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 1976年生，江西人，先后做过警察、秘书、编辑等工作，现在某出版公司上班。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长篇小说《猫和老鼠》将于今年出版。
这个以前写的，偶然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看到，细读下来，又欷?一遍。不过不像以前那么后怕。在那个恐惧的夜晚，我越来越平安地走下山，有好几次都看自己的裤裆，看尿湿了没有。
沦陷的派出所
今日做稿件研究做到一半，整个人突然停了。不知要做什么，会做什么，人如巨叶，仰飘于涧下。耳边有《37度2》的片尾曲，又如河水淙淙而下，将巨叶卷入撕心裂肺的瀑上。
昨夜，因为窗门大闭，眼睛合严，竟觉世间无一点声音。我说，这混沌中有宁静，在天堂可，地狱也可；明朝可，原始社会也可。归途原来就是这鸵鸟式的一闭。
但是真正能够与我跨时空连着的还是一个叫洪一乡的地方。1997年或1998年，我在这个乡的双港河赤裸着身体，任水泥坝冲下的水砸在背上，我眼睛闭上，逐渐进入宁静。我看到自己腾云驾雾、穿州过府，直达首都。昨夜，我在北京的床上闭着眼睛，等待青蛙和夜虫的叫声，它们没有出现，但是我很快回到了洪一乡。
我看到自己踩着鹅卵石慢慢走出水面，弓着身子开始穿短裤。太阳开始像失宠的妇女，泛着贫血的光芒。风吹过来，我的手脚起了疙瘩。冬日将至，这个河啊，断然是洗一天少一天了……我光着脚走上河岸，光着上身走回派出所，光着脑子往床上一趟，等待烧火的叫我吃饭。
但是曾经把我从县城一路接到洪一乡的仪征吉普车，在派出所外边艰难地发动起来了。这堆白铁寿命有限，有人既然把它摇醒，自然是有事儿将欲进入历史。我也没等招呼，把绿色的制服穿好，但是我在两双鞋面前陷入了思考。虽然都布满灰尘，但球鞋更适合于夜间行走。但是皮鞋说话了，皮鞋说：我知道你要穿我，你就别扭捏了。
那双球鞋我无数次劝自己穿它，但是它从来没有被临幸。我拖着后沿已经踩塌的皮鞋，松松垮垮地钻到吉普车里，然后睡着了。吉普车苟延残喘的声音割碎了我的梦，郑州、上海、广州和北京变得灰尘满面――我回到了现实当中。理发店满地的头发，没有一滴柏油的尖石路，和因为开车冲到人家小卖部而被放逐到这里的警察，一桶桶倒在我的脑海里。车行途中，我突然和车一起跳了一下，我知道这是在过双港桥――那老爷车每次都是四足一跃，然后我们伪装痛苦，唉呀一声。
天依然光明，我们爬上山。我看到了油菜花，它们才是太阳，它们投射着巨大的温暖，它们撩拨着我的性欲，它们吞噬了一个咬牙的献身者和一个处男。我说，咱们就在这里撒泡尿吧。小邹说好，自己掏着家伙就飙了一地。小邹说：忘了说，有个打工的回到边山了。上次抓赌时他跑了。
我点点头，扣上裤子。这个游戏好玩么？又是带一个人回到派出所，又是他的家属拿着钱来赎人，有时候还会有一顿酒――吃的是腊肉，喝的是谷酒，然后全部呕吐到餐馆后边的菜地。
我们的车离边山村委会所在地越来越近，蓄着斯大林式胡子的联防队长，开始把电棍一下下拍在掌窝里。我有点憋气，太阳有点下垂的意思了。我回头看山下，山下的景物眉清目秀，走向分明，好像是一幅框内的风景画。吉普车曾经路过那里，它还路过油菜花地――我感觉到自己离幸福越来越远，我被皇帝放逐到瑞昌市的西藏了，然后又接着被放逐到洪一乡的西藏了。天穷地远，此是尽头。
我从来不想参与这样的抓捕，我没有兴趣。
我们的车在村委会停了下来，因为前边不再有供四足动物通行的路。我们借了手电开始走上四公里长的蜿蜒小径。在小径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盆地，那里住着上百户大姓人家。太阳早就没有火了，我和小邹、队长、司机一起百无聊赖地走进密林。我们讲了大概有六个黄色笑话，其中有一个是说：有一个包工头嫖娼被抓，他老婆到公安局交罚款领人。还没领出门，她就揪着老公耳朵哭着说――家里又不是没有。
我们勉强笑了。讲笑话的司机没讲前就再三说，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我们当然是听过了。
村庄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有如桃花源出现在陶渊明眼前。我感觉到这件苦役的一半已经完成了。我们加快了速度，把那个赌博逃跑的人从他家里捞了出来，然后迅速戴手铐，押走。
