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至今还没有结论。论战双方的一个共同点被众多的研究者忽略了，这就是双方都认为一个“玄”字可以代表中华文化。正如一个“科”字不能代表西方文化一样，一个“玄”字无论如何也代表不了完整的中华文化。道生万物，道玄物不玄。形而上之道对应形而下之器，道玄器不玄。玄妙之道，体现万物之中，体现在道器转化之中。在天地起源问题，中华先贤没有造神，而是创建了一个阴阳之道。在如何生活问题上，中华先贤没有依赖神的恩赐，而是用发明创造先进的器具来创造幸福。在中华民族开端之处，贤哲们的丰功伟绩大都体现在器具的发明创造上。道在中华元文化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器具之“器”可以与“道”字相并列，从源头上说，中华文化应该是道器并重的文化。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先进的文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应该是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遗憾的是，”科玄论战”的双方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正如大树不能没有根一样，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辉煌，中华文化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一、问题
上个世纪20年代，对中华民族命运持同样关心态度的学者们发生了一场至今还没有结尾的争论，这就是著名的“科玄论战”。
论战的序幕是从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开始的，演讲的题目是“人生观”，其中谈到“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演讲稿随后在《清华周刊》上刊出，张君劢的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阅读后，勃然大怒，反问“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先是舌战，继而笔伐，撰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刊登于《努力周报》。――论战正式开始。之后参战的学者主要有胡适、梁启超、张东荪、吴稚晖、范寿康、孙伏园、朱经农，任叔永等。陈独秀、瞿秋白这两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以公允的姿态发表意见，实际上却明显地倾向于科学派一方。这场论战，有人认为张君劢与挚友丁文江打的只是先锋，论战双方的主帅实际是梁启超与胡适。论战的实质，则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与冲突。笔者重新陈述这些，并不是为了“炒剩饭”，而是为了提醒读者应该注意这样两个事实：论战的双方都是真正的学者；这次论战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争鸣。
争鸣的是学术，心忧的是天下。面对西方的日益强大与中华民族的日益落后，“为什么会这样”是论战的双方所思考的同一问题。“今后应该怎么样”则是论战双方的分歧所在。笔者同意黄玉顺教授的评价，即论战的双方“力求从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高度上，来对现实社会人生问题做出解答”。
关于论战的具体内容与具体过程，学者们已有详尽的论述与高明的分析，笔者不再做多余的关心。笔者此处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个“玄”字真的能够概括中华文化吗？一个“科”字能够代表西方文化吗？本文议论的重心偏重在前一个问题上。
笔者认为，正如一个“科”字不能涵盖西方文化一样，一个“玄”字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了整个中华文化。论战的激动已成为过去，现在需要的是小心求证，而求证问题需要的是严肃的数据，所以，下面的议论，笔者尽量少用个人的认识，而尽量采用原始证据说话。
二、“玄”字溯源
一个“玄”字到底能不能作为整个中华文化的代表呢？这首先需要对“玄”字进行追根溯源。
《周易》位于群经之首，“玄”字溯源理应从《周易》开始。《坤》卦上六爻辞之中出现了“玄”字：“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文言》把“玄黄”二字解释为两种颜色：“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天色为玄，地色为黄。《周易》里的一个“玄”字，所表示的只是一种颜色，没有其它特殊意义。
《尚书?舜典》中最早出现了“玄”字：“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孔传》：“玄曰幽潜。”玄德，所指的是幽潜之德。这里的“玄”字，多出颜色之外的一重意义，但并没有特别意义，《尚书?禹贡》中两次出现“玄”字，但都是表示颜色的――黑色绸子与黑色美玉。《禹贡》的结尾一句为“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说的是大禹治水成功之后，被赐了一块玄色美玉。这里的“玄”字，同样没有特殊意义。
《尚书?武成》：“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周王东征伐纣，受到了人民的欢迎，男男女女用竹筐承着玄、黄二色的丝绸来欢迎周王。这里的“玄”字，表示的是颜色。
