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链接： 韩和平，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吉林东宁人，1932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受聘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4年被下放到金山，“边劳动边创作”，是金山农民画的发现者和启蒙者之一。1989年，应邀筹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任系副主任、教授、美术，创作研究所主任、油画研究室主任。
韩和平是一位表现社会风俗画卷的大师，娴熟的造型能力使其能驾驭各种绘画形式，尤擅油画、连环画。连环画《铁道游击队》(与丁斌曾合作)获得首届全国连环画评奖绘画一等奖、《红岩》在全国连环画评奖中获二等奖。
枫泾位于上海西南端，民国以前她是华亭(松江)、嘉善分管的小镇，新中国成立后，归属松江县，1966年划为金山县管辖。尽管地处沪浙交界，是沪杭线上的一个小站，但上世纪70年代交通十分不便，过往的旅客都不会注意到她，沪上人感觉太远也不太留意，也就鲜有打扰，因此在那里传统的东西较多。小镇民风淳朴，充满友善，仿佛醉入《早春二月》的情景之中，给初来乍到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到枫泾是在“文革”后期的1974年，在那个特定年代，来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我所在的出版社(现在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叫“出版革命组”――由军宣队、工宣队和“革命干部”组成，他们是出版社的中层干部。在“文革”中那些最卖力的人紧跟旗手，所作所为往往左过三90那时“斗批改清”个人已基本结束，重点转向出书创作阶段，为了改变创作人员在办公室创作而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象牙塔创作模式，号召一律到生活中去，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脱胎换骨。开始叫我去造船厂，因为我以前去过那里，并且当时已落实政策，我已成为“革命群众”的一员，在某些方面有了发表意愿的权利，所以我提出去农村。领导同意去崇明农场，我又说太不方便，其实我早已打算好去枫泾了。领导又征求我意见，到底去哪里?我说到离上海最远的枫泾去。他们不知道枫泾在哪里，好在资料室有上海地图，我指了一下，他们相视后“工宣队”的人点了头，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
其实我对枫泾不甚了解，仅因为我每次去杭州探亲经过枫泾，次数多了，在脑中有了一个模糊的印象，后翻地图才知道她是上海地区的。很快我便踏上了下乡之路，从市区徐家汇乘公交车到闵行，到西渡摆渡，然后踏上去南桥的车，在南桥换车去朱泾，再从朱泾换乘朱枫线，到枫泾足足用了三个多小时。我终于体会了枫泾的远。
就像记着我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大学毕业一样，公元1974年的“红五月”，我开始了人生的另一种生活。那天。我和陪我去的“头头”(在“文革”中对“领导”的代称)到了枫围人民公社(后并入枫泾镇)大院，记得是一位山东口音的女同志接待了我们。她看了介绍信后有些诧异――因为介绍信写的是到枫泾来“边劳动边创作”，这对她来讲是第一次碰上。她纳闷了好一会，才向我们讲解枫泾有两个政府单位，一个是枫泾镇政府，一个是枫围人民公社，还问我们“边劳动边创作”这事有没有搞错?经过“头头”解释后，她让我们等一会，便拿着介绍信进人大院另一道门，几分钟后她带着一位男同志(政宣组组长)出来见我们。那人姓顾。