我对我们的速度很满意。何苦要借手电呢？太阳有一半还在山边上呢。我们对这条路并不熟悉，它时常令我回转身去捡皮鞋。但我们是胜利者，联防队长的胡须因为说话翘了起来。他对待这个被抓住的年轻人，就像对待笼子里的兔子。他带着欣赏的喜悦，捏着兔子的胳膊，蛮结实，蛮结实。他又带着笼外人的得意，嘲弄这结实的胳膊死活抓不到清一色一条龙。最后队长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你家里怎么有个说普通话的女子？
那是我老婆。
怎么是你老婆，打结婚证了吗？
没有。是女朋友。
哪里的人？
四川的。
怎么认识的？
打工认识的。
队长因为问话放松了警惕，我们也放松了警惕，我们想到掉落到村庄的那位四川女子，就像七仙女掉到董永的那个村子。我们陷入到胜利的疲倦和胡思乱想，我们有的抬头看天，有的低头看路，有的哀叹，有的因为自己说话别人不理生闷气。
后来队长就像拉牛的人只拉着一条绳索，他提着手上空空如也的手铐大叫：别跑！别跑！
但那壮后生已经像兔子，在一处没有树林的山田里一蹿一蹿地越蹿越小。我擦了擦眼睛，伸出一只手指着天，大叫：不准动！再动我就开枪了！……我开了的啊！
但是那身影已经彻底消失了。小邹拍下我的手，说：枪呢？枪呢？
年纪轻轻的哪来的枪。我没好气。大家也没好气。大家在路边上坐着抽了几根烟。――这下是再也抓不到了。
兔子已经警惕了，他肯定不会住在自己家里，一定住在别人家里，住了几天就抄湖北的路再打工去。四百元的罚款就这样泡汤了。泡了也就罢了，回去还有个所长。所长？就跟他说，我们没抓着，他不在家。
但是你以为所长是傻子。第二天双港所有杀猪的卖菜的都会面带笑容地说：派出所又让人给跑了。
有一次派出所把人抓到二楼，后来却只剩下一幅铐子挂在窗杆上。我们像狗一样跑出门，跑到河边，跑进芦苇荡，跑入村寨。一无所获。但是当我们回来时，才发现那厮双手正扒着二楼的窗沿，一直在跟自己打气，跳下去，跳下去。最后当然是没跳下去。我们找到一把梯子把他顺了下来。我们把他一顿好打，打完了就发动吉普车连夜把他送到县城看守所了――在那里，武警拿着微冲，站在高高的谷堆上边。
说到哪里了？妈的，又是开会，又是被人问了一句“最近可好”，又是保安同学走来走去，害得我把烟头一脚踩死。
却说我们讨边无功，进退正两难间。却又是那联防队长大腿一拍，不知从哪里冒出一句非法同居的罪名来。我们当时都觉得这罪名实在不是罪名，但是那队长不愧是师爷出身，说――只是欺他不懂，来个引蛇出洞。
这个意思就是先假意逮他“老婆”，把他引出来，再把他二次抓捕。我和小邹两个穿制服的也信了，不信也没辙。死马就当活马医。我们已经用梯子丢过一回面子了。
我们已经被狗血淋头骂过一回了。我们还是不是人民警察了？
我们就这样鼓足干劲，重新返回那个村庄。太阳像那个扒住窗沿的小偷，扒住山顶。我们都看了一眼它，觉得这一趟脚步甚是沉重。
我们快刀斩乱麻，迅速进入敌人家中，把那四川女子提了出来。我们提了有十来步，就到了村里的大谷场。这谷场近乎中学的一个足球场，空空荡荡，摆了几个衣架。
我们放慢脚步，等待那后生出现。我们知道他就看着我们，他在做思想斗争。我们脑海里出现了抗日战争的片子，我们将看到英勇大无畏敢于承担责任的男人。
但是那女子突然一沉，就死过去了。我们以为她真有心脏病的时候，她的脚又在地上一顿狂抽。我先吓坏了，接着大家也吓坏了。我们脑袋一片空白。但是那队长久经考验，知道下数，起身一提，又把她提起来了，这女子张口就是一句川骂。
队长的手电筒正要砸下去时，我突然听到大海的声音。大海正一路怒奔，从云间急切掠过，看起来就要淹没山顶，将盆地变成海底。
队长、小邹和司机也听到了。我们不但听到了，还看到了。乌泱泱一片人群正趁着暮色杀奔过来。他们提扫帚，拿铁桶。提扫帚的，眉毛拧做一处；拿铁桶的，嘴唇咬成八爿。那扫帚拖地，有如金枪倒走催命来。那铁桶撑天，恰似银锤顺风敲瓜至。
男的女的，扫帚的铁桶的，就在我们身上一顿狂殴。打得司机叫爹喊娘，打得队长数声狂笑，打得小邹鸡飞狗跳。我顺势蹲下，倒还清静。我抬头望着这些交叉运行的武器和唾沫，陷入到了宁静。
死亡前的宁静。
我逃生的意识是在菜刀闪过后出现的。我后来写专栏起了个名字叫“菜刀帮”，是因为那把菜刀确切地在我眼前晃过，我从来没见过那么洁净的刀光。我以为天黑了，但是菜刀砍过来后，我看到天下一片白光。
有如闪电。
拿刀的正是那逃跑的后生，他嘴里喷了大约有二十个操字，然后专心致志地拿刀来剁我们的手臂。我们一个个中刀了，但是没有看到鲜血。后来我听到队长大喊――有种你别拿刀背砍！
