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然 公务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在多家文学刊物发表散文、随笔，其历史文化系列散文作品深受读者好评，现居西安。 一
隋唐以前，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大的民族融合。一次是春秋战国时的夷、戎、蛮、狄融入华夏。另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众多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也就是“五胡融华”。第一次融合完成了从王国到帝国的转变，实现了秦汉的大一统。第二次融合则是一次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重新洗牌，为大唐盛世的出现进行了最为充分的准备。
融合源于动荡，而大的动荡无疑都是对于原有秩序的破坏，但是破坏却并不一定都会实现新的重建。比如蒙古人入住中原，他们推翻了汉人的政权，但是却没有及时取得和汉族文化的联姻，致使许多统领还不得不借助翻译来行使自己的领导权，其结果就只能是不欢而散。
实现大破与大立的主要途径就是融合。在融合中，新的文化形态自然会对社会秩序进行再一次划分与重新包装，这样一来，原来老气横秋的脸色，便得以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第二次融合时，除了“五胡”之外，宗教文化也为中华文化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创新的因子，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比如佛教的传入。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两汉之间，汉明帝时还曾经专门派遣使者到西域访求佛法，佛像就是那个时候迎请过来的，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些少量的经书，尽管由于文化的差异使得当时的译经显得格外艰难，但是这次求法却仍然可谓是开启了两大文明之间交往的序幕。正是在他们走过的那条路上，后来又一次次地留下了向西取经，向东送经的脚印。朱士行、法显还有玄奘，都是向西求取真经的代表，而鸠摩罗什和佛图澄等又是众多向东送经弘法的主要僧侣。他们相向而行的壮举，完成的不仅仅只是对于信仰与意志的考验，也不是对于雪山荒漠的殊死攀越，而是实现了佛教文化与东方文明心灵和智慧的深度交流。佛教文化的植入，使得我们对于生死有了新的理解，对于善恶有了清晰的标准。万事万物的因果报应，回答了人们的处世疑问，清规戒律的信条，厘清了佛俗的边界和底线。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模糊而又飘渺的认识，终于有了一个明确和直观的态度。
通过融合，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异域宗教的价值观念，彻底改变了汉人的传统文化族谱，使中华文化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新生。尤其是鲜卑人的汉化改革，结果更为完整彻底，影响也最为深远。
汉族自夏、商、周以来出现过不少优秀的社会管理设计者，又有诸子百家的丰富阐释和秦汉帝国的辉煌实践，这些对于一个试图在文化上快速跃进的游牧民族来说，自然就有着足够的吸引力。所以，汉族便常常会在被外族战胜之后再在文化上反过来战胜外族。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别所在，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西哥特人占领西罗马帝国与鲜卑族占领中国北方的情景非常相似，都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了外族入侵的情况，但结果却截然相反。罗马文明被西哥特人的蛮力毁灭，中华文明却被鲜卑人的蛮力滋养。
当时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占据了中原帝都，成为这个国家新的主宰。他们可以肆意驱使汉人，但是汉人所创建的农耕文明，却难以任由游牧习性的生活方式完全驾驭。要想实现对统治区的有效控制，就必需首先融入这里的文化，以获得武力之外的统治资格。这时，智慧的鲜卑领袖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汉化”实践。
鲜卑人的改革是从族源上寻祖确认与汉人同根，在制度上华夷互化加固社会管理结构，在生活中以农为本放弃游牧习惯，在文化上尊儒重教匡时济俗。尤其是孝文帝竭力推动的通婚政策，更是让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在生命的意义上已经不分彼此，使从此而后的历史成为了同一首歌中的中华和声。李唐家族，就是这一和声中鲜卑与汉人混血的最大成果。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鲜卑人。李世民的皇后，也是鲜卑人。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他的血统里，已经有四分之三都是鲜卑的成分了，而汉族的血统反倒仅仅只剩下了四分之一。
