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活着—余华《兄弟》书评
活着
——读余华《兄弟》
作者：丁洲
《兄弟》分上、下两部，讲述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重新组合成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
——摘自《兄弟》网络评论
（一） 有关人性
我在读书时有这样一个标准，评价一个人物的塑造是否成功，就看作者对他性格的刻画是否真实而精确。人性诚然不是可以简单描述出来的东西，而好作品的字里行间，往往可以展现出那种让人心醉神迷、同时又振聋发聩的复杂性来。
在余华的《兄弟》里，只有一个绝对化了的人格，就是两兄弟的父亲宋凡平。他作为一个理想人格出现，代表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具备所有可歌颂的品质：善良、乐观、坚强、幽默、有原则、责任感。小说里所有有关宋凡平的情节，无一不增添了这个人物的魅力。这也就使他后来在文革中遭受的种种苦难和屈辱更显悲壮苍凉。对宋凡平的陨落的描写，是书中揭露文革对人性的毁灭、对人的迫害的一个主要方面——没有任何用以遮羞的布缕，只有赤裸裸的真实。
悲剧就是把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一个理想人格的殉难的确能带给读者极大的震撼；在《兄弟》中，人性的阴暗面亦被用近乎荒诞离奇的讽刺笔调鞭挞入骨，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什么是真实？宋凡平、陶青和苏妈的善是真实，大多数人的冷酷、愚昧、残忍和嗜血更是强烈的真实。利己、贪婪、虚伪，被戏剧化处理的情节高倍放大在每个读者的眼前。这样强烈到近乎偏执的存在足以让你避无可避、逃无可逃，看之刺眼、不看惊心。
《兄弟》的两个男主角都表现出复杂的人格来，其中以李光头为甚。他的流氓性让你厌弃，他的重情重义却让你感动，他的聪明油滑又让你忍俊不禁。无论何时，他都不是纯善或
是纯恶的形象，既不会让人恨之入骨、欲杀之而后快，也不会让人深深喜爱、心驰神往之。提到这个人时，你最有可能的表现是先叹息一声，接着摇头说：“这个人??不好说。”
人性从来都不能用非黑即白来界定；人性的善恶也不是一个人身上坏事与好事的简单减法。在现实世界中，用普世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一个人无疑是正确的，却也无疑是幼稚的。
人性最难揣摩之处，在于它的易变。因为易变，所以既无比迷人，又令人胆寒。在《兄弟》中，林红的变最让人瞠目。从最初那个美丽清纯、一心沉浸在爱情中的少女，到后来背弃丈夫、与李光头疯狂偷情的妇人，再到最后操办皮肉生意、庸俗不堪的皮条客，这样的转变不得不说是非常惊人的。环境因素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人心。我们民族千百年来提倡“气节”、“操守”，正是希望人们能够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污泥之中保持自身的信仰和坚持。然而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始终只占少数。因为可贵，因为难以达成，才愈见其重要性。
从情节发展上看，林红的变送上了压倒男主角宋钢的最后一根稻草，并将书中所有人事推入了完全的光怪陆离之中。《兄弟》的下部就这样在荒诞中走向了结局。
（二） 有关命运
俗话中的“性格决定命运”，在我眼里未免有失偏颇，因为它忽略了社会环境的作用。若不是遭逢乱世，脸厚心黑的刘邦绝不能成就一代大业，顶多是个左右逢源的小官罢了。若不是清廷腐败无能，善弄权术的慈禧绝不能左右近代中国历史进程，顶多在后宫权势通天，最后落得一个“奸后”的名声而已。时也，命也；四个字的短短嗟叹，足以高度概括社会环境对一个人命运的重大影响。
当社会总体面貌呈现出的是疯狂和荒谬时，这种影响就愈发明显了。近乎完美的宋凡平在文革中死于同镇人的拳脚和棍棒之下，善良的宋钢在相继失去事业、尊严和爱情后选择死亡，而油滑粗鄙的李光头却乘改革开放的东风扶摇千里，一跃成为一个GDP人物。正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君子在时代和社会的大掌之下零落成泥，而小人则如鱼得水、活得风生水起。在畸形的社会中，不正常才是常态。
在《兄弟》中，性格对命运的决定作用是扭曲的。善良诚实正直导致潦倒甚至凋亡，而寡廉鲜耻阿谀奉承则引向财富、地位和成功。这种微妙的作用似乎已经了成为人人心明如镜
却绝口不提的潜规则，但是余华却偏偏用电子显微镜放大了来给读者看，甚至是逼读者看、逼读者直面。他的笔触是狠辣的，态度却是轻浮调笑的；除了偶然流露出的沉重情绪，全书的描写似乎都过于轻狎和荤腥，在视觉上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冲击，也加强了讽刺力度。