我想这厮不想活了。但是他喊过后所有围殴我们的人都愣了一下。这一愣就给了我们机会。队长夺下菜刀就跑，一路跑到半山顶。后边跟着的是小邹和司机，他们的速度也不慢。只有我――我跟在最后。
我穿着要命的皮鞋，只能快步走。我仿佛听到后边的群众都在哈哈大笑，他们笑穿制服的小邹太狼狈了。他们不笑我，他们表扬我，表扬我关键时刻不丢人民警察的脸。我听到自己的心脏快跳到嗓子眼了，我知道这样迟早要被抓住――他们不可能不抓，我不可能不被抓。
两只手一扒我的背，我转过身来，恰好最后看了一眼太阳，它只有些触须还在山顶，它谢幕了。我转过身来看到一个汉子从村巷里钻出，手里提着一把枪担。
所谓枪担就是樵夫用来挑柴的工具，中间是木棍，两边是削尖的铁。如果乡下有野猪，多是用这个来刺。
我看着这把枪担，觉得它跟我没关系。那个我不认识的粗鲁汉子只是出来挑柴罢了。我平静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谈判，我将代表派出所，和他们就问题怎样处理，展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谈判。也许叫妥协好一点。
也许叫投降更好一点。
没有那么多也许了，天黑得差不多了，我的眼睛和耳朵灵敏起来。我听到联防队长在半山顶上大叫：叫你们逞，叫你们逞，你们的罪证在我手头了！
这边一片骚动，都在商量那个菜刀的问题。
我最后一次摇了摇头，然后看到那准备挑柴去的粗鲁汉子突然大叫了一声――我见到他双手抬起枪担，双脚量好地面，开始助跑，像是要来个撑杆跳――我见到他臂部的筋像钢丝嵌在黝黑的瓷器上，他的胸部一起一伏，像山丘被装在身上，腹部有梯田一样的肌块，正在互相挤压――我还见到他的老二，他的老二也像他一样绷紧了，那马口正如他的眼睛，正在深入到黑夜里，期待一个最后的答案。
我大脑一片空白，看到他朝着我冲过来。
我最后看到他时，他的嘴巴正朝着我吐口水。那口水半途被风拦下。我的脑海一片空白。
然后我感觉到自己像一袋吊在梁上的粮食，噗的一声，什么都掉了下来。我看到鲜血像礼花一样在身前燃放，看到那枪担冲过我后，越来越短，我看到壮汉的手和枪担一起钻入了我的体内。
然后他整个人穿过我的身体。
我看到我像一只爆裂的人皮，四散炸开。我看到所有人都哦地一声，惊恐地往后跳开。
我看到捡回一条命的自己，在这里，流下眼泪，再也不想写了。
小偷一个
这个小偷神不知鬼不觉，好几次不打招呼打个洞，就闯入到我的脑海里了。有一次是在横穿马路的过程中，有一次是在斜阳的冷风里，还有一次，就是现在。当我寂寞得不得了，寂寞得恨不能把自己甩到空中去撞死的时候，他就来了。
他每次都对着我谦卑地微笑。而我的任何一个动作都像是在牵动无数根线，让他像木偶一样全身震颤起来。我就是在寂寞的时候觉得人是可怜的，是筛糠的，是有泪出不来的。
我不是在写小说，我是在讲真事。如果不是真事，他就不会老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逼着我开讲。他像满后则溢的精子，他蠢蠢欲动，迫不及待，要一下跳到你的面门上。
我们看起来像是憋了很久。
我在洪一派出所的时候，喜欢穿着一条短裤去后山脚下的河里。我扒掉短裤，一丝不挂，会躺在水坝下一两个小时。我一般能看到太阳落山的过程，它开始的时候像是农妇一样，在愉悦地收被子，后来它就觉得天黑了，它感觉到无奈，就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然后走了进去，不再出来。我每天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就研究太阳会干什么，后来我知道它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后来我就把自己的头埋在有下冲力的水流里，让自己不想不听不说。就像我现在把自己的头埋在那小小的耳脉里，我觉得自己像是被没有呼吸的节奏感一直推着顺流而下，经过瀑布，经过又一条瀑布，一路被推到大海。
有一天我正在张望四周，准备脱掉裤子。这个时候我看到桥上有好几个人押着一个瘦子往派出所的方向走。这几个人我当然认得，他们是我的同事，他们去了长坑村。而这个瘦子就是要抓的小偷。同事小邹一看到我，就咧开他的厚唇，像领导一样喊道：小艾，捉回来了。快回来呀，这家伙有轻功的。
我草草洗了几下，便从后门钻回到派出所了。
