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杰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会员。1996年至1998年赴拉脱维亚大学讲学、任教。同年于波罗的海语言中心讲学。1999年应邀赴德国汉诺威参加世界汉语教学研讨。2008年参加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2009年论文入选美国布莱恩大学语言学会议。2010年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赴美交流学术。
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语言学研究。出版语言学专著《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增编版）》等三部；出版教材、词典多部。发表及入选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论文三十余篇。
1972年开始发表小说。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论文和文学作品均有获奖。出版散文集《蓝眼睛黑眼睛――我和我的洋弟子们》。
入选《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词典》等。
1998年获评天津市级优秀教师。2006年荣获全国十佳知识女性。
“完蛋――”我可着劲地朝楼上喊。
外国字母我总记不住，可是一有谐音，那我可就永记不忘了。完蛋（婉丹）是我采蘑菇的朋友。严格地说，她是我朋友玛莎的妈妈的朋友。我们的相识始于采蘑菇。
1
一场沙沙细雨之后，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早上，天刚放晴，玛莎就来到我的窗下，喊上了。玛莎15岁，小姑娘，我的邻居兼朋友，兼汉语学生，兼俄拉语老师。她会用汉语说，她是我的“保安”。
“何老鼠――（何老师）”
没办法，我也不再给她更正了。我觉得她的音位里根本没有“师”的音。反正她也不会知道汉语的老鼠是什么。
玛莎一阵“咕噜咕噜”地说。我明白了，这是采蘑菇最好的时候了。一场细雨，蘑菇露出头来；地又干实了两天；森林里也好下脚了，我们终于能去采蘑菇了。要知道，下雪的时候玛莎就告诉我，要带我去采蘑菇。盼呀。
玛莎说完，跑走了，她还要买什么东西。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去我住所右边的楼下叫婉丹。完蛋！人我不认识，名字我却一下记住了。
“完蛋――（婉丹）”
四楼的一扇窗子开了，随即伸出一个卷着满脑袋发卡的头。就是在楼下，我都觉得她的五官好像都有点夸张的大。她浓眉大眼，大嘴叉。直到我们出发，她站到我的面前，我也觉得她的嘴一张，小簸箕一样。站在她一旁的是玛莎的妈妈，达玛拉。她的名字也好记“大妈啦（达玛拉）”。她们俩是好朋友，人和性格却完全相反。达玛拉瘦弱、忧郁；婉丹人高马大，说话“呱呱”的，快乐、大嗓。
婉丹一见我，高腔大嗓地嚷上了。那意思是：
“这怎么行？你会叫蚊子叮成赖葡萄样儿。”
我们几个其实都是长裤长褂。玛莎还特意指挥我，叫我穿上冬天的半高靴子，只是我没系头巾。
婉丹说着从达玛拉身上，解下了人家的围裙，又迅速系在我头上。这样，我头上系着个呼扇呼扇的围裙。婉丹在她那卷着发卡的头包上一块白色的纱巾，里面像顶个纸篓。玛莎，男孩儿一样，戴个大帽子。达玛拉，长纱巾绕过头，披在肩上，依然美丽。我们一行采蘑菇的队伍，各自拿着小铲儿、篮子、小水桶、挎包，高高兴兴，花花绿绿的上路了。
2
婉丹特别好说。一路上，她的嘴就没停过。婉丹说采蘑菇可不能像赶婚礼一样，人不能多，也不能带不会采蘑菇的人。说着，她用眼睛瞥了我一下。眼里有一种和她本人一点也不协调的温柔：
“啊，你就例外了。”
她说，她趴在窗子抽烟的时候，常看我在草地上打太极拳，还跟孩子们踢足球。听说我是个教授！中国教授不看不起人。好。
天啊，我才知道，我周围有那么多双眼睛！