《诗经?周南?卷月》：“陟彼高冈，我马玄黄。” 这里的“玄黄”，有两种解释：一是解释为疲惫之马本身的颜色，如孔颖达《正义》：“玄黄者，病之变色也。”二是解释为马驮着主人爬上高高的山冈，因疲劳过度而眼花缭乱，出现了视物模糊的情况。无论那一种解释，“玄黄”之意义仍然在颜色上。
《诗经?豳风?七月》：“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八月织麻布，染成玄、黄两种颜色，然后为公子做成衣裳。这里的“玄”字，意义仍然在颜色上。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传说简狄女因吞燕卵而生契。契者，商朝开国之君也。如果说，玄鸟具有神秘意义的话，那么，神秘的是燕子，而“玄”字的意义仍在颜色上。
《仪礼?士冠礼》：“兄弟毕?玄”。郑玄注：“玄者，玄衣玄裳也。”少年步入青年，才有资格穿上黑色的衣和裳。玄，黑色也。
《礼仪?曲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这里的玄武，所指的是星象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孔颖达疏：“玄武，龟也。”星象北方七宿，形象相似于大龟。在儒家文化与中医文化里，以五色青赤黄白黑对应五方东西南北中，黑色对应的是北方，所以，大龟被定位为黑色。
《论语?尧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里出现了“玄牡”一词。“玄牡”是商汤祭天时使用的黑色的公牛。玄，黑色也。
《尔雅?释天》：“九月为玄。”这里的“玄”字为农历九月的别称。
《说文解字》：“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
东晋医学家、哲学家、炼丹化学家葛洪在一个“玄”字上赋予了重大意义。他说，玄为天地之前的状态，自然演化是从这里开始的。葛洪号抱朴子，存世著作有《抱朴子》和《肘后方》。《抱朴子内篇?畅玄》：“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
通过追溯可以知道，在《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礼记》这几部经典里，一个“玄”字的主要意义集中在颜色上，其次还蕴涵有幽潜、幽远的意思，无论那一重意义都不足以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虽然东晋葛洪以“玄”为“自然之始祖”，但葛洪的重大贡献在中医、中药学的延续与化学开端上，文化研究、哲学研究中以葛洪的认识为重要依据者几稀，所以，如果硬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浓缩在这样一个“玄”字里，似乎是不妥当的。
三、玄学溯源
“玄”字之外有玄学，那么，玄学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中华文化的本源还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关于玄学的兴起与根源，学者们的著作里有丰富的介绍，为尽量公允而避免偏颇，关于玄学的界定，笔者以两岸出版的《辞海》与《大辞典》中的介绍为准。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辞海》对玄学的来龙去脉有如下的诠释：
魏晋时代形成的主要哲学思潮。主要是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衰微的两汉经学。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辩形式。玄学家大都是所谓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举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为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在“清谈”中，虽然也有人（如嵇康等）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依然维护着儒家的伦理观念。魏正始年间，何晏作《道德论》，王弼注《老》《易》，皆提倡“贵无”，认为名教（伦理纲常）出于自然，主张君主“无为而治”。其后魏晋之际向秀和晋郭象注《庄子》，也认为名教和自然一致，封建秩序是天理的自然；但认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裴?作《崇有论》，更明显地与“贵无”说相对立。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张湛《列子注》，显然受佛学影响；般若学各宗，则大都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经。于是佛学渐盛，玄学渐衰。
台湾三民书局编撰出版的、由广州516邮政信箱选印的《大辞典》对玄学有如下的介绍：
指道家玄妙之学。南朝宋文帝立国学为四，其一为玄学。唐将玄学列于学官，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称为道举。见《宋书?何尚之传》《新唐书?选举志上》。……特指东方之形上学。如魏晋玄学。
《辞海》《大辞典》对玄学的诠释是有差别的。《辞海》认为玄学指的是魏晋时代“贵无”与“崇有”两派合而形成的哲学思潮。《大辞典》则认为道家学说的本身就是玄学，魏晋玄学不过是道家玄妙之学的演化。