我们下午就知道了他的罪名：偷吃红薯干和腊肉。
这个罪名本来不重，但是考虑到他吃的腊肉比黄鼠狼吃的还多，加上熏腊肉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所以我们权衡再三，还是去长坑村把他带了回来。
我们去之前也知道他的身份，他是个孤独的儿子。他有很多个母亲，很多个父亲，但是他没有一片瓦一块砖。他主要是吃大家活命的，有时候自己也亲自动动手，去地里扒个红薯。大家对他睁只眼闭只眼。但今日他饿极了，他吃过份了。
他叫练过的。他本姓黄，但是大家叫他练过的。
“练过的？”
这一声问得练过的抖了起来，本来他还是坐着的，突然站了起来。我们以为他哪根筋搭错了，准备要反抗了，但他很快就跪下去了。练过的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说：“练过的。”
本来这个故事会很简单，我们也不罚款，也不关押，管他吃一顿饭，教育教育警告警告，再把他放了，就完了。但是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寂寞，像是虫子抓住了我们。我闻了闻，有些寂寞还有深山老林的味道。我们觉得都像等了一千多年，自从我们在警校学习了拳击格斗后。
小邹先说：“练过，那你蹲马步看看！”
练过的拿左手拍了右腕，又拿右手拍了左腕，然后吸了一口气，迈开双腿，往后面半坐着。我们当时都笑了，我们都把鼻涕笑了出来，我们不停地擦鼻子。我们觉得好笑，是因为他的双腿强烈地打颤，两根柴火一样的腿像是两个支撑不住的高跷，静脉血管乱跳。小邹过去扶住他的肩膀，往下一压，像警校老师当年压他肩膀一样。我上去踢了练过的屁股一下，像警校老师当年踢我一屁股一样。
我和小邹异口同声地说：“记得，马步是这样蹲的。”
我们的话还没有落，练过的一下坐倒在地。我们笑得更厉害。练过的，估计练过人际关系，他很快又站了起来，两手平举，两腿打战，肩膀下压，屁股维持九十度，然后不停呼气。我招了招手，说，停。
他还在那里蹲着。我说了好几次停，他才明白过来，就站着了。我又问，“你会别的吗？”
练过的一本正经地回答：“会，会缩骨法。”
小邹听了这个，来了高潮。小邹就拉开两张办公桌，让练过的把手伸进去。练过的真的伸进去了，小邹把桌子两个方向一凑，就把练过的的手夹紧了。练过的呀呀叫了几下，小邹便说：“有种你自己拔出来。”
本来是斗气，谁知练过的真拔了出来，一边拔一边抖。这下我们奇了。但是几个唯物论者最终还是决定自己测试一下，结果小邹被夹时自己也拔出来了，我也拔出来了，小柯拔不出来，不过据他讲，他今天的手比较缺力。我们觉得再来一个测试，我们让练过的从一辆轻便自行车的中间穿过去，我们目测了下，那自行车的脚踏上方多了一个焊杠，留下来的空间不足以让练过的通过。
小邹像提鸡一样提着练过的，但是他就是通不过。练过的红着眼睛说，“你要让我运气啊，你不让我运半个小时的气，我怎么过得去……”
小邹眼一横，那练过的马上就趴倒了。大家也觉得游戏到此为止了，这不过是一个假练过的。我们款待小偷吃了一顿干米饭，我们把他提到二楼，铐在乒乓球室的铁栅栏上，然后锁上乒乓球室，就四散去玩了，打扑克的打扑克，下象棋的下象棋。
小邹在铐他的时候好像反应到什么，说了一句“哦，他练过的，会缩骨法”，便把铐子铐死了。我们听到练过的呀呀叫了几声，很痛苦呐。
我们的扑克象棋和往常一样有输有赢。我们一个个又去吃了饭，我们吃完熟人的饭便回到了派出所，我们回到了派出所，就要教育小偷，警告小偷，我们决定不搞节目加演了。但是先上到乒乓球室的小邹突然像是被打劫了的妇女一样，尖声大叫：“他跑了！他跑了！”
我怀疑全洪一四万群众都听到了这声惊呼。我们的面子就这样一下丢尽了。我们的红色从面颊扩展到下巴、脖子、胸膛、肚腹，一直扩展到脚趾――哪怕那里有脚气，它一样还是有自尊心的。
我们像猎狗一样，从乒乓球室一个个跑出来，然后四散奔走，往尽可能的逃跑路线追去。其中小孔跑了一半又跑了回来，拿了一个手电又跑出去了。我们跑了很久，我们查遍了芦苇根，我们问遍了路人，我们觉得每一寸地皮和每一个百姓都在作对，他们拒绝承认这里跑掉了一个人。
我们一个个拖着自己的脑袋往回走，我们被失败的情绪感染了，我们抽打着自己的脸，在问彼此身上带了后悔药没有。小邹和我只说了一句话：“他还真是练过的。”我也只对小邹说了一句话：“他真的会缩骨法。”
我们走到派出所的时候都笑了，因为我们发现练过的正趴在二楼和一楼之间的墙体上。小邹大喝一声：“下来！”