她还说，她早就爱上我了。
哎哟，我可没爱上她。我总觉得她有点像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卖走私酒的婆娘。只是她年轻点儿。年轻的婆娘豪爽地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包在我身上，没采过，没关系，包在我身上。哈哈，我教你，包准儿你一会儿就能赚上你几天的吃喝。”
玛莎告诉我，婉丹是那种只要眼睛一扫，就知道哪有蘑菇的高手。四邻五舍都佩服得五体趴地。玛莎边说，边趴地比画。
年轻的婆娘婉丹，小门扇一样，架着胳膊一闯一闯地领导着我们的队伍向前。
天空，碧蓝碧蓝。曙光中的白云大团大团地突出来一样，像棱角清晰的浮雕。你伸手都可以触摸到。看吧，那天辽阔又生动。
3
大树林原来并不远。半个多小时，就到了。我想起我小时看的书《丘克盖克》。两个可爱的小男孩怎么一出门，就找不到家了呢？那天，我才知道人家的城市就在树林中。走下公路远看，一道树的城墙。棕色的树干、绿色的树冠，一眼望不到边。
进到树林，空气都是甜的，心里真是感到一种特别愉悦的清爽、舒畅。
要进树林采蘑菇了。我的保安把她的小脸凑到我的鼻子下说，千万不能叫蚊子咬了。我说没关系，我拿出一小盒清凉油，叫她们每个人都抹在脸上、手上。我刚把那小盒托在手心，忽然觉得像电影定格一样，我的三个伙伴，六只眼睛一下就都盯在小红盒上：
“呀！这就是中国的神油啊！”
“这就是起死回生的上帝油啊！”
说真话，我的俄语没那么好，这是后来我叫玛莎帮我弄明白的。当时，她们三个，一会儿闭上眼装死，一会儿在鼻子上抹点油，又“嘣”地精精神神站起来。我忍不住笑了。心想，在国内，这么个不起眼的小盒清凉油，在这儿，却这么金贵。听说，中苏刚恢复邦交，一盒清凉油就可以换他们一个军用望远镜。我也觉得有点儿心酸，拉脱维亚离我的国家太远了。我真想给他们每人一大把。国与国真应多一点交流。
我叫她们多抹，然后就把小盒交给婉丹拿着。达玛拉赶紧一通嘱咐。婉丹把那小盒放在胸罩里，一转身就消失在了树林里。这个喊着要教我采蘑菇的老师，一次也没有告诉我怎么找蘑菇。但她好像挺忠于职守。她估计着那凉油不凉的时候，会“噗嚓噗嚓”赶回来，用她的长手指，在我们每个人脸上，横七竖八地抹上几道清凉油。然后就像狗咬屁股一样地钻到树丛里去了。一边走，一边嘱咐我，粘住达玛拉，别丢啦――
达玛拉拉着我，虽然旁边没有人，她也把嘴凑到我的耳朵边说。婉丹，她们拉脱维亚族女人，天生的“苦大累”。是有名的“养汉族”。男人除生孩子外，什么也不干。不过，现在可得风啦。
“你看那婉丹头发钢丝似的，卷多少卷也不如我们俄罗斯人好看”。
那天我才知道拉族、俄族人的区别。拉脱维亚族人真的不如俄罗斯人好看，而且大多头发是直的。
婉丹窜回来时，只要达玛拉母女不在，也会跟我说一通。她冲着达玛拉背影腆一下下巴颏：
“俄族人。占领者。”
“现在撤了。连气（天然气）都掐”。
接着就是什么，俄国熊的大熊爪子，就知道踩到别人的燕麦地里。
“俄国熊掐燕麦穗，叼一个，丢一个”。
不同民族的语言也有相同之处。想起汉语的“狗熊掰棒子”，我忍不住地笑了。婉丹拿奖一样。她又学着喝酒的样子：
“俄族男人各个是酒罐子，喝了酒还就躺在大街上。哼！”
我去拉脱维亚大学讲学。一到拉，大使馆就告诉了我，这里国情特殊。苏联解体，拉族、俄族矛盾尖锐。但我还不知道这么细。看婉丹说得那么气愤，我真担心她和达玛拉打起来。
4
中午，吃饭。我们聚到一块了。一张大桌布铺在草地上，大家各自拿出带的饭。她们的是奶酪、面包。我的是茶鸡蛋、糖馒头。我知道他们爱吃牛奶。馒头里放的是牛奶糖。我的饭一摆上，一下汇聚了三对眼睛。本来鸡蛋每人俩，糖包每人一个。还没吃，又多了两对眼儿：来了两个凑热闹的，也是?蘑菇的。我知道他们这儿有句歇后语：“中国食品――在魔术袋里。”他们好奇。我把我的一个糖包和一个鸡蛋给了一个看嘴的人。婉丹掰了半个糖包和一个鸡蛋给了另一个人。
那时，我看到达玛拉把自己的那份儿，悄悄地塞给了婉丹。婉丹把自己的面包和奶酪，悄悄地塞给了达玛拉。她们俩谁都没说话，只是交换着一种特别温柔的目光。想到两个女人刚才势不两立的样子，我真不能把她们和现在联系在一起。
5
