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在对A.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作全面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从“爱情内涵”和“话语模式”两个层面对小说的女主人公“宝贝儿”形象给予系统分析，揭示出小说文本基于父权意识形态对女性形象在“爱情”本质给定和“话语”方式组织等方面操作和控制，藉此把握小说文本以男性价值主导为书写目标的基本叙事策略。
关键词 契诃夫 “宝贝儿” 女性形象
A.д.契诃夫(1860－1904)是俄国19世纪具有世界意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短篇小说创作以其原创性的主题和风格对俄国、欧洲和东方的现代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短篇小说《宝贝儿》(1899)讲述了俄国外省的一位普通女性――奥莲卡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历史”。?部“历史”被批评家定义为“奥列奇卡一生的朴实而悲哀的‘史诗’”。它在展示女主人公简单而又复杂的心路历程的同时，表现出叙述者基于男性主导的价值取向对女性形象实施的有效操控。本文拟从对《宝贝儿》的女主人公――奥莲卡形象的考察着手，分析小说文本基于父权意识形态的叙事对女性形象在“爱情”本质给定和“话语”方式组织两个层面操作和控制，以期把握小说文本以男性价值主导为书写目标的基本叙事策略。
《宝贝儿》的题名以及女主人公的重新命名――“宝贝儿”，在某种程度上规导了?部小说的性别评定指向。具体地说，“宝贝儿”被确定为小说的篇名和对女主人公的称呼――?一“去名化”的叙事策略表明：叙述者为界定女主人公的性格及其价值范畴拟定了基调。卡拉麦拉在《女人与男人话语――分析之框架》中指出，“那些有权命名世界的人处在影响现实位置上。”“宝贝儿”一词属于低级的修辞层级，具有强烈的表情色彩(亲昵性特征)。?一称呼在原初意义上指涉儿童或婴孩，称呼者和被称呼者之间并不具有平等关系。在它可被引申为对具有亲密关系的人的称呼时，前述关系得以模拟。“孩子应该是天真无邪的，?一点我同意。但是当?一形容词运用到男人或者女人身上时，它只不过是软弱一词的礼貌的说法。”在小说文本中，称呼者(隐在的叙述者以及小说人物)位置(视角)的“俯瞰”特征，标示出自身相对于女主人公的主导地位(主要是在智力层面上的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宝贝儿”作为被称呼对象则显示出“幼稚”或者“不成熟”的确定品质，称呼者的“命名”所隐含的、被温和掩盖的轻慢语气凸现出特定的倾向。进而，在小说文本中，奥莲卡的命名――“宝贝儿”所喻指的地位决定了她的“被看”态势：在男性视角中，“男人要是看见她那胖嘟嘟的红脸蛋儿，看见她那生着一颗黑痣的、柔软白净的脖子，看见她一听到什么愉快的事情脸上就绽开的、天真善良的笑容，就会暗想：‘对了，?姑娘挺不错……”’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任丈夫库金的视角中奥莲卡的“被看”结果：“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宝贝儿’。”在此，男性视角针对女性所特具的非知性的“身体意向”指示出小说文本的总体意旨。男性一叙事者“不仅创造了生命，而且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创造了女性的生命――柔顺、随和、纯粹的肉体”。
奥莲卡式“爱情”作为特殊情感类型
按时间顺序，奥莲卡情感生活的“历史”分别与四个男性发生关联：他们分别是剧团经理人库金、木材厂经理普斯托瓦洛夫、军队兽医斯米尔宁和兽医之子萨沙。叙述者通过对?部“历史”讲述，意在表明奥莲卡的所谓“爱情”本质上属于非性爱的情感范畴，其本人则被描写为本能化“母性欲望”的载体。
在小说开场，奥莲卡坐在当院的门廊上想心事。她的房客――剧团经理人库金对生计状况深感绝望，对徒劳无功、对无知的观众抱怨不已：“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库金说话，有时候眼泪从她的眼眶里滚出来。临了，他的不幸打动她的心，她爱上他了。”