练过的说：“不敢下。”
“为什么不敢下？”
“我还没证明完。”
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他倒是要证明什么呢？过了一会儿，练过的跳了下来，拍拍手就说：“我要证明自己有壁虎的能力，我在上边贴着墙贴了五分钟。”
我们看了一下，确实。
我们四个人一人分管练过的一只四肢，把他抬进了派出所。我们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我们给他上了一杯茶，问道：“你为什么要溜？”
练过的依旧颤抖地回答：“我要证明给你们看，我有缩骨法的。”
后来这个练过的小偷一直钻到我脑袋里就是因为这句话。这个分不清男人和女人，但分得清长官和百姓的白痴，这个睡过山睡过河睡过田睡过猪棚的白痴，这个除了游荡无事可干的白痴，这个白痴，他尊重他每一个需要证明是他自己的机会――否则他就寂寞死了，他就恨不能把自己丢到空中去撞，去甩，去抽。
但是我现在只想孤独地随水流淌走，淌到哪里算哪里。
（这篇有谎言，小偷其实是被我们用梯子顺下来的）
巨牛逼的吉普车
1997年8月31日，一天内，我经历了天蓬元帅经历的一生。我在省城被告诉没有留住，两小时后我在地委教育局拿着盖好章的派遣证，回到县城。在教育局和公安局转了两趟后，公安局政工科周科长一边讲年轻人和边远地区的必然关系，一边随便把我们四个毕业生的名字划向四个派出所。我在得知自己被分到洪一派出所后，心情和那头天神投胎的猪一样，有一种被贬逐到底的灰暗。
太阳照在庞大的省城时心有余而力不足，照在地级市时堪堪将就，照在县城就绰绰有余，而要是它再照到洪一乡，显然是巨大的浪费。我对这个自己不熟悉的小地方充满敌意，我于次日怀着失恋的心情来到公安局，等待着洪一派出所把我接走。
在公安局大院，一辆仪征吉普车夹在众多富奇吉普车里，鼻孔喷着新漆的味道，像是狼群里梳好毛的一头狮子，特立独行，不怒自威。我走到它身边的时候，发现了脸上有胎记的司机，他正拿着以前擦汗的毛巾擦着前盖，擦一会儿，他就凑上眼睛和鼻子细细察看一下。在他觉得擦得够干净的时候，就用手拍拍它，好像是母猴在奖励一个亲人。那司机看到我看他，用一句我听不懂的话问我。
我摇了摇头。他改口用我们的话问，我才知道他就是洪一派出所的司机。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强力反弹。我从气派的吉普车上看到了气派的派出所，从气派的派出所上看到了气派的洪一乡。一切没有那么糟糕。
吉普车的轮胎在路上滚出悦耳的声音，像是一只船在水流里恣意流淌。根部喷了石灰的杨树像是穿白色裙裾的舞女，她们和衣着朴素的路人一起站在远处目送着这片下凡的白云。
这有点类似美国乡村公路的场景只持续了不到半小时，车子突然原地跳了一下，我们上了一段土路。我看到尘土像雪一样扑向车窗，我看到司机曾喜路的脸色迅速沉了下来，他低口骂了一句操它娘，拿手猛拍喇叭，然后又摁响警报器――那前边的车感觉到屁股后边莫大的危险，自觉靠到一边。我们的吉普车则像到了高潮的精子，迫不及待从旁边蹿了过去。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声重癌症病人的叫喊。这是吉普车发出来的。接下来它又没完没了地呜咽起来。曾喜路把车停在一边，狠狠踢了它几脚，然后掀开前盖，着手去拨弄了十几分钟。等到他盖上前盖，回来发动时，吉普车像是永久闭上了眼睛，没有任何动弹。曾喜路不断踩油门，像是医生在不断电击死人的心脏。我下了车，看到了一辆再丑不过的车。
后来，有如马拖着马的尸体，一辆别的车拖着我们的吉普车，把我们拖到花园乡一家汽配店。几个长得像盗墓者的修理工窃笑着上来一阵敲打，然后吉普车从深深的梦境里将就醒了过来。中午的太阳照在气急败坏的它身上，和气急败坏的我们身上――我们开始朝着我们县最高的山行进。
这座山垂直挺在我们面前，一条道路像是铁丝一样紧紧捆在它身上。我们将爬到这铁丝的顶端，然后在山的另一头再慢慢溜下去。一着不慎，很可能连人带车掉落到太空。我觉得不安全，但我想不出下车的理由。忍了很久，我还是问了曾喜路，以前是不是有车子从这里滚下去。
此前对我还算客气的曾喜路回了一句：莫讲！
这位司机年龄看起来比我要大两岁，他吸了一口气，发动车冲了上去。我知道，一场战斗打响了。吉普车在开始的时候还是个轻快的骑兵，上到三分之一处时，就用自己的四肢狠狠抓住路面，抓一次，迈一步。我从车窗看到了山一路向下的线条，等到车爬到三分之二处时，我看到了弱小的村庄，它谨慎地望着，害怕你滚下去砸了它的身子。