饭后我们又开始采蘑菇了。我的收获不是蘑菇，却是她们俩一会儿这个给我灌一耳朵，一会儿那个给我灌一耳朵的许多的事。
我知道了，她们原来都在一个玻璃制品厂工作。婉丹是检验师；达玛拉是车间副主任。1990年苏联解体，俄族撤走。工厂一下倒闭了。婉丹愤愤地说：
“俄国人说走就走了。许多人没了工作。真不知怎么活。”
她们一个月只有28个拉特（相当50多美金）的补助金。（我一个人在拉的生活费，包括车费得50拉特。）
瘦弱的达玛拉话声不高，但那里有许多伤痛：
“拉脱维亚独立，我们俄族人也没了国籍，没有护照。苏联解体真是灾难。”
玛莎告诉过我，她们不久就要去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了，回她外婆家。
听她们的话，我不断抬起头，从那密密的树缝间看看天，因为我觉得心里好像透不过气起来。她们都是多好的人啊。
达玛拉说：
“看着你的脚底下。那蘑菇不是都长在外面。你看哪里的草皮一拱起来，你扒吧，那里一定有蘑菇。”
果然，我竟发现了一小片。哈！真漂亮啊！棕红色，上面还有小黑点，像大瓢虫。我一个不留地全采下来。一上午，我也没发现几个。
“快来看呀，我采到蘑菇啦――”
我兴奋地喊玛莎。我的保安早不知哪去了，她到处跑的时间比采蘑菇的时间要多得多。一会儿想给我抓一只小松鼠，一会儿说给我找野草莓吃。达玛拉一直不离我的左右，她怕我丢了。达玛拉一看见我的蘑菇，在胸前画开了十字。婉丹赶过来一看，也接着猛画。玛莎跑回来了，十字倒是没画，却一个劲地喊上帝。
原来，我采的是毒性最大的“肿头蘑”。 蘑菇汁碰到哪儿，哪儿就肿起来。吃了，头肿，活不了。三个人手忙脚乱地把我本来就不多的蘑菇都埋了（因为我把毒蘑菇和原来采的都放在了一起）。她们又拉着我，找了块干沙地，用沙子给我搓手。
达玛拉一边给我搓，一边查看我的手有没有破的地方。婉丹的大嘴快碰到了我的鼻子，不停地说着：
“记住你的手没洗前，不许摸你的嘴。”说着她向四周看了看，又神秘地对我说：“还有你的屁股。”
遭了！她一提屁股，大家都想“方便”去。
6
我的保安玛莎神情郑重地对我说，在森林里方便，那是最不方便的事。一个是蚊子：一个是蛇。哎哟。我最怕蛇了。说要坚持到回家。
达玛拉过来安慰我，说无论是下蛋还是下雨，手里有个棍就不怕。这里的人真有意思：他们把大号叫下蛋；小号叫下雨（大概她们都便秘）。
玛莎手脚麻利地给我们每人擗来一个长树枝。于是，我们又找了块通风又隐蔽的地方，要集体下蛋或下雨。她们坚持一块痛快，不过我还是坚持躲起来。
大家手里的长树枝打着周围的草丛。玛莎扯着嗓子喊着教我，让我和她们一块大声喊：
“赐福给你啦――赐福给你啦――”真没办法。
我大笑着，喊吧。想想，说的也对。对这大树林也是恩赐了。
我就这样，一会儿一惊一乍地吓个半死，一会儿又叫你笑得肚子痛。
那天，我真的长了不少学问。走在树林里，玛莎说，她妈妈还有婉丹阿姨只要看看树干，就知道哪是东，哪是西。树皮深棕色的就是朝阳的东面。我看了半天也分不出来。只看见阴面有苔藓。玛莎说，她也不行，但她可以预测明天下不下雨。说着，玛莎采了一个松塔给我，告诉我，明天一定是晴天。她说松塔瓣张着，一定是晴天；松塔瓣合拢起来，那一定要下雨了。小家伙还知道的真不少。
玛莎还告诉我，如果你听见有沙沙的树叶声，你立刻离开那棵树，而且横着跑，因为那一定是蛇。不过，我也不知朝哪边跑，因为我不是听见树叶的沙沙声，就是她们的叨叨。总之我的耳朵没闲着。
7
日头西斜了。我们来到树林边上。
远处一碧蓝天在西边的天际变幻出一片红霞。那霞光穿过枝干的间隙斜射在地上，一束一束玫瑰色的光束，使你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如此生动。
一株株高挺的云杉在霞光里镶上绯红的亮边。微风中，摇曳的枝叶把那亮光搅得晃来晃去，像冲你伸着胳臂打招呼。连地上的小草也顶着亮尖，挺胸抬头的叫你注意他们。好像在说：
“喂！也看看我！”
一切都像有生命一般。
我们几个都由不得打开了舒展。贪婪地吸着树林中清爽的空气。没有去过树林的人绝对没有这种享受。特别走在有阳光的林中，呼吸着树林里散发着树脂，还有青草淡淡的清香，你会觉得整个身心都像洗涤过一样，身轻气爽，心荡神怡。至今我都觉得，去哪里，也不如在那里的享受。
达玛拉解下头巾抽打着身上的土。提醒大家该回家了。如果天黑了，那是很容易迷路的。
