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爱情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至元散曲亦不例外。从诗三百、乐府、唐诗、宋词中我们也能看到数不尽的歌咏爱情的作品，但元散曲关于爱情的描写却有了突破，它以独有的形式、新的内容给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元散曲的发展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
关键词：元散曲 爱情 成因
一
在爱情题材上，元散曲所呈现的与以往有很明显的区别，不再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不再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般默默低语。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内容上，元散曲都超过之前的唐诗、宋词。数量上，粗检隋树森编《全元散曲》，约有千多首、套，约占《全元散曲》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的1?4强，超过唐诗、宋词中同类题材所占的比例和数量。[1]而在内容上，元散曲也不同于之前的唐诗宋词的委婉、蕴藉，形成它自有的鲜明特色。
（一）纯洁的男女相思爱情曲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它经历的过程，散曲中的爱情题材亦是。尽管散曲有其独特的特色，但是文学的发张是有继承性的，散曲中继承性的内容便是纯洁的男女相思题材。从马致远的[双调?寿阳曲]《洞庭秋月》二十四首中的首篇：“人初静，月正明，纱窗外玉梅斜映。梅花笑人休弄影，月沉时一般孤另。”他用清新的笔调，用梅与人对比，愈发显得离人的孤寂。再有“云笼月，风弄铁，两般儿助人凄切。剔银灯欲将心事写，长吁气一声欲灭。”将这种相思之情写的活灵活现，他的爱情曲写的“俗不失之粗，雅不失其趣”。再如贯云石[南吕?金字经]：“泪溅描金袖，不知心为谁？芳草萋萋人未归。期，一春鱼雁稀。人憔悴，愁堆八字眉。”贯氏写的缠绵隽永，凄婉反复，与宋词的婉约极尽相似。这些描写男女刻骨相思的题材与唐诗、宋词之类的风格相近，缠绵、婉转。乔吉的[双调?折桂令]《秋思》中“雁未来时，流水无情，莫写新诗”与“雁字回时，月满西楼”遥相呼应；任昱[金字经]《书所见》中“天涯近，思君不见君”与李之仪“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爱情曲
诗和词是具有高雅的地位的，但曲则不然。就算是在描写生活，诗词也是含有“意”在其中的，而相比之下，曲则“俗”多了，曲是“俗”，不能与雅相提并论，这就使得曲的题材更为通俗，与生活更接近。元曲因为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它在内容上突破了以往的形式，形成了它自身的特点。在徐再思的[双调?清江引]《相思》“相思有如少债的，每日相催逼。常挑着一担愁，准不了三分利。这本钱见他时才算得”中，他刻画的很是形象，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在徐氏的[双调?沉醉东风]《春情》中着力刻画出一个女子看见久别的情人，立马“高唱当时水调歌”，希望他“要识得声音是我”，写的十分可爱、生动，生活气息浓郁。
元代的很多散曲家在爱情方面多用青楼生活为他们的作品内容题材，是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因为这也跟他们自身的生活有关，散曲家曾瑞，他写的多是风情和闺怨两类作品，其“风情”都是跟妓女有关，有令人同情的一面，有令人鄙弃的一面，在他的作品中含有深厚的市井气息和市民情调，这在以往的作品中是少见的。其“闺怨”类，如[中吕?迎仙客]《风情》三首中的后两首中“劣冤家”、“小业种，情做我屏风”、“我共你，莫相离，肉铁索更粘如胶共漆。系着眉毛，结着?髻。硬顶着头皮，熬一个心先退。”这些用生动形象的俗语描写着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如跃纸上。
（三）大胆、泼辣、诙谐的爱情曲
唐诗、宋词因受儒家文化影响，在表达爱情时总是委婉、缠绵、含蓄、欲露不露。而元散曲则不然，元朝是在中华民族以汉族统治为主中第一个外族掌权的朝代，所以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体现了异族带来的冲击，文化上尤甚。所以元曲中有大量的爱情曲表现出大胆、活泼、诙谐的特点，这与唐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和宋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着很大的差别。在白朴的[中吕?阳春曲]《题情》第四首“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奶娘催逼紧拘钳，甚是严。越间阻越情?。”则是男女热爱情偷情的宣言书，越被“奶娘”们阻挠只会爱的越深。这要是放在诗词中是不可想象的。诗和词中塑造的是一个个温婉的少女和端庄的美妇，所以就算是叹“情愁”她们也会叹的精雅、含蓄，而曲则不同，它从某一程度上解放了思想，使曲不仅有含蓄的，还有表达人物真性情的，贴近生活。爱情曲的主人公不再是单纯、娴静的少女和端庄、忧愁的美妇，更多的是解放了天性的女子，她们热烈、奔放、泼辣，在刘庭信[双调?新水令]《春恨》的[尾声]中：“来时节吃我一会闲顿摔，我可便不比其他性格。那其间信人搬弄的耳朵儿来揪，把俺那薄悻的娇才面皮上掴。”可以看出为相思而苦的女主人公是多么的泼辣，见面礼就是揪耳朵和打耳光，这股泼辣的劲儿使人忍俊不禁。
