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南京市人,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北京大学哲学研究生毕业。同年到西北大学工作。离开讲坛多年,渐入老境,以胡翻书、乱涂鸦自娱。
予生也晚,皇帝下了龙庭已经二十多年,所以对选举并不陌生。上小学的时候,级任先生(相当于今任班主任也)叫选班长:只要有一个同学提议再加一个同学附议,就可成为候选人,有了两或三个候选人,就选;自然不必投票,只要举手就行,简捷透明,大家也都信服。
真正与政权有关的选举,我是在上世纪40年代在南京才看到。1946年,南京政府召开了所谓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了据说是张君劢起草的宪法。有了宪法,就要行宪,普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似乎也应该选,究竟选没选记不得了)要选民直接选,也就有了竞选。街头有大幅标语,千篇一律,如:“请投任卓宣先生一票!”“请投任援道先生一票!”任卓宣是共产党叛徒叶青,后来到台湾还有活动,任援道是抗战时沦陷区维新政府的汉奸,后来又说是奉命做地下工作的,未判刑,就出来竞选。选举时我曾陪侍年近七十的老祖母去投票,她不识字,我把候选人名字念给她听,她素昧平生,我又将介绍材料读给她听;她对那些文文绉绉的词语也不甚了了;那两个候选人名字忘记了,只记得一个是实业家,一个是文化人,我代她选了后一个文化人,她老人家用未曾执过笔的手画了票,到小杂货店里一间挂着厚门帘的小房内投了票。这就是因陋就简的投票站。还记得一点选举花絮,当年选举有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即无党派人士),为了体现国民党还政于民,代表和委员中非国民党人要占相当比例,但这些非国民党人选不过当政的国民党人。国民党中央就叫一部分已当选的国民党员让出代表名额给友党。这些让出的人自然不乐意,就表示要为民主殉道,抬了一口棺材摆在国府大会堂门口,自己躺在棺材里,扬言马上要自戕,引来了美联社、路透社记者拍照。我所在的学校离国民大会堂很近,中午到那里看热闹,正好目睹这一奇景。南京的报纸也有过报道。
1949年以后,方知以上所说不过是假民主、伪国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根本不同。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选举出新中国第一届领导,是人民民主的典范,限于战争环境,政协代表未能直接选举。而是协商产生的,总的说来很圆满。近读宋云彬日记和叶笃义回忆录,民盟内部也有争代表现象,甚至闹到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那里。解放初期各省市还举行过人民代表会议,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了准备。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选举法,由选民直接选举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再由基层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以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一种间接选举制。
我现在所要谈的就是从1953年底到1954年初选举人民代表的经过。
城市的基层代表大会就是区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选的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新中国第一次普选在北京大学举行,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提出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以后北大历次学生运动,都提出争民主的口号,说国民党都不民主、假民主,现在不民主假民主的制度死亡了,新社会怎么施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自然是大家拭目以待的。
当今世界比较普遍的方式是竞选,但我们有自己特色,不主张竞选,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群众与领导相结合的酝酿提名候选人。当时北大选区包括北大和附近成府街道上只有数十人的一个小小的工厂,总共选民数千人,怎么提候选人呢?当时每个单位为了管理方便都把群众划分为十人左右的小组,于是就以小组为单位提各区人民代表候选人。代表的名额是四人,候选人提多少都可以。