库金虽其貌不扬，“可是他还是在她心里挑起一种真正的深厚感情”。在小说文本中，奥莲卡对库金反讽式的“爱情”由此发端。然而，叙述者同时透露出奥莲卡对库金萌发“一种真正的深厚感情”的动因：“她老得爱一个人，不?样就不行。”她先后爱过法语老师、姑妈和爸爸。因而确切地说，奥莲卡的所谓“爱情”与真正意义上的“男女性爱”存在本质的差异。?种“爱情”(“泛爱”)的实质在于特定的情感依附。奥莲卡与库金的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奥莲卡“心满意足”，“容光焕发”，在生活细节上对库金关爱备至，她履行着所谓的“爱情”承诺。但是她用于表爱的典型话语――“你真是我的心上人!你真招我疼!”，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一“爱情”转而定位于“母性欲望”。?种“母性欲望”在随后的文本叙事(运用内视角叙述)中通过“本能化”的自我定义得到强化。
需要指出，?种“母性欲望”本身包含有特定的诉求，后者表现为必然性的“女性依附”。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说，“每一个女人(由于男人给予她们的价值以及肌肉力量上的弱势)都处于对某个男人的依附状态。”?一“依附”情势在女主人公听到丈夫突然去世噩耗时的反应中突显出来：“为什么我要认识你?爱上你啊?你把你?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哟?”小说叙事在给出女主人公“历史”的同时，隐在地表达出男性价值主导的指向：“男性统治将女人视为其存在(esse)是一种被感知的存在(percipi)的象征客体，它的作用是将女人置于一种永久的身体不安全状态，或更确切地说，一种永久的象征性依赖状态：她们首先通过他人并为了他人而存在，也就是说作为殷勤的、诱人的、空闲的客体而存在。”
在小说文本中，奥莲卡第二次“爱情”的发生同样具有反讽性，也同样表现出特定的“母性欲望”以及必然性的“女性依附”内涵。三个月以后，奥莲卡有机会与木材厂经理普斯托瓦洛夫同路，她被后者“庄严的声音”和“那把黑胡子”所吸引，并喜欢上了他。不久以后，普斯托瓦洛夫亲临拜访：
他没坐多久，只不过十分钟光景，说的话也不多，可是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通宵都没睡着，浑身发热，好像害了热病。
奥莲卡与普斯托瓦洛夫的婚后生活平静、美满，一切按部就班。每逢丈夫出外，她“总是想念他，通宵睡不着觉，哭”。他们“相亲相爱”、“融洽无间”，共同生活了六年，直至丈夫病逝。奥莲卡在失去丈夫时再次表现出陷于孤独无助的悲恸：“你把我丢给谁啊，我的亲人?现在没有了你，我?个苦命的不幸的人怎么过得下去啊?”重复了与第一次“恋爱”和“婚姻”近乎相同的模式。在此，小说文本的叙述者表达出同样的价值指向。
六个月的修女式生活之后，奥莲卡的命运又发生了改变。兽医斯米尔宁进入她的情感世界。在此，小说叙述者重申了奥莲卡情感“生产”的动因，进一步表现出女主人公的“爱情”的非性爱内涵以及情感依附的实质：“显然，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 下去，她在她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但是随着兽医的调防，奥莲卡再次失去爱的对象，陷入“无爱”状态。?种状态引发了她肉体和精神的迅速衰竭。时光荏苒，她在“空洞”、“烦闷”和“苦涩”中艰难度日。女主人公对“新的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现在她得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熟悉的生活，关于那种生活还是不要去想的好。”在?种情形下，唯一能够唤起她生命(身体)知觉的则是关于“母性欲望”满足的瞬间回忆。在失去生活根本理由的情形下，奥莲卡日复一日无望地活着，“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盼望”。小说文本的叙述者通过内视角再次概括出女主人公赖以生存的终极根据：“她需要的是那种能够抓住她整个身心、整个灵魂、整个理性的爱，那种给她思想、给她生活方向、温暖她的老血的爱。”?一概括必然地与男性对“女性本质”的认定发生关联：“秩序／无序二分法有时用心理术语表达，表现为理性和情绪或激情之间的对立，男人通常代表理性而妇女代表情绪。”
在兽医斯米尔宁重返后的一系列情节中，奥莲卡所谓“爱情”的非性爱的内涵以及“母性欲望”指向在小说文本中得到最为直接的呈示，同时其“女性本质”的全面构造最终得以完成。兽医归来后，其子萨沙进入奥莲卡的情感世界，女主人公的生命力得以恢复：“她的脸上现出旧日的笑容，她全身都活过来，精神抖擞，仿佛睡了一大觉，刚刚醒来似的。”萨沙的出现使得奥莲卡形象作为本能化“母性欲望”的载体得到了最终确认。
