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船讯》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安妮?普鲁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此书以20世纪为历史背景，揭示了人性的善恶。本文从女性成长角度分析小说中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感受，以及女性逐步走向觉醒并最终构建主体性的成长过程，并对男权社会和性别二元对立论进行了鞭挞，热情地讴歌了女性独特情感和经历所迸发的光彩。
关键词： 小说《船讯》 女性成长 男权制
《船讯》（The Shipping News，1993）作为安妮?普鲁（Annie Proulx）（1935―）第二部长篇小说出版后，获得199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后又摘走了1994年“普利策小说奖”的桂冠。《船讯》被认为是安妮?普鲁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在小说中作者刻画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感受以及女性逐步走向觉醒并最终构建主体性的成长过程。具体而言，安妮?普鲁在小说中主要刻画了男人心中的四个女人的形象：“草地上的小姐，魔鬼恋人，勇敢的女人，高个子的文静女人”［１］１８７。“草地上的小姐”指的是主人公奎尔的女儿，“魔鬼恋人”指的是奎尔的妻子――佩塔尔?贝尔，“勇敢的女人”就是具有刚毅性格的老姑妈――阿格妮丝?哈姆，而在小说中反复提到的“高个子的文静女人”就是奎尔的第二任恋人――韦苇，小说中后三位女性的形象在传统男权制社会的包围下有着明显不同命运和遭遇，而“魔鬼恋人”和“勇敢的女人”更是以不同的方式对传统的男权社会进行突围。
一、沉沦的“魔鬼恋人”
传统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衍生出了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西方社会的思想得以建立。女性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和发展都离不开女性的贡献，但是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里，她们的社会地位却往往被忽略。在社会生活中，她们被边缘化、附属化，被无形地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定格在“家庭”的小圈子里，“家庭”也被认为是女性的真正天地，这是无数女性的普遍遭遇。然而，自从有了人类的那天起，世界就由男性和女性主宰，“父权制局限女性之余，也令男人承受极不人性的压力与要求，令男性的形象与心态也相当扭曲，自幼被要求在事业、性事及一切事情上坚强勇猛，要非人性地压抑、掩饰一切人性的脆弱”。［２］父权制度从来没有使男人真正强大有力，男性强权掩盖下的男人其实软弱无能。正是这种规范使得《船讯》中的两性关系有着一定的特质。凯特?米利特在其著作《性政治》中提道：“男权制的主要机构是家庭。家庭既是反映大社会的一面镜子，又是人们与大社会联系的纽带。家庭是男权制社会中的一个单元。家庭处于个人和社会之间，在政治和其他权威不能施以完全控制和要求绝对顺从的地方发挥作用。”［３］４１作为男权制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合作十分重要，可以说两者的命运是相互关联的，家庭体系的破坏对社会的影响是致命的。安妮?普鲁在小说中首先从破坏家庭这一视角塑造了奎尔的妻子――佩塔尔?贝尔的形象。
在一次会议上，小说的主人公奎尔偶然遇见了佩塔尔?贝尔。第一次见面后一只无形的手把奎尔的肚肠搅得翻腾交错起来，衬衫下传出了嚎叫。“一个月火热的欢乐，然后是六年纠缠不清的痛苦。佩塔尔?贝尔浑身都是渴望，但结婚以后，奎尔就不再是她渴望的对象了。渴望转化为憎恶，就像橡皮手套翻了个里朝外。换一个时代，换一个性别，她很可能会是成吉思汗。她需要的是燃烧的城市，俘虏们结结巴巴的哀告，追逐她无穷的疆域边境累得筋疲力尽的战马，然而却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性交的胜利。白天她在北部治安防卫局卖防盗铃，一到夜里，就变成一个肆无忌惮闯进陌生人房间的女人，不管是在臭烘烘的休息室还是拖把间，她都能和人性交。她跟不相识的男人到处乱跑。飞往遥远城市的夜总会。戴着一个由炸薯条袋做成的面具拍了盘色情录像。用水果刀削她的眼线笔，使奎尔疑惑他的三明治奶酪上怎么会有绿色的道道。”［１］１４－１５如此的行径已经完全打破男人的容忍底线，也违背了传统美国男权制下标准女性所必须具备四种基本品质：“虔诚、贞洁、顺从、持家”［１］４，但是奎尔对她还是依然很迷恋，“他咕哝着，汗毛很重的腿擦着她的大腿。黑暗中他恳求的手指爬上她的手臂。她一哆嗦，把他的手甩开了。”［１］１５在佩塔尔?贝尔身上我们看到的一个放荡不羁、心中毫无家庭观念的女人，她随心所欲，根本不把男人放在眼里。在女人面前奎尔根本没有地位可言，有的只是哀求、犹豫畏缩。虽然佩塔尔?贝尔的行径对传统男权制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但这种抗争是以自毁形象、自我沉沦为代价的，已经完全超出了男性和女性对抗的范畴，是对人类道德底线的挑战，不会为读者所接受，就连小说的作者也不能接受，所以佩塔尔?贝尔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当“私奔母亲拐走孩子”［１］２３之后，“那辆杰奥车偏离了高速公路，滚下开满野花的河岸，烧了起来。房地产代理人的胸口冒着黑烟，佩塔尔的头发被烧焦，脖子也折断了。”［１］２５
二、重返家园的“勇敢女人”