在胡人汉化的过程中，汉人也开始着自我完备的胡化，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不断为汉文化注入着自然的活力。它有点剽悍，有点清冷，有点粗粝，有点混沌，但同时却又有着开阔、自由和放松的一面。而这些对于汉文化来讲，都是一种间接性的存在。间接性的引进和介入，使得文化发展获得了所必需的促进力量，建立更进一步的文明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鲜卑人那种骑在马背上的雄风，是一种把歌唱和舞蹈融入了血液的生命激情。他们所拥有的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气，也是汉族文化渐渐消失了的可爱基因。在公元五百年的这次婚配中，中国以最温柔、最切实、最有效的方式，完成了一次骨髓的移植和灵魂的嫁接，最后才终于生成了中世纪的东方盛典。
大唐之所以成为大唐，就在于它的驳杂。北魏，为驳杂的大唐作了最充分的供给。驳杂，使得盛世的天空越发变得开阔。而这样的大唐，已经不再是我们固有观念中的大唐。在这样的国家里，最能体现的，自然就像那句时下常常听到的口号那样，叫做“一切皆有可能。”
二
鲜卑人的浩荡促成了大唐的开放，使长安充满了新鲜的活力。在长安的街头，有在政府公干的不同肤色的“阿罗汗”，有从事服务业的各色胡姬。那些鼻梁高低不同、眉弓深浅不一、穿着五花八门的人，从事着各种职业，担任着各级官职。最难得的是，这些都已经成为了唐朝的社会常态，在生活中已经司空见惯，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外侨们居留日久，都成了半个唐人，而唐人，则成了有中国血统的世界人。长安向世界完全敞开了自己，世界也就把长安当作了大家共有的舞台。而长安又总是有着一份充足的自信，它从来就没有担心过外来文明会把自己淹没。
盛唐的气象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度都不会再有，其他所有的开放和自由与它相比，都只能成为自我标榜的吹嘘。仅从宗教信仰一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得到足够的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证明。在波斯，祆教本是驱逐摩尼教的，伊斯兰教又是驱逐祆教的，但是来到了长安后，它们忽然都安安静静地待在了一起，各有自己的寺院，各有各自的信徒，互不打扰地和平共处了。要知道，除了伊斯兰教之外，祆教和摩尼教其实早已都是失去了本土的流亡宗教，而长安还把他们待若上宾。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还有佛教。佛教走出了印度，永远成为了远离出生地的游子，但是传承着那份包容性格的中国，却成了它漂泊中重新生发的故乡。长安就是这样，尽自己的一切所能搜罗并保护着世界各地的精神流浪者，无论他们来自何处，凡是有着美好取向的，对它都表现出了一种吸纳的热情和保护的敏感。
大唐就是一扇窗，它打开了国民的思想桎梏，国民也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心灵家园。长安永远都不会把对于对立成见的消解看成是一种归顺和慑服，而恰恰相反，它总是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低，甚至愿意充当一个异域学说的学生，接纳并发扬光大。它很明白，不是自己“宽容”了争执，而是自己智慧的浓度不能降低。降低了，就会寡淡无味，少了情趣。因此，它由衷地学会了欣赏和借鉴。这种态度，当然会很快被敏感的大脑捕捉到，因此便有了从各处追随而来的更多的智慧，并心甘情愿委身长安，落地生根，使得长安在后人的心目中才一直繁花似锦。
有人说，一个时代真正的气度，不在于诞生了多少人类智慧，而在于所有的智慧都愿在此安家。其实，一个文明的真正高贵，也不在于剿灭了多少曾经的生死对手，而在于让这些对手都能纷纷放下屠刀，把冲突转化成了合力。
不知道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世事的机缘，长安其实并不是发生民族融合的中心，但是，两次融合所取得的成果却都表现在了这里。相同的事件还有许多，比如诸子百家中儒、法、道三家思想成功实践的开端也都全部发生在这里。其中，法家思想的贯彻实施成就了大秦帝国，确立了中国两千多年不变的集权格局。西汉初期把“黄老学说”作为基本国策也是道家思想的首次应用，后来当社会的休养生息完成后，又转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第一次服务于国家的管理。之所以会这样，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或许都能找到一些相应的答案。