我们只是普通的学生,平常接触面很小,北大师生连家属近万人,我们能知道名字的有几个?更谈不上了解。过去只知道成府街道上有几个小吃店,连有个工厂都不知道,工厂的人自然一个也认不得了。怎么提候选人呢?只晓得马寅初(校长)呀!江隆基(副校长)呀!王学珍(党委书记)呀!胡启立(团委书记)呀!以及著名的教授呀!就一个个提了出来。
下一周一个下午又开会。上面发话了:大家提名热情很高很好。提的多是北大名人,这些名人有些可能要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有的可能当北京市代表。区人民代表提名范围可扩大些,身边积极突出的人也可以提。当然上次的也算数。于是大家甲提乙,乙提丙,丙又提甲,开了一阵玩笑,于是提出班长,团支书以及大家都满意的授课老师。
第三个礼拜下午又开会。每个小组发一本厚厚的材料:全部提名的候选人的名单以及简单的介绍。大家看到这样认真、郑重;不禁肃然起敬。对我们选民的意见这么重视,十分感动。被提名的人在千人左右,每个人有几十字到二三百字的介绍。这次叫大家讨论,小组同意的,打个记号。
第四个礼拜再一次开会,又发一本比较薄的材料,只有两百个左右的提名候选人,这是根据上星期各小组讨论的意见筛选出来的,叫大家再讨论。
第五个礼拜开会。提了一个四名候选人的名单,与当选人数相等。一名学生,一名教师,一名职员,一名家属。学生和职员的名字都忘了,只记得教师是数学力学系副教授程民德,家属是北大家属委员会主任刘自芳,哲学系教授贺麟的妻子。程民德刚提为副教授,所以还可以代表讲(师)助(教)。我们小组有人钻牛角尖,说提成副教授就不能代表讲、助,搬出量变质变的理论。真正问题还在刘自芳,她虽然在家委会工作积极,获得一致好评,但她的丈夫贺麟,解放前当过北大训导长(陈雪屏原任训导长,后调至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由贺麟接替训导长),训导长是管学生思想教育的,多数与国民党有较深的渊源。贺麟是哲学系教授,与金岳霖、冯友兰齐名的哲学家,黑格尔著作的译者和专家。他晚年(文化大革命后)加入了中共,但当时要算政治上有点问题的人。据说1948年底,北大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动员他留在北平,不南下跟国民党跑,贺答应留在北平但提了个条件:不要叫他在公开场合骂蒋介石。这样有一部分人对刘自芳就有了异议。不过不久上面传来话:“刘与贺麟在政治上是划清界限的,还监督他哩!”这样反而给她增加了一个优点!
于是在1954年1月10日,北京大学在1949年后实行了第一次普选,大家以主人翁的姿态高高兴兴的投了票,有的在投票时还特意换了衣服,像过节一样。结果四位候选人皆以高票当选。
这是我五十多年来参加的多次区人民代表选举中时间最长、最复杂,选民参与的程度最高的一次,所以直到今天,仍记忆犹新。当时觉得如何在几千选民中酝酿出几名候选人,在方式上还应研究摸索,因为相互不了解。四个候选人情况都是听上面介绍的。二百多候选人怎么变成四个,四个又分别是教师、家属、职工、学生;那小工厂没候选人;等额选举;这些都是上面决定的,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上面领导参与此事我们当时也觉得好,因为继续旷日废时地讨论下去也不是事。最重要的我们那时绝对相信领导,认为领导的认识比我们全面深刻,能把握全局,以至于愿意把本来是自己的权力交给领导去用,自己缺乏公民的独立自主意识。
以后参加的选举,我记得三件事。有一次选举投票是采取开会形式,所有选民集中在体育场地内,主持人点了十来个人名字叫他们上主席台(即看台),然后对大家说:这就是我们大会主席团,大家鼓掌通过。大家也就鼓了掌。此事似在“文革”中或“文革”刚结束。有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推出一名同学竞选代表,上面表示不赞成竞选的方式,但也并没有强行阻止。最后这名学生叫张再明的居然选上了区人民代表。一次是本世纪初的选举,因投票人不到选民半数流产。大学选民中学生多,他们对这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意识真是不够,不去投票。后来又多方做工作动员,第二次投票才成功。
每次选举前,要发选民证,凭证投票。一般人投完票也不一定再把这证妥为保存。但几十年前却有人看重它,珍藏起来。1965年我到陕西省高陵县社教,到一个地主家里走访。一个地主家庭,只是家主一人或二人定为地主分子,当时叫戴上帽子,成为敌人,没有选举权。其他人叫地主家庭出身,阶级成分是地主,本人还是人民,有选举权,自然也就有选民证。这些人都把每一次的选民证保存得好好的,我到他们家里去,都主动拿出来给我看,说明他们在人民内部。此外那些当过国民党兵的,坐过监狱的,受过批斗的,也都把选民证妥为保存。这些都是现在那些不愿投票的青年不知晓和不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