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司文郎》是清代短篇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中的名篇，蒲松龄以调笑的方式讽刺了考官目盲心瞎，不能正确判断考生文章优劣的问题。人们在谈论这篇小说时，也多关注于此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其内涵值得更进一步地挖掘，尤其是其中有关人生态度和人格理想等方面的论述，非常深刻，而且这些观点即使从今天来看，也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司文郎》 蒲松龄 人格理想
《司文郎》是《聊斋志异》中描写科举考试的名篇。关于《司文郎》的创作时间，袁世硕先生认为应作于康熙二十七年前后①，此时蒲松龄四十八岁。五十而知天命，这时的蒲松龄应该对人生和社会的本质有了很深的认识。创作于这一时期并与作者前半生经历颇为相似的小说《司文郎》实际上就是此时蒲松龄抒发真实思想、一吐胸中块垒的工具，是他“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聊斋志异?聊斋自志》）的深刻体现。
《司文郎》塑造了四个形象：司文郎即登州宋生、瞽僧、平阳王平子、余杭生。登州宋生和瞽僧是阴间的鬼魂，王平子和余杭生是人间应试的书生。蒲松龄借两个鬼魂游走人间，让他们对当时读书人孜孜追求的科举考试予以评判，并通过王平子和余杭生不同的处世方式和人生际遇，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感慨。
一、才华的优劣与命运的穷通是不对等的
王平子科考后，在宋生的推荐下把闱墨拿给了“最能知文”的瞽僧评论；余杭生见此，也烧掉了自己的作品让瞽僧一嗅。瞽僧闻后嘲笑余杭生的文章令人作呕，预言王生的科场闱墨能够得中，但结果却是王生下第，余杭生中举。瞽僧得知后叹曰：“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面对余杭生的质问，僧曰：“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
蒲松龄在这里主要谈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批评考官昏庸无才，不能分辨文章优劣，甚至选劣黜优，这是蒲松龄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得出来的结论；另一方面是谈人的命运问题，在蒲松龄看来人的命运的穷通与才华的高低往往不成正比。这一论断也是蒲松龄结合自己的人生遭遇总结出来的，而这一观点极具普遍性，可以说是那些怀才不遇文人的共同感受。
在封建时代，地位出身、人脉人情等因素往往比个人才华更易博得上位，所以很多真正有才华而短于以上者往往是命运多舛、一遇难求或即使偶有幸遇也是昙花一现，穷困终生。“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语更工”，那些命运坎坷、怀才不遇者更有通过文学作品展现个人才华、抒发个人不平的冲动和能力。贾谊《吊屈原赋》中的“鸾凤伏 兮，鸱枭翱翔。 茸尊显兮，谗谀得志”的悲愤；鲍照“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拟行路难》）的愤慨；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的激越，都属此类。而这种感情，在陈子昂的笔下更具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将天地无穷而人生有限以致功业无成的悲凉尽情抒发出来，让无数的读书人为之扼腕长叹。较之这些前代英贤的激愤，蒲松龄的人生感慨更加深挚，他的人生从没有真正得意过，连贾谊、李白等人短暂的荣光都没有，一辈子过着清冷孤寂的书馆生活。因此，在仕进道路越来越窄，窄得只有八股取士的清代，蒲松龄的文与命不相等的直言告白更透露出一种无奈和悲哀。
二、以“弘毅”的精神砥砺自我
虽然读书人的生活是如此艰辛，读书人的前途是如此渺茫，但是蒲松龄始终保持着生活的热情，他没有沉沦，而是利用一切有利或者可利用的条件读书、写文、劝世。正是由于这样，胸怀远大志向但终生沦落的蒲松龄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或者始终抑郁不平，而是顽强地奋斗着，并且在清冷而又贫寒的生活中走过了七十六年的人生旅程。相对于诸如受到政治打击而早死的文学家贾谊、柳宗元等人来说，蒲松龄的生命力是强大的。而蒲松龄为什么能在艰辛的生活中始终坚持不懈？我们可以从司文郎对王平子的劝告中来感受他的生命之火。
面对着王平子的失望和无奈，宋曰：“凡吾辈读书人，不当尤人，但当克己；不尤人则德益弘，能克己则学益进。当前 落，固是数之不偶；平心而论，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砺，天下自有不盲之人。”司文郎的话可以说是饱经沧桑的蒲松龄最深沉的人生感触。他一方面指出读书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这是决定着一个人一生的大问题，那就是不要指责别人，而应当严格要求自己。只有不埋怨别人才能够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使自己的道德境界更进一步，而严格要求自己、永远保持不满足的心态，自己的学问才能更进一步。这是一种多么开阔的心胸，又是一种多么真诚的生活态度，这言真意切的话语比《中庸》里备受后人推崇的“慎独”观点更具有生活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其实这一观点就是拿到今天，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它能够让人以奋发的精神更严格地要求自己。