关中的北部是黄土高原，而气候又受西北风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地表的土质主要都是风力搬运作用下飘移沉积的黄土层。农业机具还不发达的时期，黄土层比较适合个体耕植，而在以小农化经营为主体的文明时代，这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的主脉。文化融合是否成功的标志，取决于对于主流文化的影响与改造，而主流文化的全面转型，往往又是伴随着一个时代的新生同时实现的。
黄土的特点是疏松、多孔隙、垂直肌理，所以极易渗水。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发现，黄土的含水能力极强，还富含多种可溶性物质，遇水容易因势而变，而这些其实都是包容性的表现。这种包容，不仅是耕种的谷物能够丰足保收，同时也使得各种学说、各种智慧同样也能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跳过黄土高原再向北，紧邻着的是荒漠、草原，关中的南部又与长江流域的水乡文化接壤，这里就处于草原与江河的两面包围之中，是一种与其他两处截然不同的农耕经济类型。这样一来，陕北、关中与陕南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明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里，存在的主要矛盾是农耕与游牧，以及农耕与江河的两面冲突。在这几种文明形态的并存对峙中，关中文明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就必须不断吸收和借鉴别的文明所拥有的好的东西，以健强自己的体格，迎接随时可能到来的挑战。这一点，恰好就造就了它的开放与驳杂的性格和吸纳力极强的特点。同时，又因为关中南有秦岭的缓冲，北有黄土高原的过渡，而让自己的文明面临毁灭威胁时还有充足的转移或者藏匿的时间，使得自己的文化秩序不至于在遭受外力的侵扰时而突然毁灭，因而又保全了它的整体脉络结构，致使最终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杂陈互融和系统的特点。
成功就源于整合的彻底，而彻底又只有这里才有实现的社会基础，所以，关中就成为了那个幸运的流星时常坠落的地方。
多种思想的驻足和多种习惯的并行造成了唐朝的开放，在开放的唐朝，女人破天荒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和行动自由。无论是踢球拔河、骑马游猎，还是琴棋书画、工农学商，都成为了她们可以随心选择的事情。她们还拥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婚姻自主，离婚和再婚也都非常普遍。从发掘的唐代墓室壁画中可以看到，那时女人的服饰即开放又华丽。遮挡脸部的面纱消失了，美丽的容貌完全暴露在公众之中。难以想象的是，她们的那些纷呈多姿的衣裙纱陂，低胸衣、“V”字领、吊带裙和露背装等等，一千多年后还仍然被好莱坞的明星们一再翻新，竟成为了现代女性时尚衣着的初始原型。那是一个女人的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幅提高，她们甚至逐渐开始参与政治，在国事上平等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展现“半边天”的聪慧，扮演上了曾经只属于男人的角色。而这时，一代女皇也就终于走到了台前。
三
鲜卑人那个力主汉化的领导者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死后的第150年，在终南山脚下的翠微宫中，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宗皇帝也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陪伴在他的病榻前的太子李治，在那里有了与一个叫武媚娘的女人的第一次接触。武媚娘是太宗的才人，时年26岁。没有人知道这个女人更为详尽的身世，甚至她真实的名字究竟叫什么也都没有确切的记载。然而，正是这个谜一样的女人，后来竟成为了这个盛世承前启后的主宰，大唐帝国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被掌握在了她的手中。
公元649年的夏天，唐太宗撒手人寰。依照后宫之例，武媚娘作为先皇的女人被送往长安城外的感业寺出家为尼。
今天的感业寺位于西安西北郊外的汉城遗址区里，就在一片农家的村庄之间。以前一直是一所小学，早没了香火。后来听说学校外迁，庙宇又重新修缮维护了起来。寺外一条不宽的丰产路从门前经过，过往着老城里不知延续了几个世代的原始农户。四周围绕着成片的桃树林，成了西安的一处最负盛名的桃花源。每年的花开花落都是这里一年一岁的桃花节，桃花节早已没入农户的生活成为一种寻常的民俗习惯，然而这一习惯，同时却也在纪念着的是寺院里曾经并不寻常的故事。