如果按照《辞海》的解释，玄学所指的是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潮，那么，这里就有了一个新问题――魏晋时期的一股哲学思潮能够代表完整的中华文化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魏晋之前，中华文化已经光辉灿烂。魏晋之前有秦汉，秦汉之前有诸子，诸子之中已经有了儒家与道家，所以，论中华文化如果以魏晋的一股思潮为标志，完全是不应该的。
如果按照《大辞典》的解释，玄学所指的是道家文化。那么，就产生了另两个新问题：一个“玄”字能容纳下道家文化吗？道家文化又能完全代表中华文化吗？
四、有无一体为玄
一个“玄”字是不能够涵盖道家文化的！因为老子论玄，既不贵无，也不崇有，论的是有无一体。《道德经?第一章》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为众妙之门，众妙之门即生生之门。玄，其结构一分为二：一为无，一为有，有无一体合二而一谓之玄。无，并非现代人所理解的绝对虚无之空间，而是充满无限生机的生生之源。无之处是物理世界与物质世界的转折点亦即无中生有的转折点。无位于有之前，无之处存在着生生之理即天地万物演化之理。有位于无之后，有为万物组成的物质世界。玄而不玄。玄本身熔融于有无一体之中，然后体现于天地万物之中。
与众妙之门相似的还有一重门――玄牝之门。《道德经?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玄牝之门为天地之根，天地万物从此门诞生。这个发源地，在老子的视野里，生生不息，连绵不断，永无穷尽。
在《道德经》里，与“玄”字相似的还有一个“道”字。道与玄一样，为生生之道。《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生万物并没离开万物，所以，万物负阴而抱阳。道赋存于万物之中，广大至于天地，肮脏入于屎尿。
在《道德经》里，还有好几个与“玄”字近似之辞，例如大、大一、大象等。这些词语虽然字面不同，但实际意义相通。天地从这里诞生，万物从这里演化。这里是数字变化之处，一生二、二生三的巧妙变化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道德经》论无，论出的是无处生有。《道德经》论玄，论出的有无一体。玄为众妙之门，众妙之门为生生之门。玄之大妙，妙在有序之生生上。
《道德经》两次出现“玄德”一词。生万物、育万物，而不占有万物，此为玄德。如此之“玄”，有幽深、玄远之意。玄德为自然美德，也是人应该效仿的美德。《道德经?第五十六章》出现了“玄同”一词：“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玄同”之“玄”，是智者守拙之德。智者不夸夸其谈，夸夸其谈者不是智者。谨慎言语，谨慎门户，挫掉自己的锐气，隐藏自己的光辉，混同自己于尘世之中，如此之德，谓之玄同之德。从自然的美德到人之美德，玄之大妙，妙在做人的参照目标上。
玄处有器、室之哲理。《道德经?第十一章》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无巧妙组合产生了车辆、器皿、宫室。玄之奥妙又多出了新的一重含义――发明创造的哲理。
《庄子》里多次谈到道技、道术之间有着源流关系。庄子认为，道为技之源、道为术之源。庄子通过庖丁之口说出了“道，进乎术矣”。庄子通过驼背老者之口说出了“承蜩有道”。道可以用于解牛，可以用于承蜩，同时，解牛之道可以转化为养生之道，承蜩之道可以转化为教学之道。道处可以生技，可以生术，还可以生出各式各样的器与室。道之处、玄之处隐藏着万物生生之理，隐藏着人生如何度过之理，还隐藏着发明创造之理。
站在道家文化之内看“玄”，一个“玄”字不能涵盖整个道家文化。站在道家文化之外看道家文化，道家文化也不能够代表整个中华文化，因为道家文化之外还有儒家，儒道两家之前中华文明史已经有了两千五百年。是中华文化孕育出了老子与孔子，而不是老子与孔子创造出了中华文化。老子与孔子是中华文化的受益者、继承者与发展者，但中华文化的本源远不在老子与孔子这里。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为先。”（《文心雕龙?原道》）中华文化起源于八卦、太极，这是历史的共识。如果以太极为“人文之元”，那么，问题还可以继续追问――中华文化的本源之处即中华元文化用一个“玄”字能概括吗？
五、“道器并重”的文化
中华元文化应该是“道器并重”的文化。
从源头上看，我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有两大重要区别：一是特别善于发明创造；二是在天地起源问题上没有造神。发明创造的哲理集中在一个“器”字上，天地万物演化的哲理集中在一个“道”字上。
先谈“器”。《圣经》中的亚当与夏娃，一出生就有了属于自己的伊甸园。伊甸园是丰美的，里面应有尽有。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代人为黄金一代，黄金一代的人在神的恩赐下过着与神一模一样的幸福生活。亚当、夏娃与黄金时代的希腊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都不需要动手动脑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中华大地上的中华民族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不但没有伊甸园，而且还面临着这样恶劣的局面：天上有漏洞，地上有洪水，水中有蛟龙；日常生活中没有火，没有房子，没有粮食，没有衣裳，没有车船……要想过上幸福的日子，需要人去补天，需要人去治水，需要人去除蛟龙之害，需要人去取火、去筑巢、去发明衣裳、去创造车船、去种植五谷……所以，在中华民族的开端之处，出现的是一系列有关发明创造的人和事：《淮南子?览冥训》中有“女娲补天”的故事，《管子?轻重戊》《韩非子?