在此，小说文本的非叙事性话语明确指示出奥莲卡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全部“历史”中所谓“爱情”的非性爱内涵：“啊，她多么爱他!她往日的爱恋没有一回像?么深，以前她从没像现在她的母性感情越燃越旺的时候那么忘我地、那么无私地、那么快乐地献出自己的心灵。”小说叙述者进而揭示出女主人公行动的“无意识”特征：为了萨沙，“她愿意交出她整个的生命，而且愿意带着快乐，带着温柔的泪水交出来。?是为什么呢?谁说得出来?是为什么呢?”奥莲卡整日幻想着萨沙的未来生活和事业，藉此体验着源自母性的至高幸福。至此，奥莲卡式的基于“母性欲望”的“爱情”作为特殊情感类型，其“非性爱”内涵得以全方位的展示。然而，小说叙事关于“母性欲望”的展示很大程度上突显出叙述者的父权意识形态立场。“自18世纪末开始，特别是1800年后，妇女的天性成为强有力的常用语，目的在于把妇女固定在一个角色，即母亲的角色上。”究其实质，“母性欲望”属于男性社会有效的话语形式。它并不作为历史存在、同时也不可能成为男女“爱情”的基础性因子，以引致女性“爱情”的界限迷失。正如日本学者江原由美子所说，“所谓母性本能完全是一个神话”，“母性并不是一种被称为本能的，一种生理上生而有之的行动倾向，它只不过是被社会性地形成的一个角色”。
奥莲卡式“话语”作为特殊言语类型
奥莲卡式“话语模式”建诸于自身的“智力”水平之上。在小说文本中，关于奥莲卡“智力”水平的评定通过以下两个典型情节完成：一是奥莲卡在“爱上”库金后听到游乐场的音乐和鞭炮声时的感觉：“她觉得?是库金在跟他的命运打仗，猛攻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观众”；二是奥莲卡与普斯托瓦洛夫婚后的梦境：她还梦见一大批十二俄尺高、五俄寸厚的原木竖起来，在木材场上开步走，于是原木、梁木、毛板，彼此相碰，发出干木头的嘭嘭声，一会儿倒下去，一会儿又竖起来，互相重叠着。
上述情节中，小说文本的叙述者通过“儿语思维模拟”和“童话修辞沿用”的方式，给出女主人公的“智力”水平。正是?一“智力”水平决定了奥莲卡式“话语”模式的性质和取向。须指出，小说叙事关于女主人公“智力”水平的设定明确包含着父权的图谋：“男人企图让女人永远处于一种幼稚状态，以此确保女人保持让男人满意的举止。”
奥莲卡的生活“史诗”主要关涉到四位男性。基于此，她的“核心话语”也必然与他们发生关联。具体地说，奥莲卡的“话语”直接源自四位男性的“话语”(意识或思想)。“奥列奇卡是万变不离其宗，她仍然是她自己，在一种反常的意义上说，她是别人意见的回声。”奥莲卡式“话语”的主体性缺席决定了她在精神层面扮演着工具性的“传声筒”角色。小说叙事在此表明：“在象征秩序内女性不具有由之发言的位置，并且女性潜力是被压抑着的，以有利于父权的女性性质叙述。”
在与库金的婚姻生活中，奥莲卡社会性行动主要包括：票房管理、游乐场内务、财务和排演。然而，社会性事物和事件在她头脑中并没有引起具有主体意义的反映――即个性化的、独立的思想和观念。?一意识特征也必然反映到她的日常话语之中。
她已经常常对她的熟人说，世界上顶了不起、顶重要、顶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剧院，只有在剧院里才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才会变得有教养，有人道主义精神。
可是难道观众懂得?层道理吗?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
在?段对“戏剧功能”和“观众水准”的评价性话语中，奥莲卡直接“移用”了丈夫库金的观点：“凡是库金讲到剧院和演员的话，她统统学说一遍。”?一时期，奥莲卡在价值取向(表征为“话语”)上全面完成了“移植”的作业，?也直接引发了她自身主体性的丧失(确切地说是女主人公自主放弃了自身的主体身份)。因为作为价值能指的“声音”“对于那些一直被压抑而寂然无声的群体和个人来说，?个术语已经成为身份和权力的代称”。正如露丝?伊里盖蕾(Luce Irigaray)所言，“有了声音(voix)便有路(voie)可走”。而女主人公“主体性丧失”的典型表征则是：小说人物对奥莲卡的第二个命名――取自女主人公的自我称呼的“万尼奇卡和我”。在?种情形下，“丈夫和妻子则成为‘一个人’，成为丈夫”。