憨厚老实，说了几句客气话后，我的“头头”与其大谈“出版革命”。随后要我出去回避一0，准是和他谈些我个人的情况，好一会儿后终于叫我进去，并要我“沉到底”，到最穷最苦的大队去锻炼。一阵热谈后，大概政宣组长告诉“头头”回沪最便捷的交通是乘火车。在陪“头头”去火车站的路上，经过枫泾镇的小巷，发现这里的“斗争”气氛也很浓，不时看到在街沿上挂着“牛鬼蛇神”牌子的“反革命”，新奇的是路人与他们很友好，不时地交聊，更新奇的竟有人向他们敬烟，他们也不客气，接过来夹在耳朵上，那么自然、那么从容。触景生情。我的“头头”突然讲了这样感慨的话：“枫泾贯彻伟大领袖的教导抓阶级斗争抓得很好、得力。”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枫泾豆腐干的名气，经过豆腐作坊，他停住了脚步，说：带几斤回去，让工人师傅品尝品尝，便买了几斤装入包里。大概离火车进站时间还早，他看着火车站里池塘中开得正旺的荷花，啧啧称赞，随口说出一句“出污泥而不染”。这句极普通的名言从他口中说出，着实让我诧异了好久。火车终于到站了，看着他得意的身影消失在上车人流中，我如释重负。
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政宣组长老顾带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来到接待室与我碰头，他穿着短袖衬衫，中等个子，手持一把折扇不断地扇着，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位有文化的人。经介绍，他就是最穷最苦的胜利大队支部书记。也许他已经知道我的情况，开口就说，欢迎你到我们大队来，住处已给你安排好了，乡下蚊虫多，我已从供销社把蚊帐租好，回到大队找人给你撑好。简单的几句话，似一股暖流涌人我的全身。在外已很久没有感受这样的关爱了，我从内心感激。后来我知道，他到公社来是参加夏种工作会，顺便接我回去。见面后，他仍回到公社大礼堂去继续参加会议了。中午他又过来陪我去了食堂，记得进去时桌上已摆好两碗米饭，他又从厨房端着两只碗出来，碗里放着的赫然是扎肉，肉下还垫着一层咸菜毛豆子，十分诱人!我们对面而坐。美餐后，他拿着我的行李，我们走出公社前门，不远处就是一条河，一艘机船已早早地停在那里，船上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他们大概是随船到镇上探亲的吧!天气已转热，女人们都撑着黑布雨伞，年轻一点的打扮时髦一些，年长的头上还包着青花布，天气那么热，她们还扎着竹裙。上了船，她们让我坐在原先她们坐的地方，说坐下去不热，而她们则另找地方坐，我真感激不尽，又一次尝到他们对我――一个陌生人的关爱。从公社到大队，最便捷的就是船，好在枫泾地区河网密布，家家户户门前就是河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摇橹划船谁都会。
河岸两侧尽是绿油油的稻田，田坎上紫色的蚕豆花在和风中摇曳，河边倒挂的柳枝仿佛是一只只小手在嬉水，江南水乡独有的景观美不胜收，古人《桃花源记》也不过如此吧!我庆幸我的选择。
约一小时，船停泊在大队仓库边，三个青年笑面迎来，他们是大队美术组的成员。见过后，帮我把行李搬到另一条小船，去了第七生产队。我住一幢小楼内，年轻人忙开了，有的在床垫上铺稻草，有的支撵起蚊帐，也有为我倒开水喝……推开房间的窗子，蓝天白云在绿色田野上空延伸，一直展现到天际，那种广阔、那种深远让人心旷神怡，我顿时融入了天地之中……
很快我的到来人人皆知，说上海来了一个画家，是来画他们农民的。在村里无论走到何处都不用自我介绍，都叫我老师，后来知道我是《铁道游击队》连环画作者之一，更对我倍加尊重和亲切。我完全理解，他们这种尊敬不仅仅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整个知识和精神 产品的尊重，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体现。