寺里耸立着一方残旧的石碑，给所有的故事都做出了总结性的回答。石碑立于武媚娘离开这里935年后的大明万历十三年。万历十三年，这个时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写的是那一年朝廷里发生的一些历史学家很容易忽视的小事，而那些小事，表面看好似都是末端枝节，但实质上却是明朝后期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症结的反映。正是那些症结，造成了当时的朝政涣散、官员腐化，从而民不聊生、动荡不断，致使明王朝最终走向了衰亡。万历十三年，万历十五年，两个时间点确实离得有点近，把进取的大唐跟惰怠的晚明联系到一起，让人真是还有点难以适应。感业寺曾经的主人武则天，是盛世时代的一个颇具代表意义的开放性人物，但是为她的寺院立碑的时候，中国竟然开始走向了闭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而这种反讽，其实就是世事上隐隐存在着的历史悖论，它反倒更能说明那个属于女人的时代的伟大。
寺院里的故事被各个时代的文人描绘得极具传奇，一直吸引着文人们的笔墨和学者们的关注，然而作为唐王朝的缩影，这里却更应是一处最好的实地说明。如今，那扇深红色的木门门环已经落锈，但它却深锁着一段盛世的光阴，那是一扇通向了唐朝的真实的大门。
被迫出家的嫔妃们，告别了太极宫的华屋锦衣、玉盘珍馐后，落魄在经卷与香火相依的佛堂。生活境况的落差，让她们即使是在炎热的盛夏也难以填补寺院中的冷落，一群聚合一处的前朝姐妹，人数再多也难以驱散青灯下的孤苦。武媚娘就似乎只能在木鱼的节奏声中度过自己的余生残年了，她在一首诗中写道：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这是这座寺院里留给我们的一首载入了《全唐诗》的文字。
武媚娘是一个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女人，她不可能任凭如花的生命在寂寞中枯萎，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那个与她一见钟情又相见恨晚的男人。她清楚地知道，只有那个拥有着最高权力的曾经的情人，才能拯救自己。
昔日的太子此时已经黄袍加身，成了大唐皇帝，素衣里蜷缩着的美人撩动着他不能释怀的情思，那个曾经属于他父亲的女人的眼泪，一时间让他寝食难安。
李氏皇族有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在游牧民族看来，父亲死后，他的嫔妃只要没有生育，再嫁儿子并不是什么问题，而且有的在继任王位的同时，还必须连同他的女人一起继承。王昭君就曾经先是在和亲中嫁给了匈奴的呼韩邪单于的阏氏，并生养了一子。呼韩邪单于死后，她又按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风俗，嫁给了呼韩邪的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并且又生了两女。对于他们来讲，保持族群稳定，避免自身内耗，最大限度地快速壮大人口规模，可能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妻其后母”的做法，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更好地避免王位更迭过程中的杀戮。如此一来，这些在我们看来不成伦理的事情，对于他们，也就不再是那么不可逾越，而顺理成章了。
翠微宫里的几次回眸，换来了感业寺中无尽的眼泪。石榴裙上洇开的不只是武媚娘的孤苦，更是她的一种求生的挣扎，还有对于未来的渴望。然而，就是这些看似无助的眼泪却成为了她救命的最后一株稻草。就是这株稻草，竟使她奇迹般的起死回生、时来运转。武媚娘五载晨钟暮鼓、面壁修身，不知是感动了上苍，还是佛祖也动了恻隐之心，终于给了她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使她脱胎换骨，从梵界又回到了人间。
翠微宫、感业寺，一个倚山面北，一个坐北向南。在宫门与庙门之间，竟是一条通往天庭的密径。一条由相向眺望的目光砌成的大道，明晃晃地坦然于长天大地之间，托举着绝代女皇一步一步登上了大唐的权力之巅。
麟游的漆水河边，有一座安闲的慈善寺。由于寺院远离城镇，现在已很少有人去行香火。河谷之侧的崖壁上，只是默默地矗立着一些隋唐时期的雕像。藏传佛教中，信民们常把经幡悬挂在高处，让风为他们“祈祷”，有形但无声。而这里，不动声色的石佛，潺潺不住的水声，则更像是一群僧众的永久法会和一场没有尾声的梵音合唱。
慈善寺位于九成宫旁，这里是李治与武则天避暑时常常进香的地方。九成宫因欧阳询的一方醴泉铭碑而被人熟知，但慈善寺却终因缺少了传世的名品落得了一个清寂。熟知的九成宫已经淹没在麟游的县城里，被现代的建筑物所覆盖，而清净的寺院石窟却得以有幸存留了下来。这是一座不能不留存下来的寺院。在这里，登上了皇位的武则天按照她自己的模样，把她铸造成了一尊未来佛的石像，供奉在了主窟一侧的莲花宝座之上。这尊石像，是女皇从皇宫到寺院，再从寺院到皇宫，最后又终于从皇宫重回理想彼岸的一个最好的结尾。五年感业寺，修行一辈子，功德圆满，终成正果。就是这尊石像，使女皇的一生一下子变得完整。
从翠微宫到感业寺，是一条凡眼无法透视的路，所以更多的都是从这里走向了孤独，直至衰老和死亡的那些武媚娘的同朝姐妹。从大明宫到慈善寺，是一条常人无法完成的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她要的，或许并不是成佛，而是实实在在地要为她自己的无字碑书写真正的碑文。