脱离开书来看，余华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段历史的思路，但是这种思路的个人色彩和文人气质都太过强烈，以至于可能会对某些方面过于夸张，或是过于轻描淡写了。在市场经济刚刚兴起的背景下，人心的浮躁和拜金主义思潮的泛滥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由此导致的种种怪象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经阶段。对于这阶段中整个社会道德标准的降低，文人们的愤慨、无奈和呐喊都是可以令人理解并赞同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愤慨和唾骂究竟有没有言过其实呢？究竟贴不贴合社会的真实形态呢？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文人们的思考是否实用，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笔精神财富。如果连这些人都停止了思考和批判，那么社会离变成一滩死水也就不远了。
（三） 其他
《兄弟》在发行时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可以称作“文革卷”，下部则是“现代篇”。两个主角在上部中尚未成人，主要描写他们父母一辈在文革中经受的命运，和两兄弟在患难中的感人情谊；而在下部中，两个主角在成人之后走上了迥然相异的两条道路，最终以阴阳两隔作结。
有人评论道，《兄弟》的下部是狗尾续貂之作，难以与上部比肩。老实说，看书时我也有这样的疑惑——下部的风格太过荒诞不羁，与上部并没有一脉相承之感，甚至可以分开成两个故事来看。然而站在作家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转变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
文革一向是文艺创作的敏感题材，很多作品都只是隔靴搔痒、点到即止而已，《兄弟》上部中集中笔墨的描写显然有些大胆；而下部的光怪陆离在冲淡了原有的历史感的同时，自然也可以冲淡原有的敏感度。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真相究竟如何，只有作者余华才知道了。
其实独立地看，下部仍然是一部不错的作品。它极尽夸张荒诞的手法，集中讽刺了改革开放的物质浪潮下，人们的虚荣贪婪的嘴脸和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价值观，鞭挞了国民身上的某些劣根性，富有张力和表现力。但是对于仍陶醉于上部的历史沧桑、人间浩劫的读者
们来说，这种叩问又显然失之厚重了。
【完】
篇二：余华《兄弟》——我的阅读
仅仅是为了想说点什么，我买了一套余华的《兄弟》，并且坚持着读完了三分之二。没有失望，因为就没有希望过。以前读余华的《活着》，就是一次没有快感的阅读。
我不敢说《活着》不好，这部小说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而且，得了那么多的大奖。我想，肯定有它的原因的。只是，他没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所以，我不喜欢。《活着》里的那种对苦难的简单表现，对年轻人是新鲜的，对外国人可能也是新鲜的，对于我这个不太年轻的中国人来说，是不新鲜的，所以，我不喜欢。
阅读感受是一种很个人化的体验，与阅读者的生活阅历，生活体验，文化背景，甚至年龄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我想，不同的作品有其不同的读者群的。琼瑶的爱情故事，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显得太幼稚，但对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来说，能够满足他们对爱情的甜美幻想，所以，少男少女们喜欢也就不足为奇了;韩寒那种装模做样的深刻尽管浅薄，但他对中国教育的仇恨让那些同样对中国教育很仇恨的年轻人很解气，所以，赢得一些年轻人的喝彩就很正常。
有读者喜欢是一回事，作品的好坏是另外一回事。阅读感受决不能等同于文学批评，阅读感受是一种很个人化的体验，但文学批评是应该有其客观标准的。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最起码的一点是：作为一个作品，从专业的角度讲，它这个”活“做的怎么样。