至于劳动，我必须要认真对待，但是给我安排的都是不费劲的活，如脱粒时让我看住电源的闸门，晾晒麦子时拿着竹竿驱赶麻雀或者机船去镇上时让我随船走一趟。这哪里是劳动，纯属是照顾我的一种借口，我深深地感激他们。说来有趣，有一次生猪出栏，开船去食品收购站出售，我也去了。泊在收购站码头时，正值退潮，河岸自然抬升，不想一头生猪一滑从船板上掉进河里。当时我本能地跳到河里去抓猪，我的水性是很好的，三两下就游到生猪旁边，船上的人丢下一根绳子，我把它套在猪脖子上，船上人拽着绳子把那头猪拉到岸上。那时正是夏季，水温适宜，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影响，反而觉得好玩。这件偶发的事不想竟得到褒奖，都说画家下水救生猪，和所有人一样，我也喜欢听好话，很高兴。
邓小平复出开始整顿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当时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为了造声势，我与美术组三个人画起壁画来了，他们都是灶头画的能手。没有经费，他们带我到河对岸嘉善的一个小集镇清凉圩。那里有个染坊，要了点下脚染料，到大队弄到一瓶墨水，由我起稿，主题是农业机械化，丰收的欢乐等等。各个生产队墙壁上竟全都给我们画满了，村民们都说：“好看来。”很快公社政宣组长老顾来了，要我们去其他大队画，不想几场雨把壁画洗得干干净净。于是老顾要我们画在纸上，贴在木板上，到各个大队展出，并且安排资金购买绘画材料。他是公社主管宣传的，就制定了一个宣传提纲，要我负责创作。很快把我们调到了公社，在他办公室楼下大厅里进行制作。大队美术组的人发补贴工分，不影响他们的分配。我们把这件事作为政治任务，按照公社的要求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临回大队前，公社还宴请了我们。后来县里也知道了，文化馆来人与公社商量。要在枫泾办学习班，由胜利大队美术组为骨干"从全县抽调一批农村青年来学习、创作。大概办了三期，因为没有经过专业锻炼，没有条条框框束缚，所以画得很自由。百花齐放，风貌很新。利用休假期间我选中几幅带给分管美术组的市文化局副局长看，看后他很兴奋，连说好!好!并要我与金山方面联系，选一批画到美术馆展出。县文化馆得知后很高兴，我们决定就在现成的作品中选。后来，选中的五十幅在市美术馆进行展出。这是“文革”以来农民走上文艺创作舞台而受到重视的一次创举，而后又推荐到北京国家美术馆展出，受到国家文化部和专家的好评，并且把这些画叫做“金山农民画”，现在已是金山区的著名文化品牌。
回到大队我开始辅导美术组的三个人，讲授一些绘画知识，同时我仍按固定时间参加劳动。有一天在打谷场劳动当口，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踉踉跄跄向我走来，近来一看竟是出版社工宣队的葛师傅!雨后乡间小路的泥巴粘满了他的全身，他手里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根小棍，喘着粗气说乡间的小路太难走了!我立刻同情起来，说你从公社打来个电话多好，我会赶到公社见你。葛师傅说由于分别时间较长，实在挂念，就特意赶来看我，看来确实是关心我。他是上棉八厂的机修工，厂里的生活相对来讲是很优越的，自从踏进上层建筑，与我们一起在干校干了三年农活耗得又干又瘦，而且因为是“头头”，要起表率作用，个中的苦衷我是十分理解的。现在他无非受命来到这里，我怎能让他陪我一起劳动呢!好在社员都十分通情达理，说陪这位师傅去休息，场地这类活一会儿就能完成。要吃中响(饭)了，我的情况他一目了然，用不着我多说，中饭只有榨菜，也没其他菜，但吃得很香，他说这里的米饭好吃，没有菜也能吃三碗。下午他要赶回上海，可巧有便船去枫泾，就随船去枫泾，免得他再一次艰难的历程。