路边长满了草，后边埋伏着狮子、大象，或者鲸鱼，它们随时准备冲出来，将我们挤下山路。曾喜路的眼睛盯着急转弯的地方，嘴唇上冒出一层汗。每当转过一个弯，我就能听到他呼一口气。我点着烟，逐渐适应这个时紧时松的节奏。我快看到山顶了，树和竹子被风吹动了，清脆的鸟声自深处传来。
吉普车只要爬上最后一个陡坡，便意味着脱离危险。但是它关键时刻拉稀，油开始猛漏，往前奔不动，刹车还刹不住。曾喜路焦急喊了一句，我没懂。他马上改口换我们的话，我马上就拉开车门，跳下去了。我等着他也跳，但是他不跳，他在车里鬼哭狼嚎一样大喊，快找石头，顶着后轮！
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整个人不受控制去寻找石头。我的眼里看到了不少石头，有的石头很大，看来还被人用斧头劈过，但它们嵌在路坝里。有的石头很小，长得和土块一样，一捏就碎。我找不到那适合的石头。我像熊一样，焦急地在路上走来走去。
后来曾喜路自己也跳了下来，我看到他在太阳下像是一个会闪形的鬼，他顶住车屁股，怨恨地对我招呼。我赶快过去顶住另一边车屁股。这辆在公安局大院里架子十足的吉普车此刻更逞能，它对着我们猛坐。我后来相信，吉普车的手刹肯定也出了问题。陡路最终体现了它的物理优势，我和曾喜路汗湿了背，节节败腿。而此时的山，已经屏住了呼吸，鸟和树都呆呆地看着我们。它们看着我们怎么开着车上山，又看着我们怎样被车逼下山。
但就是逼下山都不可能了，因为曾喜路已经脱离方向盘。我们苦苦支撑着，等待着救兵，一度我们听到了山下有汽车的声音，但是很遗憾，那声音在山脚下自消自灭了。曾喜路的眼睛红得跟狗一样，拿着鼻孔说话：完啦，完啦。
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完啦。我以为是车完啦。等到我们即将退无可退的时候，曾喜路说，我叫一二三，咱们就放手。我能够想象到放手后的景象，车子将像跳水运动员一样，掉进太空，成为星星里的一颗。曾喜路大概是哭了，我感觉到他就要丧失判断力了。
我看到曾喜路的胸脯开始抽动，我感觉到自己的危险。我们放手后怎么跳，跳到哪里去――我们难道要先车子之先，跳到山崖之下。这有个时机问题，我焦急地和曾喜路商量，趁此时赶紧跳，否则死路一条。再拦也没有用了――是啊。曾喜路大喊，一二三！
我们在车离路边山崖还有一两米远时，急速跑到路靠山的一边。我们看到骄傲的吉普车加速度倒走，曾喜路虚脱在地，而我目瞪口呆地看到车竟然被卡住了。
酿成奇迹的是一个石块做成的路标，还有一堆水泥板。我们过来的时候大约没有发现它们，但它们分别伸出手，拉住了自杀者的双腿。那辆吉普车险些把这两个救命恩人踢翻，但还好，它们有着与生俱来的牺牲精神。车子在臀部受阻后，妄图掉头换个姿势冲下山崖，但它最后只做到歪斜在路上。
路标上写着黑字：七公里。
我们的救命恩人越来越多，他们非常愿意帮助派出所的同志脱离险境。我们的车该补的零件，需要维修的人手，都被落实到位了。
大约在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终于把车开到了洪一乡。我陷入在一身冷汗里，无暇对这个村一样的乡表达嫌弃和厌恶。
我看到一条折着的街，总共不到五十米长，两边黑灯瞎火。我坐在车里，感觉到这里不会有一滴柏油。在经过一个台球桌后，车子停了下来。两层楼的洪一派出所出现在我面前，借着夜幕的掩护，勉强有一点威严的色彩。但当我走进去看到它的大厅竟然布满栅栏，我就知道这房子肯定是从信用社或储蓄所打劫过来的。
派出所一个人没有，我用曾喜路给我的钥匙打开了分给我的房间。我拒绝去吃饭，拒绝去喝酒，我悄无声息地睡去，就像我悄无声息地来到这里。
在将睡之际，我听到外边有县城话，那话大约是在说，把车借给书记吧，给撑个面子嘛。后来车子发动走了。
失窃的警察
我只有一次失窃经历，时间是1999年夏天，共计损失是两百元人民币。
那时候我在县公安局做秘书的工资是八百元。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大的经济事件，当然它同时也是一起很大的面子事件。我失窃的事情要是被传出去，容易被不是警察的同志笑话。