毕飞宇的〈玉米〉尽管激不起我的阅读欲望，但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叙述和对农村女孩的心理把握很老到。
〈活着〉尽管比〈玉米〉更激不起我的阅读欲望，但它作为一种我不喜欢的风格的小说，把自己展示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因此，我不敢说它不好。
但对余华的〈兄弟〉，我可以勇敢的说一句：这是一部很糟糕的小说。李敬泽说它“太简单了”是给余华面子的批评，这部小说不是简单的问题，是浅薄粗陋的问题。单从“活”的角度讲，说它是“三流小说”都是夸奖它。
《兄弟》的语言是臃肿粗笨的，情节设计是浅薄无聊的，人物形象是脸谱化没有血肉的。老实说，拿起这部小说前，我是做了坚持着也要读完的打算的，但读了不到三分之二，我还是放弃了自己最初的打算，放弃了自己的坚持：我不想折磨自己。
《兄弟》的开头足足用了两万字围绕着女人的屁股来写，对此，黄惟群先生有着精当的分析。的确，余华的这个开头很失败，失败的不是他写了什么，失败的是他什么写的不好。惟群先生说它“极低下的，粗俗、无聊至极的”，“即使将之当作色情小说都不够格。它没美感、不提供诱惑，连最色情的人看了都引不起色情念头。”
的确如此！
读这段文字，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眼睛发着绿光，奋不顾身往前扑的余华。不过，他奋不顾身扑向的不是文学自身，而是女人的屁股。我不知道是女人的屁股还是女人屁股后面的市场让余华眼放绿光。如果是屁股惹的祸，建议余华多自由自由，就不会对这种单纯的动物性的下半身这样痴迷了。女人，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有趣，而是因为不太无趣才吸引男人的，包括女人的下半身。不过，对于余华这样有身份的男人，我不太相信他会饥渴，我怀疑是女人屁股后面的市场让余华如此奋不顾身的前扑的。如果是这样，余华对市场的这个迎合也太拙劣了，随便一个黄色网站的随便一个图片也胜过余华这两万字的描写。
文字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折射出作者的品位、兴趣和心态等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读托尔斯泰的文字，总能感受到他文字后面有一股静谧之气，这股静谧之气既来自他优裕的贵族生活，也来自他高品位的精神追求。在他的作品里，我很少能看到外在于文学的东西的影子。而当代中国许多作家的作品里，我常常看到的都是一些盯着名，盯着女人，盯着金钱的写作。由此我想，中国的稿费太低，作家太穷，所以，中国出不了托尔斯泰！
其实，据我所知，中国的作家里也有很有钱的，可在他们的作品里，为什么我还是能看到很多那种外在于文学的写作呢？我想，这只能从他们不太高的精神境界和暴发户心理上寻找原因了。
在文学阅读上，我一直奉上海的一位著名文学理论家的一句话为圭臬，作品首先是道德的力量，其次是作品里显示出的见识，学问和感情的东西，最后才是作者的才华。让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余华的《兄弟》吧。
〈兄弟〉里有道德的力量吗？
没有，连不道德的力量都没有！余华有“恶”癖，惟群先生说这是余华的兴奋点。的确，余华用了两万字写女人的屁股，也不惜篇幅写李光头喊叫着“我有性欲了”搞电线杆，写男主人公被红卫兵打死也是极尽渲染，不惜笔墨。写的怎么样？写的不好，写的没有力量，恶也没有恶出花来。
余华描写的屁股“连最色情的人都引不起色情的念头”
看着余华描写的李光头搞电线杆，我总觉得是余华自己坐在书桌旁边写边喊叫着“我有性欲了”
男主人公被红卫兵打，简直比江青时代文学作品里的英雄还要英雄，怎么打都不死，好不容易快死了，还要矫情地对汽车站售票员说一句“买一张去上海的车票！”
小说的力量来自哪里？小说的力量来自细节，来自细节的真实，来自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细节的真实！
〈铁骑兵〉也写的是恶，写的是战争，但作者对战争残酷性的表现照样也能够产生震撼的力量。余华的没有力量不在于他写了什么，而在于他写什么写的不好，在于他的胡编乱造！把握真实也是一种能力！
很多人都经历过那场战争，但只有《铁骑兵》的作者写出了令人震撼的《铁骑兵》。
最早知道肖洛霍夫这个名字是从七十年代的《参考消息》的一则报道，这个报道说从当时苏联的民运组织传出消息，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不是自己写的，是他根据自己岳父一部小说的手稿改编的。证据是肖洛赫夫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不可能写的这样真实，恰巧他的岳父是一个经历过那场战争的白俄军官。