大约过了半个月，公社通知我，说你们单位有人来看你，我马上赶到公社，原来是工宣队长由那位“小头头”和葛师傅陪着来的。队长开口就训斥我：“要你到乡下，枫泾就是乡下，你怎么跑到那么远，让我们很不方便。”上海人有盲目的优越感，凡外地均称为乡下，这种小市民的劣根性也在这位队长身上出现，他的举动，让我上去扇他一耳光也不为过。我瞅了那位“小头头”，他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安排我去最穷最远的大队，正是他的决定。工宣队长接着说搬到镇上来。我明白了，这是葛师傅如实反映的结果。在此时，我看到“小头头”椅子背后有一个菜篮子，装着满满的鸡蛋。吃午餐时，赫然摆着大盘的猪血豆腐汤，一碗扎肉整整五块，还有一盘子豆腐干，我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小头头”送我到枫泾时，曾对老顾说枫泾豆腐干比上海的好，猪血烧豆腐一定非常好吃。他的示意老顾记住了，这次特意为他准备了当时的丰筵。他当时大口地吃着扎肉和不断地捞取汤里的猪血和豆腐的那个样，要是周立波见了准说：毫无教养。
让我离开胜利大队到公社去，老顾早有此意，现在由我们单位提出，他当然乐享其成。
枫泾小镇枕河而立，建筑有些年代，常住人口只有八九千。元朝建镇，叫“白牛塘”，后叫“芙蓉镇”，到了清代才改为“枫泾”，在枫泾我没有看到过枫树，为什么叫枫泾使我不解。因受吴越文化的熏陶，人们大多文质彬彬而谦和，又因黄道婆是松江人之故，纺纱织布在明清十分发达，几乎家家都纺纱织布，是当时布匹的集散地，曾兴旺过一段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因战乱不断，尤其是抗战，枫泾渐渐衰落下去。解放以后，从过去的无序建成了一个具备相当标准的小镇，凡关系到民生的，都十分齐全，在这里会感到生活很方便。
到了公社，我住在镇文化站的一幢老院子里，两个站长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人，他俩在插队时抽调到文化站，都是工人家庭出身，这一条是很重要的。另外他俩都具备高中学历，一个擅长文艺，一个是篮球高手，都是镇上姑娘们眼中的白马王子。文化站是镇文化口的单位，主管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一个是镇上笔杆子，另一个分管教育，他的名字有些奇特，叫一零一，是他名字的谐音(叶龄逸)，经常到文化站来，有关枫泾的种种信息都是他们四人传递出来的，我也逐渐对这个小镇的过去和现在有所了解，他们很赞同我对枫泾的感受，到现在他们一直是我的好朋友。
枫泾开市很早，从清晨―直到上午十点，车水马龙，四乡的人都在此时进行交易。最早的是茶馆，凌晨五时前已座无虚席，水蒸气与烟气迷漫在微弱的灯光下，只见一个个人影在闪动，三五分钱一壶的茶让他们得到满足。茶桌与墙上挂着他们的小背篓，这是交流信息的场所，什么消息均在此时由茶客散布到四乡，比喇叭(有线广播)更使人们相信。沿街的商店开始营业，街的两旁地摊一直伸向街的尽头，时令的蔬果，禽蛋，在供应紧张的那个特定年代让人眼睛发亮。在沿河长廊下的水面上，停满大小的船舶，鱼虾满舱，让人驻留着不肯离去。据说市区的贩子，上一天就到了，不用讨价还价就收购，转而赶上 火车回程，赚一些辛苦钱。十点过后街上人流逐渐散去。这时饭店和小吃店生意兴隆起来。依我观察，他们最喜爱的食品是炒鳝糊和小笼。到中午街上又恢复平静。
在镇上是我最清闲的时期，我开始安排时间进行专业学习和收集素材。每天清晨和黄昏去写生，捕捉不同时间的色彩变化。提着画箱背着画夹招摇过市，四周的人都投以惊奇的目光。七点去供销社吃早饭，这是老顾安排的，是他以前的单位，供应充沛，菜也烧得好。早饭后赶到茶馆，泡一壶茶。开始画肖像。喝茶的大多是农民，他们不习惯做模特，我知道他们的忌讳是迷信，但是茶倌与我相识，他见我打开画夹就主动当起模特来了。我们的农民兄弟都围过来看，顿时引起他们兴趣，但有一个条件要把画好的像送给他们，我答应可以，但第二天给。其实我是为了回文化站复制，原作自己保留。这种“交易”双方满意，对我来讲可以多画一些人，几乎每天十点后，我就回文化站去复制了，按那些农民的习惯尽可能画得像照片一样，每当把画作送到他们手里时，他们一再地感谢我。时间长了积累了不少风景小油画和大量的肖像画，这是从美院毕业以来，第一次能自己画过那么多的画。