失窃时我正在一个疗养所参加地区公安局的宣传干事培训。我认为失窃和我好色有一定关系，我认定美女是会分散注意力的。我一到培训班，就认出了一个警校的师姐，她叫于娟。我在警校时每天都要杀时间，只有到了下午下课时才会觉得有点宽慰的感觉。于娟一般都会提前十五分钟下课，有时最后一节课也不上，她一等下课铃响了，就开始把她的声音从学校广播里送出来。我觉得这个声音实在是好听，我有时候饭也不去打，就躺在草地上，等她一直说到收工。我后来透过寝室的栅栏看到她打洗头水去了，我开始不知道是她，但是看到有几条汉子高叫着于娟奔出来，我也就明白了不少。他们一起抓着栅栏学习于娟的广播腔，激动得好像是在手淫。
我在培训班上自作多情，就为这于娟多望了我几眼，便产生了邪念。我去疗养所门口买了一个不错的本子，这个本子费资二十元。我决定把这个本子送给她。侬要说我了，怎么送本子呢？只因这疗养院在庐山脚下，荒郊里头，百姓都迁光了，除了方便面可卖，卖什么都要亏本。听说这本子也是因为有了培训班才临时进的货。我觉得送于娟一个本子总比不送好。
我在买本子时，就像到药店买避孕套一样，像是犯了错误，脸色红润。我的心理素质一直不好，一贯担心自己的想法外露了。我像一个别人一样，看着自己，觉得自己败露了。
我还是把本子买回来了，但塞到了住房的枕头底下。我没送出去，我不是很敢送。我那两日照镜子也比较的多，我把头发从左梳到右，又从右梳到左，总是不太如意。我在照的途中还龇了一下牙齿，我觉得我的牙齿齐整，只是有些黄。那时候和我一起住的是辛常庆，他是交警大队的秘书，他老婆是人事局的，他老婆的父亲是人事局的局长。
辛常庆因为常和我联合署名写文章，所以关系比较铁。我很担心他看穿我的心思。他的嘴德好不好，我不知道。
那时候交警大队领的钱比公安局的要多，我很羡慕他每月有一千好几百的收入。他抽烟抽的是好烟，我抽十块一包的，会很容易导致财政赤字。所以两人在房内聊天时，我总是留个心眼，假装自己烟抽完了，拿他的烟抽。他的烟确实是好抽，我抽他的烟时觉得自己更想念于娟了一点；我抽自己的烟时，总觉得生活中有一股厕气。
辛常庆每天晚上都要出去打麻将。这麻将桌上坐着的是地区公安局办简报的，他们把握着一定的权力。所以辛常庆也算是为我县公关。辛常庆一般清晨回到房间，然后到培训课上呼呼大睡。我呢，我也睡得不好，我想念于娟。
培训快要结束的一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首先是于娟接收了我的本子，还让我请她吃了一顿饭；其次是我在疗养所小吃部请于娟吃饭的中途去上了一次厕所；再次就是我回来，我结账时，发现于娟不在了，我取出桌上的公文包，再从中取出钱包，发现里边只有一百元了。原本是有三百元的。
所幸那顿饭只值八十元，否则我还真要当掉裤子。我付完钱时，于娟回来了，她说她也上厕所去了。
我不敢相信这是于娟偷的。因为这钱包我除开在小卖部买了一个本子外从未动过。所以我想即使于娟要动手，之前也一定有人动手了。我不能确定失窃的时间。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在小卖部时心情紧张，错把两张一百当两张十块送出去了。另一种是于娟去上厕所时，那小吃部的人偷了。我比较相信后一种，因为我相信我的眼力不会差到连一百十块都分不清的地步。
我觉得，小吃部的人没有把所有钱都偷完，恰恰说明了他的狡猾。他要是偷完了，我必然要狗急跳墙，就很快把怀疑放在他身上，他就很可能被揪出来。实际上，我在回到房间里后，就很后悔，我觉得自己太要面子，不好意思说自己失窃。我要是大叫我的钱包被偷了，估计当场就有人吓出尿来。但我没有做这果断的事情。我后悔啊，后悔自己被于娟分散了注意力，大意到上厕所不带公文包的地步。下次我要是连头都不带去，人家不是把我的头也弄去做猪头肉了。我觉得自己真的是笨。
我后来又去了小吃部，发现那个收我钱的人真的不见了。我当时苦于没证据，就问那里边的人，他去哪里了。他们都说，他采菜去了。我也没得办法。
辛常庆给我的是另一个结论，他认为那于娟恰恰是作案者。我觉得不可理解，她怎么可能？她当时也不在现场。辛常庆说，是你先去厕所还是她先去的？我说，是我。辛常庆就说，这就明白了。她有作案时间。
我还是觉得不可理解，我说她是地区公安局政治处的，她工资每月都有两千多，她家庭条件那么好，而且她长得那么漂亮。
辛常庆桌子一拍：咄！这跟她做小偷有什么关系？！小偷的逻辑关系就是偷，跟经济实力没关系的。
我说，穷才偷嘛。
辛又反驳道：穷是偷，富就不见得不偷。我跟你说呀，有些人是越富越偷，也有些人是越漂亮越偷。我们局里上次抓的那个人，家里不是也很好嘛，长的不也很漂亮嘛。你猜人家怎么交代的，人家说，刺激。