我读完《静静的顿河》后的印象是：肖洛霍夫要么是个天才，要么是个骗子！的确，《静静的顿河》里对哥萨克骑兵挥舞马刀砍人的逼真描写，对于主人公在红军和白军之间的摇摆，都不免使人也产生这样的疑问，没经历过那场战争的肖洛霍夫怎么这么熟悉那个时代的生活，怎么对那个时代的人物心理有着这样深刻准确的把握？
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肖洛霍夫是个骗子的情况下，我更倾向于认为，肖洛霍夫是个伟大的天才！
优秀的小说家就有这样一种本事，可以把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写的很逼真。这是一种能力，小说家最重要的一种能力，把握和还原真实的能力。
余华显然不具备这个能力，《兄弟》里的人物心理把握是肤浅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脸谱化的，干瘪没有血肉。他不具备深刻把握时代，深刻把握时代中的人物心理的能力，这是写实小说家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在网上看到一些余华对一些批评的回应，他说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伴随着批评声，只有自己的下一步作品出来，对这部作品的批评声才会消失。
我觉得余华在面对批评时比他在写小说时显得可爱。面对批评时的余华机智而且不乏幽默，而写小说中的余华呢，却显得笨拙而可笑。
在我对余华的阅读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阅读随笔。余华发表在《读书》上的那组文章让我对余华有几分敬意，那种尖锐的被刺疼得阅读快感让我相信，余华是很有才华的。
但有才华未必就能写好小说，尤其是写好现实风格的长篇小说，有才华可以写好散文，可以写好随笔，甚至可以写好短中篇小说，但未必能写好长篇小说。长篇小说需要懂生活，懂人，没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和思想积累是写不好长篇小说的。
在阅读长篇小说方面，我有一个阅读之前的挑选标准，那就是高产作家的作品一概不读。一部好小说可以把一个作家多少年的生活积累和思想积累掏空，我不相信那些一年一部的长篇小说里能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余华的《兄弟》虽然也是沉寂七年后的出山之作，但余华复出之后一脚踏入的是他不擅长的领域：写实风格的长篇小说。
余华的才华足以支持他去散文，去随笔，去“先锋”一下中短篇小说，但不足以支持他去60万字长篇小说。或者说，这是两种才能，两种不同的才能！
余华写《兄弟》时的语言臃肿粗笨，一点也没有他散文随笔或者回应批评时的智慧和灵性。想一下，一个没有多少容量的故事，硬扯成60万字，语言能不臃肿粗笨吗？这部小说的叙述一点都不是余华自己所推崇的“密集”和“强度”，这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余华的创作实践为什么如此背离自己的创作理念？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个现象？我有一个不太自信的揣度，稿费是按字数计算的，是金钱让余华发疯！让我们按照这个思路继续揣度下去，一个编辑有了一个策划，让沉寂七年的余华再度出山，会是一个很好的炒作点，于是，这个编辑联系了余华，开出了丰厚的条件，于是，余华心动了(本文来自：www.dXF5.com 东 星资 源 网:余华兄弟评论)，开始了一次他的没有充分准备的写作，于是，出版社大挣了一笔钱，余华也大挣了一笔钱。
这是一次金钱魔棒指挥下的文字的狂舞吗？
我不知道。
作为一次商业上的策划，出版社和余华都是成功的；作为一次文学创作，余华是失败的：这是一次疯狂的自杀式写作，毁掉的是余华自己的文学名声！
( 写作之中看到了惟群先生的评论，我就停笔了。有如此到位的分析，我再发言就显得多余了。后来一想，他牡丹，咱蔷薇一下就不行吗？于是，我又拿起了笔，坚持着把这篇稿子写完了。但愿不要比惟群先生的评论差的太远。)
五月九日于漏雨斋
篇三：关于《兄弟》——余华访谈(授权发表)
关于《兄弟》——余华访谈（授权发表）
记者：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评论你的兄弟时写道，余华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在关于文革的记忆与想象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兄弟》依然用一种简单的模式来处理它，比如人性的善恶对立，尊严与卑怯的对立。”你如何看？