五蠹》中有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的故事，《周易?系辞下》记载了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发明网罟、耒耜、衣裳、车船、臼杵、宫室、弓矢、宫室、书契的故事，《尚书》与《诗经》中记载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记载了后稷培育五谷的故事……万能之神没有光临中华大地，没有降福于中华民族，幸福生活必须由自己来创造。创造幸福生活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纯粹用体力；二是体力与智力相结合。中华先贤所走的是体力与智力相结合的道路。当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火之时，东方的燧人氏早已用智慧从木头上钻出了火。不同故事，反映出了不同的行为特征，实际上也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特征。动脑动手发明出各式各样的器，然后用各式各样的器与克服生活生产中所遇到的各式各样的困难。从《管子》、《易传》、《韩非子》中可以看出，每一件新器具的出现都会给人民带来幸福，每一件发明创造都会推动天下向前进一大步。中华先贤把一切先进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自卫武器简称为“器”。商朝之前的贤哲迟任，就明白了一个条哲理“朋友是旧的好，器是新的好”。所以，《尚书?盘庚》中留下了一句常看常新的格言――“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经验可以导致新的发明创造，哲理同样可以导致新的发明创造。如果说经验导致的发明创造往往带有偶然性、单一性的话，那么，哲理导致的发明创造往往带有前瞻性、系列性、循序渐进性与触类旁通性。所以，中华先贤既重视具体的发明创造，更重视发明创造哲理的总结与归纳。《周易?系辞传》中出现了发明创造的系统哲理――“尚象制器”。一个“象”字具有双重重要意义，一是天地万物所表现出的形象之象，二是从形象之象中所归纳出抽象之象――卦象。形象之象大到天地，小到猫、狗、鱼、蛇以及一花一叶；抽象之象有太极、有八卦与六十四卦。形象之象千奇百怪且日新月异，抽象之象包罗万象简单而深邃。所谓“尚象”制器，就是仿照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本身以及这两种象所揭示出的原理去进行新器具的发明创造。
再谈道。同时打开世界上影响最大、最悠久的几部经典，第一页上的问题几乎是一个问题，即天地万物与人的来源问题。犹太人的祖先用一个万能的上帝、阿拉伯人的祖先用唯一的真主回答了天地起源问题。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把水、气、火、土这些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当作了万物的本源。释迦牟尼以内因之因与外因之缘这两种因素解释了万物起源。惟有我中华先贤则用阴阳两种抽象符号解答了天地起源问题。阴阳先是以两爻的形式出现的。文字出现之后，一阴一阳被界定为道。在《周易》里可以看到，天地万物形成于阴阳两种元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有三种表达方式：一是阴阳两爻的有序变化，变出了八卦，变出了六十四卦；二是数字上的有序变化，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三是文字中的有序变化，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道和上帝在造物功能上就有相同的意义，这里就是生生之源。中华先贤面对茫茫宇宙问“为什么这样”，答案中没有万能的上帝，而是给出了一个自然之道。――道，是宇宙观
正如《圣经》主张人法上帝一样，中华文化主张人法道。《圣经》与《周易》的表达方式不同，实际意思是一样的：只有生生之源，才有资格成为人的效法对象。“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如是说。“人法天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如是说。道中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中华先贤面对茫茫人生问“应该怎样”，同样结论在一个“道”字上。――道，又是人生观。
生生之道之中既蕴涵有如何做人的道理，又蕴涵有如何做事――发明创造的道理。上帝反对人的一切发明创造，人至今不能、永远不能赎清的原罪，就是因为老祖母利用无花果制造了最简单的衣裳。同样的人，不同的语言，是因为造通天塔被上帝惩罚的结果。道不但不阻止人的发明创造，而且从各个方面、在各个领域内启迪人们去尽情地进行发明创造。道、器之间是可以转化变通的。《周易?系辞传》两次谈到阴阳之道与制器之间的源流关系：其一，“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其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在认识道、崇尚道的基础上，运用道所揭示出原理创造器，这是源头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大地上最早产生出的天文学、礼乐、中医学、中药学、军事学、建筑学、数学、围棋以及炼丹术即基础化学均是以阴阳之道为母源。道，既可以化出文明之人，又可以化出先进之器。――道，是文化与科学的统一体。