我的专业在美术爱好者中是很受欢迎的。文化站正好给予我这个条件。枫泾镇这八千人的小镇无论发生什么事，不出两天全都知道了，那些爱好者都来探奇了，看到我的画，激起了他们写生的兴趣，开始跟着我写生，后来竟也拿着画夹与我一道画，穿街走巷，成了一道风景线。这些举动从镇与文化站的角度来看，是文化活动的新气象，因此十分支持，这就更加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四乡的农民爱好者，在劳动之余也到枫泾文化站来观看，有的也跟着画，我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的老师，好不热闹。
与我在上海隔室居住的程十发是松江人，祖一辈在枫泾，他理所当然对枫泾十分有兴趣，可巧在文革“批黑画”的浪潮中，他再一次受到批判，心情可想而知。他比我年长十多岁，我一向把他当成良师益友。在他极为苦恼时，我提出请他到枫泾小住一段时间，他欣然接受了。程十发到了枫泾受到了热烈欢迎，听着家乡话，吃着家乡菜，他的心情非常的好。吟诗作画说典故好不热闹。凡求墨宝的，他都当场挥毫，不是三尺的就是六尺的全张，估计起码画了三十多幅，尽管是急就之作，但毕竟是大家出手，多是精品。这些墨宝现都留置在枫泾人手中，确是一笔珍贵遗产。刘旦宅是我的同事，他十分倔犟，从不在批判中低头，在批黑画时他没有逃过。我不知他如何知晓我在枫泾，有一天突然在枫泾文化站出现，于是也住了下来，以他的名声，也同样受到欢迎。他这个人寡言，但为人真诚，只要你对他是真诚的，他会加倍地对待你。他对绘画事业十分执著，有一次，出枫泾火车站时，看到站前池塘里盛开的荷花，提出要进入荷塘去看荷花，枫泾乡亲弄来一个探莲盆，用竹竿推着他进入池塘中央，满足了他的愿望。在那里他呆了好长时间，而就在他准备上来时，探莲盆不听使唤，他上不来，这时还是乡亲挽着裤脚管，下池艰难地蹬到他的面前，推着木盆到岸边，他才回到岸上。这件事让刘旦宅大为感动，回到文化站也没说什么感谢的话就作起画来。本以为他要画荷花，但出手的都是他经常画的人物、花鸟等，他不等别人开口，每人一张，童叟皆有。而后负责美协的吕蒙与夫人黄准也来枫泾看我，那时正值春季，我烧了一锅咸肉竹笋，加上新米饭，他夫妻俩儿不要说有多快活。陆续我的老领导李槐之、画家顾炳鑫、赵宏本、钱大听，还有浙美(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也是我的同学――肖峰和他爱人也来了’老友汪观清更是隔三差五地来枫泾小住，郑家声也以下乡创作为由，来到文化站与我同住同吃同创作。后来出版社又派来两位青年，要我带他们学画。一时间枫泾成了_上海画家的乐园，走在街头人们都叫我韩老师，我们已彻底融入了枫泾。
“四人帮”粉碎后，本可以回上海去，但因为这份感情，我们留了下来。那时各地兴起乡办企业，公社党委书记与我闲聊时谈起这件事，我记在心里。一次偶然机会，一个熟人来看我。他有很多工厂的朋友，答应帮忙想想办法。不久，金星电视机厂有些部件需要加工，在他的牵线下，枫泾办起了一家电子元件厂，名字很好听，既与农村有关，又与日本企业的名字相连，叫佳田制造有限公司。金星厂派师傅去指导，厂部就放在公社大礼堂，很快企业就上了轨道。那时公社对引进人员有奖励政策，公社派人到上海送来两万块钱。我当场拒绝，但送钱的人硬把钱留了下来，说这是他们的任务。我总觉不妥，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我与儿子赶到枫泾把钱退回去，公社党委书记再三解释，但我还是没有接受。在我困难时枫泾人民接受了我，还为我创造了这么好的创作条件，是枫泾的―方水土养育了我，这种感情是用多少钱都换不来的，这才是最珍贵的。听了我这番话，书记就收回了这两万块钱。后来这家厂建厂房时特地盖了一幢小楼送给我，我也没要。又过了_一年，公社专门研究向县里批了一块地给我，说我与枫泾有感情。送给我盖幢房子，让我当真正的枫泾人!对此我十分感激，但我还是没有明确表态，我说放在那里以后看条件再讲。据说。这块地后来在扩建枫泾镇农家乐时用掉了"我对此没有什么不快，看到枫泾的发展我由衷地高兴。