余华：他的话只是完成了一个逻辑而已。表达了善和恶的文学作品里有伟大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不表达善和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伟大的，比如马尔克斯的部分作品。文学之所以丰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有无数个角度可以看，我们有无数个作家通过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角度去否定其他的角度。什么是人类复杂的经验？有这样的伟大的作品，也有表达了人类单纯经验的伟大作品。而且人类复杂的经验标准是什么？这句话太笼统了，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可以说它表达了复杂的经验，也可以说它表达了最单纯的经历。有一个读者在我的博客上留下一句老话：一个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记者：你如何看待那些针对你的，来自文学内部的批评？
余华：当年发表活着，许多批评家纷纷拒绝。等到了许三观卖血记，大家又不能接受80年代的作品。兄弟出来了，很多火力集中在《兄弟》上，我就想，我的兄弟什么时候会安全呢，可能要等新的作品发表就可以了吧？结果《兄弟》下出来 ，火力转向了它，而《兄弟》上就安全了。为了让兄弟上下两部尽快安全，我要尽快写新的长篇。（笑）我从先锋小说的时候就面对批评了，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再到《兄弟》，我都遭受了不少的火力，《兄弟》的火力最猛，原因两个，１、写〈兄弟〉的余华和写《世事如烟》的余华，受到的关注已经不一样了，２、我觉得是这个时代信息传递太快，不象８０年代对于作家的批评仅仅停留在文学理论刊物上，媒体还没有介入，到了９０年代以后，因为媒体和网络的充分介入。批评的声音显得很大。我已经习惯了，毛主席说过，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要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我现在准备在大风大浪费中前进了。我相信时间会说明一切，作品受到争议其实不是坏事，起码不是平庸的作品。
记者：你好象已经不大在意文学界的批评了？
余华：我们的文学最大的进步是没有权威，八十年代王蒙说一句话可以一言九鼎。现在谁说话也没有用了。最大的贡献是网络，网络让所有人都有了发言的权利。
记者：李敬泽批评了你的简单：小说家余华的神秘力量在于，他在根本上是简单的，他一直能够拎出简明、抽象、富于洞见的模式，告诉我们，此即人生。如同真理是朴素的，余华的简单总是能够令人震撼。但是这一回，我认为，《兄弟》的简单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简单到不能成立。你觉得你的作品是简单的吗？
余华：李敬泽的这篇文章我去年就读到了，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兄弟》仅仅出版了上部，仅仅出版了总篇幅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也在后记里暗示了下部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叙述。他如此匆忙地出来做出定论，与他以前的风格不一样，所以我惊讶。当然这些都是不重要的，现在下部出版了，他仍然会继续批评，批评一部小说永远比写一部小说容易。《兄弟》是否是一部简单的小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由我来回答。我要说的是，我在叙述的时候从来不考虑“简单”和“复杂”这样的抽象问题，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总是纠缠在具体之中，无法腾出时间去考虑这些抽象问题。
记者：“死是容易的，活着是更难的，余华本来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个道理，但他却庸俗地采取最容易的办法，让他的人物一个个“悲壮”地死掉。“死亡”是不是你技术上的一个窍门呢？
余华：《兄弟》上部叙述的是一个文革时最为暴力的时候，很多人那时候死于非命。我从来不认为“死亡”是一个作家的技巧，二十多年的写作经历告诉我，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虚构的人物同样也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写作长篇小说最大的收获，我已经完成的四部长篇小说，每一部的叙述发展都背离了我最初的构思，我努力在叙述中尊重人物，努力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样他们就会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作家单方面强加给他们的人生。