道之理体现在昼夜变化之中，体现在春夏秋冬四时循环之中，体现在草木鸟兽繁殖成长之中，体现在选贤任能的有序更替之中，体现在自强不息的求新之中，体现在事物先后秩序之中，体现在理论的创建与器具的发明创造之中……文字中的变化之道告诉人们一种与时偕行、易穷则变、唯变所适的思维方式。更为奥妙的是，变化之道还体现在阴阳两爻的无穷变化之中。阴阳分裂而变是变化的法则。法则是一定的，但阴阳交互变化的方式是可变的。阴阳两爻在八卦中的位置稍有移动，就会引起无穷的变化。中华先贤名下之所以记载有那么多的发明创造，与这种变化的思维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从本源上说，中华文化应该是道器并重的文化，正是这个“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一个先进的、文明的、强大的中华民族。
六、“器”的失传与“道”的变质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状态与文化有关的话，那么，中华民族先后两种截然相反状态――先进与落后、强大与挨打――说明了中华大地先后曾经出现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即孕育先进的文化与孕育落后的文化
如果说，“道器并重”的文化是孕育先进的文化，那么，可以推理出与之相反的文化即孕育落后的文化为“无道无器”的文化。至此，一个需要认真追溯的新问题产生了：“道”、“器”二字到哪里去了？笔者的答案是：一个“器”字失传在老子这里，一个“道”字变质在董仲舒这里。
老子崇尚道而反对器。老子认为一切先进器具都是有害的，所以，既反对使用现有的器，也反对再发明新器具。老子把“追求什么与反对什么”的两个目标清楚地写入了《道德经?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老子最高的理想。问题严重的是“你不往并不等于他不来”。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如此“小国寡民”根本不可能长久存在。《周易》爻辞里，多处记载了战争；六十四卦中有象征军队与战争的《师》卦。战争可以是与外族的战争，也可以是内部的战争。《师》卦的排列位置非常有意味――《需》《讼》《师》，《需》卦象征饮食之需，《讼》卦象征诉讼，这一排列顺序隐含了这样的哲理：饮食物质分配不公会引起诉讼，诉讼解决不了问题会引起战争。《易》理告诉人们，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防止战争、保卫天下和平最有效的手段是发明出先进的自卫武器。正如《周易?系辞下》所言“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没有先进的“弧矢之利”，就没有威慑侵略者的天下之威。中外历史证明，《周易》关于用先进武器制止战争的哲理，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四大文明古国，均遭受过外族的侵略。古埃及与巴比伦被波斯帝国所灭；古希腊先后多次被外族所侵占；坚固万里长城，并没有挡住成吉思汗的铁骑；慈禧太后并没有到八国去，并没有影响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科威特一日之内被伊拉克占领，美国几日之内进入了巴格达，无数事例证明，没有先进的自卫武器，无论是寡民之小国，还是庶民之大国，就有被消灭的危险。老子开口反对器，孔夫子也闭口不谈器，两位贤哲都主张对人、对天下都应该文而化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两位贤哲的家乡――齐、鲁与楚统统屈服在了暴秦的长矛之下。只有道与礼，没有“以威天下”的器，结局就是如此。秦赢政吞并楚与齐、鲁，距老子出关的时间距离并不远。
一个“器”字被老子所否定，中华文化在老子这里就发生了残缺，“道器并重”的文化变成了“道器分离”的文化。“器”字的失传，使一切发明创造失去了在理论中崇高地位，以至于后来大多数读书人完全忘记了能够与道并列并重的一个“器”字。
一个“道”字变质在董仲舒这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写到：“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正是这里，把“一阴一阳之谓道”变质为“阳为阴纲之谓道”。
道的变质，使中华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质。中华先贤创立阴阳之道的目的，首先是解答宇宙发生论的，其次是解答人生参照坐标的。阴阳虽然名字上两分，实际上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始终处于相互作用之中。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书中以及皇帝面前反复说过一句非常荒谬的观点：“阳常居大夏而生育长养万物，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这样褒阳贬阴的谬论，与《易》理相背了十万八千里。中华先贤以阴阳之道论人际关系，强调的是合和、平衡、互助、有序。董仲舒以“阳为阴纲”论人际关系，论出的是三条大纲，“三纲”强调的是奴隶式的服从与屈从。按照笔者的理解，中华大地上之所以产生周而复始、循环不休的灾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本源之道的变质。因篇幅限制，详细的讨论本文不能展开，此处仅就道与君、道与人的关系谈两点看法：其一，本源之道，位于君王之上。为君之前，要接受“选贤与能”的检验。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都是以贤者、能者的身份进入经典、进入历史的。