我对胜利大队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直想为他们做点事。那几位美术组人员更是可教之才，说也巧，当时恰好我的老领导赵坚调任书画社社长。有这层关系，请他帮助从大队调几个人来学裱画，他一口答应并很陕通知我派人去。书画社裱画车间的师傅，均是荣宝斋调来的老师傅。我以前与其有过交往，他们对这三个青年教得特别认真。三个月后，他们回到大队办了一个裱画作坊，业务均由书画社派下来，以后又接到古籍出版社的业务。我与大队书记商量，赚到的钱作为大队基金，在分配时弄一部分提高工分值，他欣然接受我的建议。程十发回到上海画院官复原职后，听说这里办起了裱画作坊，极为高兴并把画院的画交给大队去做，业务不断扩大，收入也逐渐提高。随着时间推移，现在裱画作坊已成历史，他们大都自己开业了。其中一位叫龚明华的，现在已是上海裱画业一流的裱画师，不但能高质量地裱一般的画，还能修补古画，在画家圈子里很有声誉。
回上海不久上海大学成立。我们社长被调去筹建美术学院，并把顾炳鑫与我抽调过去。我被安排到系里担任一个副职，兼任美术创作研究所主任。送走三届莘莘学子我也到了该退休的年龄，我突然想起老子的一句话――“功成身退天之道”。六十刚过，我就打了退休报告。退休后我就去了大洋彼岸――美国，在纽约一呆就是八年。油画在我国是舶来画种，我的目的很简单，就像唐僧一样去取真经。“天堂生活”总算领教过了，时间长了就觉得哪里都差不多。本想呆三年回来，可亨特学院温维尔教授帮我弄到绿卡，这在当地是移民趋之 若骛的东西。这样又过了三年。久而久之乡愁扰得我不得安宁，尤其想到枫泾这段生活，我实在放不下。那时正值移民局要我办入籍手续，想到入籍就成了黄皮肤黑眼睛的二等美国公民，民族的尊严占据了我的脑海，我们的祖国虽有不足之处，甚至对我等有不公之时。但我的成长还是祖国给予的，我应该回报祖国才是，想到这些，我便下了决心回国。
其实在纽约时，我画什么?怎么画?年轻时我对法国巴比冲画派十分喜爱。小荷兰画派维米尔表现城乡生活的作品也强烈地吸引我，在纽约的那段日子，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在大都会博物馆存放的原作。我想到了要画枫泾，这是再好不过的借鉴，同时受现代平面构成的影响，我开始画起来。
想到“文革”时期枫泾曾有上海画家云聚，并留下了大量的画，对金山来讲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我渐渐产生了收集留在枫泾人手里的画，出一本画册留给后世的想法。这事非我莫属。巧的是，金山县委宣传部正有此意，便一拍即合，由我组稿，从编辑到出版忙得我够呛。终于出版成《丹青蕴情》画册。在枫泾。我的一个农民学生，搞建筑公司，富裕了。他还想继续学画画，并特意把一幢小楼重新装修，要我去住，去作画，他可以向我学画。那里环境虽好，但我枫泾朋友太多，经常拜访我，一坐就是半天，耗时太多，我便构图时到枫泾，制作回到上海，这样我创作时间得到保证。《吴根越角画当年》就在他们的参与下完成了目前十二幅，依他们还要我继续创作下去，他们毕竟是当地人，自然知道的枫泾风情比我多。我长期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创作连环画的艺术形式就是要老百姓看得懂。而后在纽约博物馆更让我感悟到，凡看得懂的名画都挤满着观众。所以我创作就走“老百姓看得懂”这条路，但决不能画得俗气。这十二幅组画我这些朋友们看了都很满意，其中也汲取了他们的一些见解。
画《吴根越角画当年》的目的，就是要给枫泾留下一个历史的记录，让后人对那段历史有个形象的认识。
那段生活对我十分重要，每当想起她就会产生流连忘返的感觉，有时不知不觉地会沉倾在那段美好的回忆中……尽管那个年代有些苦涩，但在那里我享受到了人间的温暖，我――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得到了尊重。这一切都要感谢枫泾人，他们没有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自己处事的立场和为人之道，这便是吴越文化传承的最好见证，值得深思!
