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到突出位置予以强调，并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今后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改善、农村社会事业更好发展。我国的“三农”问题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重点问题。
那么，“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对农村建设投入效果如何？“三农”面临的困境是什么？《经济》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
一般认为，在市场的作用下，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各类资源会自动实现优化配置。温铁军认为，在市场的作用下，我国农村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个要素也发生着互相替代和优化配置。“当你加强市场化的时候，恰恰是你利用市场这个配置资源的手段把三农的资源即土地、劳动力、资金、配置出了农村。我们说任何经济领域 ，当三要素长期净流出的时候，这个经济领域一定是衰败的。”
对于这三要素，温铁军分别作了分析：
第一个要素看土地。我们国家农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面积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它不可能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以用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这使我感到，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农村很难找到适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积不断减少；二是在农村政策研究领域中，人们都知道大包干以后国家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而转由土地来承担，这样就形成了土地的双重功能。中国农村的耕地不仅具有双重功能，而且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为主。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集权控制的人民公社解体、允许农民以集体所有的名义分户承包土地，农户实际上占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权和大部分收益权。政府之所以同意做这样根本性的制度改变，是由于在原来的制度框架内交易费用太高。在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财产制度创新中，政府在放弃对农村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控制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占中国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例如对村社的行政管理、抚养乡村鳏寡孤独，以及其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给等；这些公共责任作为农民占有土地使用权的代价转移到土地上。因此，在我们中国农村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农村土地不能被单纯地当作一种生产资料来完全交给市场处理。
第二个要素是劳动力。农业人口和劳动力严重过剩，是清末以来的长期问题，本来不是建国以来才有的现象。其实，人们只是对中国近代史上追求工业化导致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差别扩大引起更多的关注。 因此，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不仅不能提高，实际上这些年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资源严重短缺的地方，农业甚至连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都不行了。
第三个要素看资金。在上述情况下，作为龙头要素的资金当然就进入不了农业领域。因为资金投入必须要产生利润。但是，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是负效益的，导致每年农业资金至少净流出几千亿。为什么农业资金会流出呢？原因是农业生产链产生利润达不到资本的平均利润。
对我国“三农”面临的困境是什么？温铁军认为，我国的“三农”问题面临着“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
他认为，在我国农村，最基本的“三要素”现在还没有条件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假如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跟不上，人们憧憬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农村中如何体现？人们约定俗成的市场话语在农民群体边缘化、农村经济凋敝和农业难以可持续的语境中，已经变得很尴尬。”
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温铁军指出，政府所属涉农部门在农业收益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的部门体制局限而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问题的实质，于是，只能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不断强化垄断体制。尽管这种垄断可以凭借政府行政权利参与对小农经济的剥夺，但由于这些部门同样难以解决与9亿农民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因此，即使在个别、短期上似乎可以借政府名义为部门谋利，也难免在使农民现金收入下降导致的生产投资能力不断下降的互动中，最终演化出与其意图相反的结果。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恰恰就是现行部门垄断体制本身，导致政府提出的各项支农政策失灵。
有些专家认为，农村面临的资金流失问题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投入来解决，用政策性的政府资金来加强农业投资。温铁军则认为，这样有一定作用，但也是杯水车薪。“且不说增加投入并不能增加产出，也不能增加产出效益，如果产出效益不增加，投资敢增加吗？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亿多农户到底应该投给谁，怎么投才能到达那些真正需要的户？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
当前，“三农”问题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分散小农经济与任何外部主体交易费用都会过大，造成制度成本必然过大，甚至无法形成契约关系。只有农业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才能形成可履行的契约，达到市场经济下的信用要求。温铁军指出，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了现在的利益结构多元化了。“现在缺乏的是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政策体系，没有它的组织结构，它的制度表达的机制，这就需要有为农民说话的自下而上的组织体系。”
他最后指出，“如果长期不强调农民组织，那结果就是没有信用社会，没有契约社会，就是没有市场经济，就是罪恶的假冒伪劣行情，掺杂使假泛滥，然后就是贪污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