为君之后，政绩的优劣要接受“道”的评判，一旦被批评判为“无道”，那么，君王之职就失去了合法性。而变质之道，道等同于君王。“三纲”之道，体现在对君、父、夫的服从上，首先体现在对君王的服从上。变质之道首先使天下人失去了对贤者、能者的选举权，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像刘邦这样无赖的胜利者以及像刘阿斗这样的具有帝王血统的低能者；其次，使天下人失去了对君王的评判权。夏之后的家天下，虽然延伸在实际之中，但并没有在文化中得到认可。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把家天下放在了与天下为公的对立面，墨子在《尚贤》中反复强调应该选择贤者为天子，孟子也多次强调君权应该民授。“三纲”之道，使天下人彻底忘记了“选贤与能”，使家天下在文化中找到合法的地位。其二，本源之道育人，育出的是求新之人，育出的是自强不息之人与表里如一之人。求新之人、自强不息之人不依赖上帝之恩赐，会用智慧取火，会用智慧筑巢，会用智慧创作八卦，会用智慧创作历法与历，会用智慧制作各式各样的先进器具以及五谷良种。表里如一之人，可以以道、以自身利益为标准判断君王政绩的优劣，然后心口一致地去歌颂、去批评。《诗经》之诗，是表里如一的人做出来的。即使上帝有过，《诗经》时代的人民照样敢于批评。“三纲”之道育人，育出的是奴性之人，育出的是墨守成规之人，育出的是表里不一之人。“三纲”之后，中华文化里多出了这样三句格言：“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为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三句格言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愚忠之臣、愚孝之子与愚顺之妇。历朝皇帝面前的歌颂者，往往是口蜜腹剑的小人。廉价的歌颂，真实目的是满足私欲。“三纲”严重束缚了人的求新欲望，以至于墨守成规成了时尚。器的转化与变通，“三纲”根本没有涉及，直接后果则是具有世界领先意义的原创性发明创造越来越少。
董仲舒所创建出的道与本源之道相比，有真伪之别。伪道被整个中华民族接受之后，实际上就等于整个民族已经丢失了本来的文化。
“器”的失传与“道”的变质，这个本来应该认真讨论的问题，非常遗憾的是，“科玄论战”中的双方都没有涉及。
七、两句名言与两个事实
一个“科”字能够涵盖西方文化吗？科学与人生观之间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关系？笔者不做展开讨论，这里只引用爱因斯坦的两句名言与两个事实来说明问题。
（一）爱因斯坦的两句名言
1.“因为科学方法所能教给我们的只是，事实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又是如何制约的。……有关是什么的知识并不直接打开通向应该是什么之门。人们可以对是什么有最清楚最完整的知识，可还是不能从中推论出我们人类渴望的目标是什么。客观知识为我们实现某些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但是终极目标本身以及对实现它的热望必须来自另一个源泉。”（《科学与宗教》）
2.“我们犹太祖先，即先知者，和中国古代贤哲们了解到并表明：铸就我们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目标的产生与确立。这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内心不断的努力摆脱社会的、具有破坏性的天性，使人类变成一个自由幸福的群体。”（《人类生存的目标》）
（二）两个事实
1.据1980年《大英百科全书》统计，世界上宗教信徒约26亿人。1990年，据《大不列颠统计年鉴》统计，世界上宗教信徒人数为41亿人，占当年全世界人口52亿的4/5弱一点。
2.工业革命仅仅300年，人们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天上有臭氧层黑洞，地上有工业废水，天地之间有被污染的空气，菜篮子里有残留农药毒素的水果、蔬菜、牛肉与鸡蛋……
八、重新认识中华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无根的民族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呢？20世纪初，德国人海德格尔说了一个令人非常伤感又难以忘怀的答案：“茫然无家可归”。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失去文化的中华民族，岂至是“茫然无家可归”，而是必须承受着王朝更替带来的周期性大灾难。
“为什么病成这样”，这是“科玄论战”双方所思考的共同问题。“如何医治这个病”，双方在“药方”上发生了分歧。争论中由于情绪的激动，以至于后来把本来的问题弃于脑后，反而把争论本身当成了主题，并没有从源到流认真认识一下中华文化，并没有把元文化与变质文化区分开来，这在后人看来是不应当的。笔者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完全用外来文化取代中华文化，那么，世界民族之林中还会有一个中华民族么？如果用民族文化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真正的中华文化又在哪里？
笔者希望，重新出现类似于“科玄论战”那样真正的学术争鸣，但要避免那样的激烈的方式，大家用平静的心情、平静的态度，来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然后找回真正的中华文化。用真正的文化培育出真正意义上的人，用真正意义上的人创造出真正意义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