《论语》中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要求读书人要心胸开阔、志向远大、意志坚定，只有这样才能担负起对家庭、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使命，才能走得更远，才能有所作为。宋生对王平子的鼓励正是这种精神实质的另一种表述。而蒲松龄在清贫中七十六年的坚守与创作也是这种“弘毅”精神的体现。可见，蒲松龄是深受儒家传统精神所影响的一个正直文人，他既激励自己要有“弘毅”的心胸，也希望能用这种思想来激励其他的读书人。
虽然 “天下自有不盲之人”一语似乎又显示了蒲松龄渴望科举成功的心理，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正是蒲松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表露，如果没有这种希望，他可能很早就沉沦或者死去了。正是有了希望，才支撑着他走到了古稀之年。在蒲松龄的时代，读书人没有其他实现人生价值或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只有通过科举考试。而且相对于清代那些醉心于科举的读书人来说，蒲松龄并不是极端的个例。在清代有些人在八九十岁时仍在科考，“有童年应试，偃蹇不第，而至百岁之老人，尚有勇往入场者……广东顺德人黄章，年仅四旬方入学为生员，六旬外补廪生，八十三选岁贡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顺天乡试，时黄章已百岁，尚由广东不远数千里而入京应北闱试。”②而且很多科考之人都精神空虚，胸无实学。清初文学家魏禧对八股取士下的文人有这样的评价：“天下奇才异能，非八股不得进，自童年至老死惟此之务，于是有身登甲第，年期耄不识古今传国之世次，不知当世州郡之名、兵马财赋之数者。”③与此类人相比，蒲松龄不仅在五十岁左右就不再参加科考，而且知识渊博、著述丰厚。
当再仔细思考司文郎的“当前 落，固是数之不偶；平心而论，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砺，天下自有不盲之人”的话后，我们会发现蒲松龄得以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这句话所蕴含的精神中――那就是永不满足自己的学问。实际上这句话也反映出蒲松龄所追求的与当时科考所要求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蒲松龄要求的是文学造诣的提高，而当时的科考却是以在“四书”“五经”中出题、八股作文法等方式严格限制读书人的思想和文采，科举是一种考试的机器。如果从这方面看的话，蒲松龄所提出的“不盲之人”，并不一定指考官，他可能指的是能赏识他的世人或朋友。假如这样理解的话，终生孜孜以求、勤奋著书的蒲松龄确实达到了他的目标，因为他著述丰厚，成就斐然，在当时就被文人推崇。尤其是《聊斋志异》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艺术造诣都达到了古典文言小说的最高峰。
而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的砥砺之心，即使在今天，也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如果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对生活充满信心，不怨天尤人，对自己严格要求，那么他的生活一定会充满激情，越过越充实，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因一时困惑而走向死胡同的人或事了。因此，从文学和社会的整体运行来看，这种砥砺之心也正是中国古代文学在继承中向前发展的动力和基石，在今天也是社会达到和谐并继续前进的基础。
三、坚守清贫，崇尚侠义的人格理想
明清时期，希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读书人大都清贫，蒲松龄就是如此。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在别人家坐馆，过着“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聊斋自志》）的清苦生活，甚至“六十余岁，犹往返百余里，时则冲风冒雨于奂山道中”④。可以说蒲松龄就是那些贫寒读书人的代表。因此在他的笔下，书生往往是像“张生字介受，家屡贫，无恒产，税居王第。性纯孝，制行不苟，又笃于学”（《聊斋志异?青梅》），或“彭城郎玉柱，其先世官至太守，居官廉，得俸不治生产，积书盈屋。至玉柱，尤痴：家苦贫，无物不鬻，惟父藏书，一卷不忍置”（《聊斋志异?书痴》）之类。这些贫寒的读书人不但面临着科考的精神压力，而且要解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那么他们应该对钱财持什么态度呢？宋生和王平子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做是蒲松龄对寒士的希望。“宋曰：‘都中薪桂米珠，勿忧资斧。舍后有窖镪，可以发用。’即示之处。王谢曰：‘昔窦、范贫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给，敢自污乎？’……见有金爵，类多镌款，审视皆大父字讳。盖王祖曾为南部郎，入都寓此，暴病而卒，金其所遗也。王乃喜，称得金八百余两。明日告宋，且示之爵，欲与瓜分，固辞乃已。以百金往赠瞽僧，僧已去。”