在忍受着妻子的不忠，年老力衰的父母双双自杀弃世，报社向他发出解雇通知时，奎尔似乎在向一个黑暗的深渊坠落。这时深受男权暴力迫害，奋起反抗，逐步走向觉醒并最终构建自我主体的“勇敢女人”――阿格妮丝?哈姆姑妈出现了。在小说后来的描写中我们才发现，奎尔的父亲当年曾强暴亲妹妹，即奎尔的姑妈――阿格妮丝?哈姆。阿格妮丝?哈姆在被强暴怀孕后即在那间老宅里堕胎。强奸是男权制强权暴力形式“最彻底的实现方式”［３］５２。男权制社会里强权暴力现象普遍存在着，暴力的使用者多限于男性，因为他们在体力和技术上都具有施暴的能力，而女性当面临武力进攻时在体力和感情方面都无法自卫。一个年幼的小姑娘竟遭此毒手，其幼小心灵受到的创伤是可想而知的，正如小说所描述的：“‘我要挺过去，’她说，‘我一直很擅长这样做。挺过一些事情。’”［１］３４７强奸事件发生后，阿格妮丝?哈姆搬到了纽约，试图逃避这段悲惨的历史。在纽约她接受了教育，“是在帕姆利科湾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东海岸浅水区。大约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个人。一个来自艾奥瓦城的女人想专门进修用古式锦缎和贵重织物修复博物馆的技术。一个做玩具家具的男人。一个家具设计师，不停地说他只想获得一些经历。”［１］１３５同时她开始了自己的生意，但是在她内心深处，纽芬兰岛一直是她的根，她一直有个夙愿――重返家园。正如她对奎尔说的：“你应该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有你们做伴对我也是个帮助，我敢打赌我们在一起会很愉快的。……上了年纪之后，你发觉你出生的那个地方越来越强烈地牵挂着你。我年轻的时候从没想过回去看看纽芬兰，可最近几年揪心地想，就是想回去。也许是一种返祖的冲动，想回到人生开始的地方去结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重新开始。”［１］３０
老姑妈的重返不是简单的故地重游，而是到“人生开始的地方去结束”某些东西：阿格妮丝?哈姆姑妈偷偷地把奎尔的父亲的骨灰带回了老宅，倒进了下水马桶，使得伤害她的人永远从世界上消失了，不留下一点灰烬。同时，老姑妈的重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其生活的“重新开始”：“我打算在蚌壳港的码头上租一个沿街的铺面。我还列了一个我需要的设备清单――一台工业用缝纫机，压纽扣机，衬垫支架，拆缝工具――粗缝拉钩和拆线錾子，修复工具――拉皮装置，织带边撑。我告诫自己先做小规模的，只购买每份活计需要的皮革，这样我就不会把许多钱都套牢在皮革里了。”［１］１３６在传统的男权制社会里，女性没有法律的地位，不能作为真正的经济体存在，因为她们不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也无法挣得属于自己的合法经济收入。虽然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从未停止过工作，但是她们从事的往往是一些最平凡、最艰苦的工作。正是因为其经济权利的缺失，在经济上女性就对男性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性，这样女性的社会地位也被边缘化、间接化。因此，在男权制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始终与她们的经济依附性紧密相连，要想改观这种尴尬的境地，女性必须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唯有如此，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小说中阿格妮丝?哈姆姑妈不仅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合法经济收入，而且可以也有能力置办属于自己的工厂，女性自己走入经济领导层。
小说中纽芬兰人玛维斯?邦斯是这样评价老姑妈的：“阿格妮丝真是有一副男人的心肠，阿格妮丝真是这样，有一种很勇敢的气魄，像男人那样处理事情。那是因为她在美国生活过。那里的女人都很勇敢。……她姓哈姆，但她也是奎尔家的人。”［１］１９６―１９７老姑妈的重返可以说是一种成功之举，她通过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博得了当地人的认可，在她身上奎尔家族野蛮、头脑愚笨、杀人放火、抢夺钱财、无恶不作的阴影早已蜕变成一种性格刚毅、头脑冷静的优良品质，可以说阿格妮丝?哈姆成功地突破了男权社会的合围，最终构建了女性的自我主体。在小说的最后标志着奎尔家族罪恶根源的老宅被风吹走，刚毅的老姑妈提出：“我们要新建一座房子。就像你说的，一个夏日别墅。在一年的其他时候，我情愿住在镇上。说实话，我本来就是这样想的。”［１］３４８
三、结语
在《船讯》这部小说里，安妮?普鲁让读者看到了不同女性在男权制社会合围下所采取不同的抗争手段，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结局，同时小说也刻画了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感受，以及女性逐步走向觉醒并最终构建主体性的成长过程。但是我们也看到无论在小说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男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男性依然是社会的主导者，很少有那种可以和女人共同承担家务、抚育儿女的男性人物，那种平等、无暴力、文化多样性、合作、无等级的理想社会模式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强调内在联系、重视差异、推进文化多元化和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工作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美］安妮?普鲁著.马爱农译.船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周华山.无父无夫的国度［M］.香港：香港同志出版社，2001：339.
［3］［美］凯特?米利特著.宋文伟译.性政治［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01.
［4］Welter Barbara，“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1820-1860”，Dimity Convictions:The American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7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