记者：“他已经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你不是这么认为的吧？
余华：比起文革时“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兄弟》上部里的“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不会让人吃惊。也许有人不喜欢阅读令他感动的小说，所以他说是“煽情”，可是另外的人喜欢阅读这样的小说，我面对的不是几个读者，而是很多读者，每一个读者都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方式来读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在一部作品中读出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文学，文学的丰富从根本上来说，是读者的阅读发现出来的。
记者：很多人诟病的一个细节，篮高手宋凡平，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篮球场上飞奔出来拥抱一个被众人最瞧不起的寡妇李兰——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你认为呢？
余华：从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来看，这样的举动确实不可思议。问题是我在前面做了大量的铺垫，人山人海的铺垫，把气氛已经烘托出来了，宋凡平的扣篮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他自己都惊心动魄了，然后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这是人性的爆发，必须考虑到人性的力量。就像在今天的生活中，一个柔弱的人会突然杀死一个强悍的人一样。
记者：还有人觉得李兰柔弱到底，李光头性欲旺盛、心眼活泛，宋钢老实憨厚，见义勇为的童铁匠，见风使舵的余拔牙，举止暧昧的张裁缝，都没有性格的波折，都是单一品格的
人物，你又如何看待呢？
余华：我相信会有读者这样阅读，同样我也相信会有读者不是这样阅读。
记者：宋凡平被红卫兵打死，他的尸体装入棺材，仍然要进行一番暴力“处理”———让人把膝盖砸断然后放进棺材；孙伟的父亲在牢房里将大铁钉敲入头骨时，描写也是极其细致，借此来展示文革的残酷。可是有人质疑说， 代表“暴力”红卫兵、袖章和绿军装始终在作者的笔下语焉不详，只是作为一种暴力符号存在，使得文革被剥离了政治内核，只剩下一个精心营造出来的“寓言”，这也是简单化的表现吗？
余华：“红卫兵、袖章和绿军装”只是〈兄弟〉上部叙述中的景象，不是叙述的实体，任何一部虚构作品都无法做到面面具到，都会在叙述里轻重缓急。否则别说是十八字的《兄弟》上部了，就是一千八百万字的叙述也难以表达出一个时代的丰富性。一部小说，一个故事只能解决一个问题。
记者：谢有顺指出一些硬伤，《兄弟（上）》第13页，李光头 “他知道自己在厕所里偷看到的五个屁股，有四个是不值钱的跳楼甩卖价，可是林红的屁股不得了，那是价值连城的超五星级的屁股”，“此后李光头学聪明了，他不再供应免费的午餐”等等。“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些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将它用在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他知道”）里，你认为这是合理的吗？
余华：已经有记者这样问我了，我这些日子太忙了，仍然找出时间阅读了一下，把这些段落抽出来孤立地看，可能是这样，问题是《兄弟》全文的叙述者是“我们刘镇”，而且一开始就定格在了2005年，李光头准备上太空了，叙述的视点是从2005年开始的，这不是一部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是“我们刘镇”叙述的小说。
记者：还有人批评说，曾经是一个文学标杆的余华，现在正坦然地表现着自己的温存，让自己安然地融入一个消失了紧张感的现实。你丧失了锐气了？
余华：如果我丧失了锐气，就不会面对这么多的争议了。
记者：作为一个作家，你认为自己可以担当时代思想者的角色吗？
余华：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担当这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