王平子面对宋生所说的意外之财毫不动心，而是以前贤窦以和范仲淹为榜样，强调书生应该保持高尚的道德节操，不能“自污”。王平子的言行正是蒲松龄为科举制度下的文人提出的一种理想人格，他希望读书人不要被一些世俗常情所牵累，而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高洁的品格。这是传统儒家所提倡的讲究“文行出处”的一种表现。实际上，明清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很多都成了八股文的奴隶，根本不讲人品人格。明清科举之人的丑恶面目在晚蒲松龄半个多世纪的吴敬梓笔下有逼真的描绘，《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就通过王冕之口表达了作者对八股取士的态度：“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因此塑造了大量的为了前途或自我而人品低下、道貌岸然的读书人。一生阅历丰富又品格高尚的蒲松龄应该对此类现象深有感触，于是用王平子这个例子告诫读书人：不管生活多么艰辛，一定要保持高尚的品德和清贵的节操。
当后来确定窖银为祖上所留时，王平子又马上想到赠给自己的朋友和贫寒者，显示了他的侠义心肠，这也是蒲松龄非常看重和赞赏的地方。在封建时代，读书人尤其是出身贫寒的书生是一个非常特别又处境尴尬的群体。如果科考成功，他可以飞黄腾达，受人推崇或敬仰；但如果不能得志，则被人轻视，甚至诬蔑，谚语所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等话都是这种社会认知的体现。蒲松龄就是终生都没有成功的清贫之士，在坚守科考的同时以坐馆度日，“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聊斋自志》），生活极其平淡，甚至在某个时候比较窘迫。我们可以想见，三年一次的科考对蒲松龄来说是多么大的考验，可能每次都是怀抱希望而去，结果失望而归。不但自己要承受失败的沉重打击，而且还要面对亲人和朋友那殷切期望的目光，甚至要承受一些宵小之徒或狂妄之人的得意或嘲笑的面孔。因此感于自己的人生际遇，他希望有能力的读书人能帮助自己的同好或贫寒者，让他们少受生活之苦。
蒲松龄非常崇尚具有古道热肠的侠义之人，在《聊斋志异》中他塑造了很多主动帮助他人的侠士，如《连城》篇中的乔生，“为人有肝胆。与顾生善，顾卒，时恤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终于任，家口淹滞不能归，生破产扶柩，往返二千余里。以故士林益重之”；《红玉》篇中的狐女红玉在冯生贫乏不能自给之时说：“但请下帷读，勿问盈歉，或当不殍饿死。”并且“出金治织具，租田数十亩，雇佣耕作。荷 诛茅，牵萝补屋”；《青梅》中的狐婢青梅主动嫁给贫寒的张生，而且“操作更勤，餍糠秕不为苦”。乔生、红玉、青梅、王平子等的助人行为是处在最底层文人的最真切理想，蒲松龄对他们以最尊敬的心情予以褒扬，把乔生评为“锦绣才人”，赞红玉为“侠”，称青梅“独是青夫人能识英雄于尘埃”。
虽然蒲松龄终生不忘科考，但他并不是只知埋头苦读而不问世间疾苦的书呆子，而是一个具有侠肝义胆的正直文人，其子蒲箬在《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中说：“唯是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贵显。即平素交情始饴，而苟其情乖骨肉，势逼里党，辄面折而廷争之，甚至累幅直陈，不复恤受者之难堪，而我父意气洒如……凡族中桑枣鹅鸭之事，皆愿得一言以判曲直，而我父亦力为剖决，晓以大义，俾各帖然钦服而去。”⑤
可见在《聊斋志异》中诸如王平子、乔大年等书生乐于助人的侠行或义举，既是蒲松龄自己人生经历的写照，也是在基于个人感情需求基础上为文人提出的一种理想的处世方式。
《司文郎》这篇不足三千字的短篇小说是蒲松龄晚年对人生有了深切感悟后的表白，他以巧妙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司文郎对王平子的热切鼓励表明他的人生态度，以此来勉励读书人一定要振作起来，精进自己的学问。通过王平子以先贤为榜样，不取外来之财的高尚行为和主动帮助贫寒之人的侠义心肠展示了他的理想人格。可以说，司文郎和王平子都是蒲松龄的化身，他将自己的人生感触和人格理想寄托在阴、阳两世的读书人身上。
① “康熙二十七年，蒲松龄看到那年的进士题名录，有感云：‘从来吴越产奇男，取得宫花更似探。一百余名金榜客，牙篦点去半江南。’（《读题名录》其一）这表明他对进士及第者多吴越人，颇不以为然……其（《司文郎》）作期也就当在这年前后。”见袁世硕、徐仲伟《蒲松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②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页。
③ 魏禧：《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3页。
④⑤ 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作 者：赵爱华，文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