她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女人，集美貌、智慧于一身，又拥有超常的胆识和气魄。但是，她身上独一无二的，更是对权力无边无际的渴望。
14岁被唐太宗选为才人，进入皇宫。26岁时被迫栖身寺院，五年后又重回皇宫，32岁成为高宗的皇后。60岁开始执掌大权，67岁时终于登上帝位。她前后嫁了两个皇帝，后来又生了两个皇帝（中宗李显、睿宗李旦），期间还自己亲自做了一把皇帝。无以言说的命运给了她诸多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她一笔一笔写出了一段绝无仅有的历史神话。
有着同样权势和相同机会，早于武皇将近千年的吕后没能做到，晚了一千多年的慈禧也难以做到，她们尽管也都实际掌控了政权，但是却绝对不可能登上皇位。不为别的，只因她们没有生对地方。慈禧和吕后的遗憾是接管的不是唐朝，而唐朝的女人却要庆幸于拥有一个开放与不拘一格的时代。盛世与女皇的相伴出现，注定了不是一次简单的偶然巧合，而完全应该是那个时期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样一来，武皇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唯一。
但是，女人终归还是女人。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她去掉了头顶的皇冠，把权力重新归还给唐朝，又回到了单纯女人的角色里，只是作为皇后，在乾陵，长眠于了那个她所钟爱的，并且给予了她一切的男人李治的身旁。
四
俗话说盛世多才俊，衰世多平庸。是因为盛世会有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气，鼓励和确认人们进取的精神取向。价值体系的健康高贵和管理系统的运转有序，自然就保证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衰世，人们丧失了最为基本的审美标准，使智慧的光芒被无奈地屏蔽于浓重的雾岚里，只能偶露一丝缥缈的烟霞。烟霞带给世界的不会是光明，它只会是更加浓重的悲情色调。
大秦帝国从秦孝公开始，革除旧制，变法图强，其实他们走向成功的第一招，就是招贤纳士。商鞅、张仪、郑国、韩非，无不都是他们引进的杰出人才。商鞅的变法，张仪的连横破纵之策，郑国的水利工程，韩非的专制思想，都为秦国统一天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汉室政权也一样，刘邦在总结楚汉相争成败的原因时就曾说过一段话：“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三者皆为人杰，我能用之，所以我得了天下。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被我打败。”可见人才也是汉朝建国的主要保障。不过他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人才常有而伯乐难遇的道理。无论是秦国还是汉朝，与其他各国获得那些人才的机会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秦孝公或者刘邦更知人善任了一点，然后那些能够决定历史的智慧，就变成了他们称霸的财富。
为了保证政权的人才支持，各朝各代都有自己选人用人的方法，主要的不外乎有察举、科举和民选等。察举制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难免会出现 “举秀才，不可书；察孝廉，父别居”这样违背宗旨的笑话。察举，要求的不仅仅是选拔者必须具备伯乐的能力，还更应该有一种权威。他的个人魅力要足以平息来自不同认识的各种质疑和对抗。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必须具备独具慧眼的水平，然后还要有心无杂念的品德和公而无私的作风。而往往没有机制的保障，“伯乐”也就常常成为了一些人徇私舞弊的借口。这时，用制度取代主观意志的选才方法也就随即产生了。
唐朝走向兴盛，就跟当时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密不可分。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在武则天参政的时候逐步健全，并且还获得了一次较大的发展。不仅考试科目有所增加，录取人数有所增多之外，她还别出心裁地创设了殿试，还有“武举”和“南选”等，使科举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都固定了下来。科举改变了举荐制选官权利下移的弊端，同时打破了倚仗门荫资历造成的阶层固化，为贫民开辟了入仕的通道。另外，也使官员选用与教育培养结合了起来，保证了官员队伍的品行操守、思想修养、文化水平和执政能力。