爱情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而且特别的特点就是诙谐。这类的散曲生动活泼，读罢，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形象跃于眼前，这跟散曲贴近生活这个特点是分不开的。在王和卿的[一半儿]《题情》：“鸭翎般水鬓以刀裁，小颗颗芙蓉花额儿窄。待不梳妆怕娘左猜。不免插金钗，一半儿蓬松一半儿歪。”把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心态写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特别是“一半儿蓬松一半儿歪”，诙谐生动，仿佛能看见少女懊恼的样子。再如张可久[中吕?朝天子]《闺情》，写一个少女责备丈夫在外风流，而丈夫被责备后“自知，理亏，灯下和衣睡”的窘态，十分生动。当然，诙谐并不仅仅运用于爱情曲中。
（四）有别于前人视角的爱情曲
在以儒学为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女子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她们要遵从“三从四德”，纵使被弃，也要毫无怨言，如果亡国和女子沾上边，女子便是“红颜祸水”，这都反映出了古代封建社会男女的不平等性。从曲之前的文学中，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弃妇的哀怨、惆怅、痛苦，但在元曲中，却是更多、更直白的表达怨恨的，乔吉的[双调?水仙子]《怨风情》，全是用口语写成的一个被负心男子抛弃的女子的怨恨，情感就直白的多了，元曲中对负心汉的谴责多过之前。元朝因为受异族的统治，封建礼教观念淡薄，所以他们更能以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前人和前事，在卢挚的[双调?蟾宫曲]的咏史曲八首之《杨妃》中，卢氏就明确指出唐明皇沉溺于女色而荒废政事，最终导致“唐室荒凉”；在《西施》中，讽刺吴王夫差“贪看西施，杏脸桃腮”，而至误国。这八首散曲大部分是指斥帝王好色而导致误国，具有劝诫的作用，是有进步意义的。
二
元代的散曲之所以能呈现出这样的面貌，跟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第一，元朝是由蒙古族统治的，蒙古族是游牧民族，他们在马背上生活，热情、奔放，没有那么多的礼教思想，对男女之情看的更为自然，而且蒙古族实行多妻制，保存着落后的“收继”制度[2]，所以，当蒙古族把这种习俗带到中原地区，可想而知冲击力是很大的，而且元散曲家有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文学家，少数民族文学家因受“男女大防”一类传统伦理纲常的影响不深，因此，在表现男女爱情的时候，往往就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率真[3]。这对汉人作家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第二，散曲的地位低下，不像诗词般附庸风雅，它是一种大众文化，适应普遍民众的需要，在元朝的统治下，在被异族的欺压下，就迫切需要一种能宣泄怨气的渠道，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解脱，而曲也更适宜于指桑骂槐。
第三，元朝长期没有科举考试，而在仅有的几次科举考试中，高中的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使之前的科举取仕之路被堵上，所以有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娼、九儒、十丐”的社会阶层的重组[4]，打破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局面，连娼都要高过儒，这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可想而知。仕途之路被堵，元代大量的知识分子便寄情于山水和酒色之中，元代都市经济畸形，社会风气糜烂，很多文人都长期混迹于青楼，如关汉卿、贯云石、曾瑞等等，青楼的歌妓礼教观念淡薄，所以更能显露出她们的个性，使得散曲家创作时有了饱满、丰富的题材；而且青楼的歌妓从一定程度上安慰了文人受伤的心。
元散曲中的爱情曲虽然有一部分写的极为低俗，只是作者纵情于酒色中的情景，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它在特定社会背景里的亮点。元散曲中大胆、直白的爱情曲对中国文学是一种补充，它丰富了文学的内容和题材。元曲与唐诗、宋词并称也并不无道理，我们应该肯定它在文学中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云峰 试论元散曲爱情闺怨描写与元代多元文化交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报2005年第3期
[2]王广超 越间阻越情?――谈元代情爱题材散曲 名作欣赏 2007年第12期
[3] 赵义山 元散曲通论[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4] 梁扬 杨东甫 中国散曲综论[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
作者简介：陈飞，（1987―），安徽芜湖人，广西师范学院古典文献1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