影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愈让我觉得他人品艺品的高尚与珍贵。
1941年，《抗战画刊》停刊后，冯玉祥将军要为父亲在政治部第三厅安排工作，父亲没有接受。当时，父亲只有三十多岁，在这人生的转折处，他毅然放弃了食俸禄的优越生活，选择了北上西进、面向大西北这未知的处女地的探索生活，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布衣画家生涯。父亲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把能到祖国任何一个角落去写生认为是人生最大的幸事。我认为正是父亲走了人生这重要的一步，才在中国画坛上有了黄胄、方济众、徐庶之这些对中国画发展作出了贡献的一批学生，有了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中国画的蓬勃发展之局面，开辟了中国画大西北人文风情的审美新天地。
父亲一生热爱艺术，热爱劳动人民，尊重普通的劳动者。他在青年时刚步入艺坛就曾发誓一生不画不劳动者，而他一生的艺术实践，正是他誓言的印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随父亲到甘肃一带写生数日，事后曾在西宁、兰州、西安举办了写生画展，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并创作了《青海湖》、《风雨归牧》等作品。但当时也有人说了“离阶级斗争远了点”的看法，并托我给父亲捎话。当然这离不开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捎话人也有好意的一面。当我把这告诉父亲时，父亲毫不犹豫地说：“他不懂艺术。”我当时心里则有些不安，有些担忧。历史印证了父亲在美术创作上所坚持的艺术道路是正确的，他在当时能够有这样的勇气与艺术上的定力，又一次折射出父亲“尊美重德”的人品与道德的精神力量。
父亲一生做人刚正不阿，堂堂正正，但对他的学生、朋友又充满了爱心。记得“文革”期间，父亲的学生黄胄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工作，被打成“驴贩子”，被诬为国民党军的上尉军官。军博的外调人员来我家调查，当时正好我在家中，当问及此事时，父亲说，那时是抗日战争的后期，为躲避日军的轰炸，我们全家逃到了平凉，当时黄胄也去了。当地驻军的官员和父亲认识，遂向驻军要了件军装，让黄胄穿上，为的是出外写生方便，以免误会，所谓“国民党上尉”也就是这样说起的。父亲向外调的人说：“如果有错那就算在我头上吧。”我在旁边听着父亲的一席话，吓了一跳。当时我对父亲的说话不满！心想这时候还给自己揽事情。在那个时期能够勇于承担事情的人实在少，而父亲的这一举动让我至今不忘。常言讲，关键时才能看出人。“文革”期间，美协大院因地处市中心钟楼旁边，成了重灾区，当时有个叫“红大刀”的造反组织最早到美协造反抄家、打砸抢，随后这些行为成为家常便饭，任何人都可到美协大院滋扰，我们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慌之中。一日父亲被进驻美协的西安美院一造反学生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得浑身是血，半身不遂，让人感到这场动乱的腥风血雨。又一天，机关里有人检举在厕所里发现反标，说是像石鲁先生写的，并要求父亲去认，父亲看后说：“我看不像石鲁写的字。”坚决予以否认。“文革”距今也已四十年了，回忆往事使我深感：父亲尽管自1957年反“右”以后，备受欺辱，从心灵到身体无不受到摧残，但他最终保持着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和品性。
父亲对待人总是坦诚热情真挚，并且真正做到了“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文革”后期，有些曾经表现过激的人又来表示愧疚，而父亲早已原谅了他们当时的行为。他总能记住别人的优点，不计前嫌，并帮助一些人解决许多实际困难。父亲对待子女也是充满了亲情，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不顾自己心灵的创伤而是想方设法来安慰我们。记得1957年反“右”以后，我刚上中学不久，幼小的心灵就伴随着政治运动而备受摧残。当时由于身后总是背着父亲“右”派的政治包袱而处处碰壁。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我不爱的计划统计学校，但无奈我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1961年父亲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我给父亲写信诉说自己的痛苦，而父亲给我回信安慰我，并告诉我，前途是光明的，要对前途有信心。让我年轻的心、脆弱的情，感受到了巨大的支持，使自己又振作起来。不久学校结业，我即到美协国画学员班实习，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在美协经过近三年的学习，使我对中国画有了初步的了解，并掌握了一些初步的创作方法，然而好景不长，１９６４年冬季，批资产阶级“裴多菲俱乐部”的运动旋即展开，社会动员“上山下乡”。在美协学画的这批学员，已被列入“上山下乡”动员之列，我又面临着被下放插队的可能，又一次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精神极度困惑，父亲则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没有那么悲观，反而乐观地认为：下乡对我是件大好事情，能在乡下的生活里去锻炼一段时间对我有益处，也能促进我的成熟，对今后画画的发展是有好处的。父亲的态度很坚定，我别无选择。下乡插队到了陇县李家河乡普陀生产队，一干就是八个春秋。这八年使我脱胎换骨。乡间的一切活计我都干遍了，而且干得不错。我今天已六十多岁，应该说父亲当年的决定是对的。八年的农村生活，使我认识了生活的真谛，至少让我锻炼成了一个劳动者，使我在以后的艺术劳动中，变得坚韧，在困难面前有了信心，不会动摇。
父亲晚年和我生活在一起。虽然当时我们家可用“门庭冷落车马稀”来形容，虽然还有“黑画展”等莫须有的新罪名袭来，父亲已变得更加超脱了。他依然不改几十年的习惯，每天早饭以后，精神最好的时候，拿起画笔在一张破三斗桌上画画，使自己的情感沉浸在笔墨的化境之中。在极左的高压的年代，父亲只有在笔墨的化境间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找自己的人生归宿，心灵才得到了安妥。
父亲从上世纪初以勃勃青春之朝气，以农村写生横扫当年画坛之颓气，以“塞上写生”、“泰山石刻”崭露头角，又投身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编辑出版当时仅有的《抗战画刊》近四十辑，为民族解放做出贡献。父亲定居长安后，为开辟中国画新的审美领域扩疆植土，厚积后发，蔚然气象。由他孕育和开创的长安画派，引领画坛一代风骚。
我为自己的父亲感到无比自豪与骄傲。我深信由于历史的局限对父亲的认识有限，但历史总会是公正的。在结束本文时，我想起三十年前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有一副签名人最多的大挽联，上面书写着“艺高人正”四个大字，我感到这四个字很中肯，就用这四个字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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