在与普斯托瓦洛夫完婚后，奥莲卡成功地过渡到了“瓦西奇卡和我”时期，她思丈夫之所思，为丈夫之所欲：奥莲卡迅速介入木材生意――坐班、算账、卖货，不久后，“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做过很久很久的木材买卖，觉得生活中顶要紧、顶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各类木材名称，“在她听来，那些字音总含着点亲切动人的意味”。价值取向“移植”直接表现女主人公“感觉”(前话语)建构：对丈夫“事业”的价值认同投入，对其具体细节的“移情”。特别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小说文本的叙述者援用了女主人公对“戏剧价值”相反评定，?一“话语”无疑是对木材厂经理观点的“移用”：对于别人建议他们观看戏剧，奥莲卡给出?样回答――“‘瓦西奇卡和我没有工夫上剧院去，’她庄重地回答说，‘我们是工作的人，我们可没有工夫去看那些胡闹的东西。看戏剧有什么好处呢?”’通过以上两个婚姻事件的叙述，小说叙事给出了女主人公的“深层失语”模态。?一模态在以下情节中被有效地重复。需要强调的是，其间 穿插着具有过渡意义的“表层失语”模态。
在与兽医斯米尔宁的“亲密”交往中，奥莲卡的“话语”同样建诸于她对后者价值取向的“移植”。结识斯米尔宁后，奥莲卡迅速完成了对兽医医学及其价值的认知和认定。她对家畜疾病和屠宰场给予充分的评价，“她重述兽医的想法，现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兽医的调防离任直接导致了奥莲卡“意识”的空白。至此，其“话语”的“表层失语”模态告以完形。“顶顶糟糕的是，她什么见解都没有了。她看见她周围的东西，也明白周围发生些什么事情，可是对那些东西和事情没法形成自己的看法，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女主人公对人、事物和现象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她的精神、情感和她的所有物――院子一样变的“空空洞洞”。继而，小说文本的叙述者对女主人公“话语”整体的“失语”给予了总结，其本质特征则是“没有一点见解”：“当初跟库金或普斯托瓦洛夫在一块儿，后来跟兽医在一块儿的时候，样样事情奥莲卡都能解释，随便什么事她都说得出自己的见解，可是现在，她的脑子里和她的心里，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涩，仿佛嚼苦艾一样。”
在与斯米尔宁儿子萨沙的共同生活中，奥莲卡在肉体生命“复苏”的同时，精神意识也得以“复活”。?一时期，奥莲卡式的“话语”以“深层失语”模态和方式获得了延续。与以往不同的是，?次奥莲卡对价值取向的“移植”，其资源直接来自未成年的萨沙的“观点”。奥莲卡学着重复萨沙的课文：“在多年的沉默和思想空虚以后，?还是她第一回很有信心地说出她的意见。现在她有自己的意见了。”她对功课难度、学生学业负担、不同形式学校教育的优劣发表看法。同时，“她讲的话正好就是萨沙讲过的”。?从另一角度突出了女主人公的“意识”水准。奥莲卡“意识”(“话语)”水准表明：奥莲卡式的“话语”空白以及标准缺席的非选择性。
可见，文本的叙述者对女主人公作为女性的话语“失语”状态进行了带有强烈修辞色彩的描述。?种“失语”状态实现了特殊言语类型――奥莲卡式“话语”的建构。显然。?一叙事及其策略必然无法回避既定的价值前设――“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把男人归为认知者，而女人和自然都是他们知识的内容。”具体到小说的文本世界，女性作为“客体”或者“对象”也必然被男性“定义为软弱的、阴柔的、无法自治的、无知的、落后的、衰微的、没有理性的、需要开化的”。
在小说文本中，作为特殊情感类型的奥莲卡式“爱情”以及作为特殊言语类型的奥莲卡式“话语”――?一关于“女性”的特定的叙事，富有成效地完成了“女性本质”的构造。?种“有效性”使得文学史评论将女主人公行动特征界定为“庸俗习气――此即无原则的奴仆心理，?些奴仆屈从于保证其粗鄙‘幸福’任何主子”。然而，?类批评明显地忽略了其对象――女性形象的“建构性”，亦忽略了“社会性别”?一叙事的基础：“我们得知的大多数母性的文学和视觉形象，都是通过了一个集体或个人的男性意识的过滤。”
综上所述，在契诃夫短篇小说《宝贝儿》中，文本的叙述者基于父权意识形态的叙事对女主人公形象在“爱情”本质给定和“话语”方式组织两个层面进行了操作和控制，在小说叙事中给出了“非常态”的、奥莲卡式的情感类型和言语类型。?种以男性价值主导为书写目标的叙事策略意在表明基于“女性本质”的女性“爱情”内涵的“非本质”指向，以及女性“话语”(“意识”)模式源自男性的“第二性”特质。
责任编辑：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