这么说，我有些懂了。
但我还是不敢怀疑于娟，不过细想当日吃饭细节，又不敢不怀疑于娟。也是奇怪，自那天后，于娟也不望我了，也不找我了，我们俩跟不认识一样。这让我大为懊恼，有赔了夫人又折人民币的感觉。
而直到走时，那个小吃部的收银员也没出现。
我就这样遗憾地回到了公安局，并用了足足两年来抹平我的失财之恨。两年后，我都不知道我丢了两百块钱了。直到有一天我随局长去局纪委开了一个会，我负责记录。我记录呀记录啊，才知道辛常庆被劝退了。为什么劝退，因为他在偷交警大队同事的钱包时被逮住了。
后来我听说交警大队炸了窝，因为每个人都在说“怪不得”，连交警大队长也说。大队长说，怪不得我前些日子总觉得自己少了五百块钱。
交警大队的同志大会小会一起开，得出作案的三个特点：1.不会把你的钱一次性偷光，总会留你一百两百；2.你不在办公室时，他也不在。但是你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很可能就碰见他正从里边出来；3.大家开会都睡觉的时候，他要换好几个座位。
我那天知道，我的钱也是被他偷的。我也跟交警的同志说了我的遭遇。他们说我丢的那叫小意思。不过我觉得愤怒不能和经济实力挂钩，愤怒就是愤怒。我看到辛常庆来我们办公室办离职，我扯大喉咙要骂。
谁知辛常庆先开口骂了：我操死这个局里的每一个人。
二七一十四
昨夜朋友在网上看到一条二十字的新闻，云九江发生一起命案，死了七人，地点就在瑞昌。瑞昌就是我的家乡，一个有几十万人的地方。我当下判断，这是个过时的新闻。我出门有三年了，三年前我做的是一个组织部长的秘书，再往前推一年，我做的便是警察。
我还在瑞昌市公安局的时候，每天上班的路线是走赤乌中路。绝大多数人走的都是这条路线，因为这条路像是一根脊椎，挺起了所谓的县城。有一天，火车上掉下了一个外地人，他后来在超市买了一把水果刀，当场刺死了收银员，随后便走到赤乌中路，见人便捅，一捅便是内脏。后来清账，共有七条人命。
这样的事故也许只有在歼灭土匪时才会发生，当年我们那里的治安见差。已经变得草木皆兵的家乡，通过此事迅速明白了存在的意义：倘若那外地人掉的不是瑞昌，掉的是阳新，或者是永修呢？倘若那躺在太平间的厨师他那天要是不多洗一只碗，他不拖那么一分钟呢？倘若那家超市索性就按照习惯盘点，而不是为了赚那稀少的几张人民币呢？倘若倘若，倘若到最后总是眼睛无神，嘴巴麻木地“啧啧”几声。
到了昨夜下班，出门喝酒，突然有点想起家人，便打了弟弟的电话。却知道，就在最近，真的是又死了七条人命。弟弟说，那七个人没有一个是本地人，四个是福建人，三个是广西人，或者五个是福建人，两个是广西人。那福建人为首的便是一家轧钢厂的老板。我一听，果不然，无论死谁，在小城都会是认识的。
我说这人姓李吧，叫李伟什么的吧。弟弟说是。
我和这个李老板曾经吃过一次饭。当时我在县城的派出所实习，有一天跟着人就去这个轧钢厂检查安全生产什么的。检查完了，便是吃饭。李老板头发在两侧辛苦地生长着，中间一马平川，符合所有关于富人的想象。但这李老板请的饭比较省，餐馆也有苍蝇伴奏。当时李老板有种君临天下的气概，拿着福建腔就说自己和你们的书记和市长很熟。
后来我有一个校友，是女师姐，来自城郊。她有一种带着温柔老实的世故。后来我看到她给李老板提包了。提包这个词意义丰富，一时不好解释，你慢慢体会吧。当时这个轧钢厂就在城郊，很破旧的一个工地上，这位师姐天天跟着李老板坐着一辆丰田， 是带斗的那种。李老板那车不单要载人，有时候还要载些钢条。李老板做人绝不拉稀摆带，大六月天也会打领带。
据弟弟讲，李老板是这样死的：李老板和一帮福建人，与一帮广西人，不知道怎么就结下了梁子，有可能是赌博，也有可能是抠门，反正广西人找到了五瓶剧毒的气体。这气体有多毒，那帮广西人也没搞清楚。反正广西人拿起这摩丝一样的罐罐就喷了，李老板和他的同伙就像骨头被抽走了一样，倒在地上。这边几个施肥的广西人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也往地皮上倒了。
这件事情看起来跟我们瑞昌人没有关系，不再像以前一样，刀口是冲着七个本地人的，这次两边死的都是外地人。大家谈论这事情时很轻松，不觉紧张。甚至有点慢条斯理。
不过弟弟加重了语气说：那五罐剧毒气体，只用了四罐，其他一罐目前不知去向。省公安厅已经下文，要求市民凡发现罐罐，不要轻易开启，不要靠近，马上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