我们忙着各自打点着自己：我头上呼扇呼扇的围裙变成了帔肩。婉丹拿下了头上包着的白色纱巾系在了腰上，露出了卷着发卡的头。她一边说凉快，凉快，一边说，今天多亏有了神油，没有咬疙瘩。说着又拿出了那盒清凉油，还给我。我早就忘了，说送给她了。婉丹没客气就把它给了达玛拉。达玛拉不要。两人让来让去。直到我说一定再拿一个给婉丹，达玛拉才收下。我又一次看到她们交换着一种特别温柔的目光。
8
我们上路啦。这回，我们是从树林外边上的大路返回的。婉丹收获最大，小一塑料桶。达玛拉半小桶。玛莎不少，不过都是什么浆果呀、野草莓、还有葛藤条……她说奶奶会给她编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篮子。我，当然没法提了。不知为什么，我瞪着眼，就是看不出蘑菇来。而且我一上午好不容易采的，也都倒了。所以我挎包里没几个，但大家坚持要叫我的保安替我拿包儿。
三个女人一台戏，我们还多了一个。可见我们这儿，得多么热闹。本来人迹不多的大路因为我们而生机勃勃。
壮实的婉丹两个胳臂上，一边儿挎着一个小桶。她不叫达玛拉拿。瘦弱的达玛拉不时地给婉丹择下扎在身上的苍耳。精力充沛的玛莎仍然像踩了弹簧一样，蹦蹦跳跳地跑在我们前边。那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一直找不到的黄油，竟沾在她扭来扭去的屁股上。
笑声也随即像爆米花出锅，一下“砰”地爆出声来，把惬意和快活撒了一路。
9
回来好像比去时快，不知不觉我们就到了家。玛莎把我的提兜给了我。我忽然发现那包儿一下鼓胀起来。我看见婉丹和达玛拉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转身就朝她们的家走去了。
她们给了我一提兜蘑菇！我心中一下腾起一层热浪。心里又隐隐地发痛。要知道，她们一个月只有28个拉特（50多美元）的收入。
我每次下班，在终点站，都有人在地上摆上一小堆瓜果、蔬菜或鲜花什么的，卖了来换他们的牛奶、面包钱。风里雨里的坐在小木凳上。一小堆鲜蘑菇，差不多2两左右吧，卖40个萨梯姆（6.4元人民币）18个萨梯姆可以买一大可乐瓶牛奶。够两人喝一天的。（那里就牛奶便宜）。
她们给了我一提兜蘑菇啊！我喊住了她们，表示坚决不要。她们表示如果不要，她们就躺在地上不起来。说着就表演给我看。哎哟，这真跟小孩撒泼一样。这里的人真的特别真心。没办法，我收下了。不过，我也表示，如果她们不进屋和我一起吃晚饭，我也会跟她们一样。都成小孩子啦。
于是，我们的采蘑菇队伍又卷进了我房间。欢声笑语又像爆米花出锅，“砰砰”地一会儿一爆地扬满整个房间。她们特别爱笑，笑声也特别大。那时，谁也想不到她们正处在对立的两个民族营垒。
那天，我们招呼着什么完蛋（婉丹）和大妈啦（达玛拉）。她们叫着我何老鼠。我们一块干这个，拿那个。玛莎还一定要把汉语的“馄饨”一词学会，不过，都说成了“混蛋、混蛋”。 没办法不笑。
我也叫她们笑得肚子疼。我总是说错话，一会儿说什么阴性的丈夫，一会儿又把阳性词的加到老婆上。搞不清。俄语，生词都分男女。拉语就更难说了。我们的饭更是做的热闹：我教她们包蘑菇肉馅馄饨；她们教我摊西葫鸡蛋饼。婉丹和达玛拉使劲地剁着西葫，嘴里说着：
“剁你，戈尔巴乔夫。剁你！”
原来，俄语“西葫”的发音和“戈尔巴乔夫”一样。那天，我才知道，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拉脱维亚人，对伟大苏维埃联盟共和国的解体，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一个伟大的苏联消失了……
我又一次看到婉丹和达玛拉那么默契，那么亲近。她们一边干着，一边传递着一种特别真挚的温情的目光。
“你和我，
心连心，
同住地球村。
……
你和我，
心连心，
永远一家人”。
我渴望着……
那天，我朦胧地觉得那些厮杀、战争，绝不是始于民间。
（一稿于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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