最后用一句名言结束这篇文章。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组画《昊根越角画当年》(部分)长廊早市
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清晨和煦的阳光下，长廊抹成金黄色。四乡的农民来来往往，都在这一刻来到镇上。在长廊汇成人流，都按各自的需求办着自己的事，他们从容不迫而生机勃勃，形成古镇特有的景观。
桥
小镇河网密布，风格各异的桥梁串联着街道和小巷，从桥上望去，车水马龙如同天降，天人合一，犹如天上宫阙。
茶馆
休息沟通的场所。枫泾中老年农民，习惯凌晨赶赴镇上的茶馆喝早茶，几分钱泡一壶茶。坐在条凳上边品茶边抽烟，悠然自得。老虎灶的水蒸气和喷出的烟气，形成了浓雾，看上去似乎人影在晃动，交谈声杂而不噪，各谈各的话题，轻松自然，精神饱满。茶馆是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场所。
农贸市场
枫泾最热闹的地方是市场，自产的时令蔬果、打网的野生鱼虾、家养的禽蛋产品，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沪杭普客
铁路沪杭线是枫泾人出行最便捷的工具，去市区，去附近的松江和嘉善沿线的小站，探亲访友或购物。
列车一停靠，列车员打开车门站在站台上，目送着不慌不忙走出车门的旅客，这其中大多是农民，有的提着篮子、有的驮着大包、有的拎着小包，也有挑着担子的。靠着站外的荷塘，小孩依站台的外沿，观望着下午的热闹。这就是枫泾小站的特色。
班轮
枫泾地处河网地带，农民出行基本上是靠舟楫，每天都有小客轮经过沿线的村庄，农民上镇或到邻里四乡。均在小码头上坐船，每当班轮一到，宁静的氛围就会划破，上上下下的乘客就会忙碌起来，场面十分热闹。
喝老酒
一天劳作下来该犒劳自己了，喝碗老酒活活血，饭堂摆在河沿的小院中，几碟日常的小菜，享受黄昏时刻最惬意的农家乐。
说书
评弹和说书在杭嘉湖和太湖一带是备受欢迎的娱乐。下午，评弹迷、书迷便把书场围得水泄不通。在枫泾就有两处茶馆演出评弹，走穴的评弹演员，大都夫妻档，一个镇一个镇的巡回演出，收人颇丰，每场演出按常规分成，因此，这个行业曾久持不衰。
卖猪
枫泾的黑毛猪是享有声誉的品种，每日上午，四乡的农民摇船到生猪收购站，销售过程很有讲究，过秤后，要估算生猪的出肉量，这时收购站的“看猪”人可就成为卖猪人讨好的对象，敬烟是套近乎不可缺少的行为，这位“看猪”人拿着剪刀在猪背的鬃毛上剪上几刀，以示出肉率的多少，然后高声一喊，开票员便出一个单子，农民凭单去结账领钱。这是卖猪的全过程。
上海牌手表
年轻人崇尚时尚，尤其手表更具诱惑力，表票成为抢手货，花尽招数弄到表票，均以最快的时间去购买，马上戴在手上，并尽量展现在人流较多的场所，以取得路人羡慕的目光。
浴室
枫泾人叫泡混堂，能在这里享受的多半是镇里人，设备与服务和市区澡堂区别不大，只是简陋些，每到晚上是客流的高峰，有时要排队等候。
纳凉
镇上沿河的街前，夏日的傍晚，人们都集聚到这里享受河上清风带给的凉意，放松了紧张的身体，做着各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