其实，无论是怎样的选拔方式，进步还是落后，就看是不是能够符合公平与正义的要求。公平不是绝对的公平，选和不选、用和不用本身就不是公平的事情。公平指的是过程和机会的均等，而结果，需要体现的是正义，正义能够带给人希望和梦想。美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精英，就是因为它能够给每一个人提供奋斗的希望。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一个美国梦，如同大秦帝国有帝国梦，布衣汉朝有平民梦，贞观、开元有盛世梦一样，这些都是仁人志士的追求。
现在的选拔，更多的选用的是民选，也就是民主推荐的办法。它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搁置争议，平息矛盾。但是把道德水平的评价与执行能力的把握完全推给群众，本身就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品行与作风的好坏还必须要有一些有效的筛选。群众并没有选择好人的责任，而他们要的其实只是一个能给自己办事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定，大家的领导大家选，本来就是现代民主的朴素做法，但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却一样也一定要由自己承担。然而现在选拔出来后一般都要交流任用，选择决定的后果自然就跟自己不会再有多少关系，这种不承担结果的选择，也就更是不会再有多少客观的标准了。大家都在强调公平与正义的时候，其实又都在追求着自己能够获得公平之外的恩惠。你能够给他一点额外的照顾，无疑你就是给他办事的人，没有给，你就不是。当你拒绝了那些非分请求而维护了大家的公平的时候，可是大家又都感觉不到，还反倒得不到应有的认可。这样的选择根本上就很难实现“公平与正义”的目的，所以就不可能不发生取向的偏离。要想获得所有人的一致认可，我们就只能降低了处世的标准，选择没有原则的平庸。但是，再细心想一想，如果真把平庸的一致当成了我们日常的生态标准，又是多么的可怕的事情。相较来讲，公选中常用的考试、考核和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还算是一种比较周全的做法。如今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荣辱不分、好坏不辨这些社会怪相的端倪，审美标准的堕落，已经成为了一种大众的心理惰性。在这种风气的弥漫下，我们没有对真伪界限的敏感，没有对虚假辨别的警惕，既就是发现了疑点也缺少实证机制和驳伪机制，甚至找不到脱伪返真的基本程序。当然，我们未必喜欢庸俗，但是却可悲的已经漠然于了庸俗。要知道，漠然久了就成为了习惯，而习惯久了就很有可能会喜欢。
庸与俗一旦得势，就会使社会的品质走向低劣。在庸俗的追逐下，高贵的传统将会失去坚持高贵的依靠，仁善的美德将会少了张扬的支撑。在大家对真、善、美的漠然之中，对于才学的嫉妒也会铺设上一张消解杰出、留取庸俗的大网，使富有创造力的才能难于生存。历史发展的规程都是从气象初开到宏伟史诗，再到悲剧体验和个人自问，而每个阶段的成因，究其根本来说，就取决于它自身所具备的创造能力。要想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人才观就是最好的定位仪。
幸好还有一位女皇，有她在感业寺里修行的经历，让大唐就肯定不会如此落俗。她所推崇的科举，无疑是学而优则仕取代门第关系选人的一种进步。就是在这一制度的倡导下，一大批出身寒门的文臣武将得以梦想成真。在她执政的那段时间里，通过科举入仕直到宰相位的共有二十七人之多，并且大多还都出自庶族。科举让每一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梦想，而梦想就是生活的希望，有了希望也就有了追求的引力。在这种强大引力的引导下，人们便开始在写作诗文上下起了功夫，这样又造就了一大批文坛的杰出人物。有“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有“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有“吴中四士”贺知章、张旭、包融、张若虚，中国的文化艺术一下子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沈?期和宋之问等人更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唐诗的体式和定型，而后诗人诗作不断涌现。李义府的诗借喻精妙，上官仪的诗婉媚工整，陈子昂的诗沉郁苍劲，张说的诗文辞俊美。诗人繁若群星，诗作浩如烟海。
幸好有了这些，让大唐梦即使最终破碎了也留下了铿锵的回音。
每一次想到他们的那些掷地有声的名字和事迹，每一次读到他们的那些美妙而又深刻的文字，我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应该感谢感业寺，因为感业寺的香火为大唐度化了一个卓越的造梦者，就是那个在那里曾经修行过五年的女人，如果没有她，没有她的科举新法，唐朝还就真的难以披上锦绣的外衣，照亮中世纪的光辉也一定会因此而消减去一半，一个华丽的时代更是将不复存在。
盛世的标志，不是府库里堆积起来的数字，当然也不是典籍里落成的政绩工程，留给历史并且影响后世的，它一定是一群杰出人物的集中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