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 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兼职: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已出版《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等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并在《光明日报》副刊、《美文》等发表散文多篇。
另据沈括记载,丁谓入仕前曾游访过赋闲在家的官员胡则,受到很好的款待。他大概手头拮据,便想出献诗索取钱粮的点子。翌日,主人家原来考究的餐饮器具全被陶瓦器皿取代,他以为遭到厌弃,就怒而离去。胡则连忙追出,拿出许多银两相赠,并解释道:自家原本不富裕,唯有餐饮器具值钱,所以只有变卖换钱相送。他闻听此言,才释然接受。此事多少反映出丁谓既自负又心胸狭窄的特点。
泰山典礼结束时,天子传诏奖赏八位随行大臣每人一条玉带。遗憾的是,当时只有七条,真宗便决定将一条价值数百万的御用玉带拿出来凑数。丁谓管财物,当然清楚这条玉带的价值,他想据为己有,却明白因自己排序最末而无缘。于是,他略施小计,向皇帝表示自己的小衣带可以用,不必动用陛下玉带,等返回京师后再另行赏赐也不晚。果然不出其所料,天子召见八位大臣之际,看到七位都佩戴上体面的玉带,唯独丁谓的衣带仅有一指宽,显得十分寒碜。真宗过意不去,遂当即将那条珍贵的御带赐给不争不抢的丁谓。
宋朝史上,名相确实辈出,往早了说有赵普、吕蒙正、吕端、李沆、王旦和寇准,中间续着王曾、韩琦、范仲淹、富弼、文彦博、王安石和司马光,朝后看还有李纲、张浚、虞允文、范成大、魏了翁及文天祥等等,其事业功绩无论大小高下,都多少能名垂青史。但若只记得他们,还是不足以反映宋代三百多年间历史的复杂多样性,因为所谓的奸相庸相并不比前者少,似乎还要多些,其斑斑劣迹同样载之于史册。
宋真宗朝后期的丁谓,便是这样一位从勤于政务走向投机弄权,并影响当时朝政的重要人物。
江南才子
丁谓之能登上仕途的顶峰,又呼风唤雨于一时,还要说是生逢其时,换句俗话说就是摊上了好时光。
因为丁谓是生活在宋代,而不是往昔。
在中国早期的夏商周三代之时,政坛几乎是清一色的“世卿世禄”,各级贵族与他们的后裔坐享封地与世袭官爵,钟鸣鼎食,无所堪忧,至于庶民百姓则绝无出头的机会。
秦汉以降,王朝的政治传统依然是注重出身门第,彼时能够跻身庙堂而执政者,仍不出高门大姓,其子弟未离襁褓已拜官封爵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出身寒门平民者纵然再有才华,也只能附庸于权贵集团。像汉代的才子司马相如之流,整日里围着达官显贵歌功颂德,以博取安身立命之所;东晋时的陶渊明,也因出身低微熬到县令便已到头,无奈之下遂归隐田园,采菊望山而已。
从唐朝开始,选官制度在科举考试的冲击下才逐渐转变,普通书生初步尝到了学而优则仕的甜头。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平民子弟在门阀世族面前还是有些心虚气短,狭小的科举门径也不足以令士子们尽显风流。如白居易所反映:陈子昂、杜甫仅各授一拾遗,而困顿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官命,穷悴终身;孟郊六十岁,才终试协律郎;张籍到五十岁,尚未离开太祝之位。所谓的拾遗、协律郎以及太祝,都属低下官位。由此可见,这许多震惊当代后世的大才子,科举成功后所获不过如此,而李白与孟浩然更是白衣一生,与仕宦无干。难怪乎白乐天先生发出“彼何人哉?彼何人哉”的不平呼声!其实,唐朝著名文人仕途的坎坷遭遇又何止以上诸位?还有典型者如韩愈科场中举之后,也不能如愿从政,只能沉沦于藩镇幕府多年之后,才曲线入朝。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世道的迅猛变迁常在令人难以察觉之间发生。
时光流转到宋代,显赫多年的士族门阀已悄然消失,科举遂成为选官入仕的主流。至此,凡学有所成又能通过科考的学子,几乎不问出身都可晋身政界,其佼佼者自是执掌国政。而那些官宦子弟若仅靠门第入仕,大都不过厕身下僚之位,就此几世下来也不免沦为百姓。所谓“富不过三代”,即大致始于斯。
有了如是环境背景,对包括丁谓在内的读书人而言,岂不是前所未有的好时光?
丁谓,字谓之,以后改字为公言,于宋太祖乾德四年(966)降生在苏州城郊。他显然是出身普通人家,无足夸耀,所以没有留下家世的记载。不过,丁谓虽与官宦之家无缘,却着实生在了好地方。
苏州一带,乃是天下富饶之区,当时即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丰厚的经济实力造就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当地人但凡家境允许,都鼓励子弟读书科举。
还得说,从唐朝中叶以来,南方在经济和文化上都逐渐超过了北方,至宋朝立国后,长江中下游已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域格局的差异特点,自然也影响到科举考试的结果,每每金榜题名之时,江南举子常居大半壁江山,可谓独领风骚于科场。
丁谓这位寻常人家的儿子,受家乡民风的熏染,也走上读书科考之路。他自幼虽长得体格瘦小,倒是天资特别聪慧,更加上欲望极强,故读书勤奋,一点就通,因此学业出众。
儿时的他,聪明是不用说,想必心眼多歪点子也多,或许还干过什么出格的事,曾令教书的先生吃苦不少。日后他衣锦还乡,专程去看过郁姓老师,并当面道歉,场面隆重,不料想郁老夫子不久便死去。很可能郁先生昔日教训过这位顽劣弟子,眼见如此炫耀态势,不安加上冲动一下子引发了病魔,遂撒手人寰。
另据沈括记载,丁谓入仕前曾游访过赋闲在家的官员胡则,受到很好的款待。他大概手头拮据,便想出献诗索取钱粮的点子。翌日,主人家原来考究的餐饮器具全被陶瓦器皿取代,他以为遭到厌弃,就怒而离去。胡则连忙追出,拿出许多银两相赠,并解释道:自家原本不富裕,唯有餐饮器具值钱,所以只有变卖换钱相送。他闻听此言,才释然接受。此事多少反映出丁谓既自负又心胸狭窄的特点。
但必须承认,丁谓年轻时已才华超群,写得一手的好诗文。当时有位叫龚颖的文官自负文学修养深厚,对他人少有赞许,碰到来访的丁谓,却大感惊讶,交谈终日,以为自唐朝韩愈、柳宗元以后,罕有如他这样可比肩者。
以后,文坛领袖王禹?也对丁谓的文笔倍加赞赏,认为其诗颇得杜甫意境,并对人说:若将其文章杂于韩、柳文集中的话,竟莫辨真伪。因此,王禹?将丁谓与另一位才子孙何比之为当世的“韩、柳”。
还有一位文坛俊杰柳开,读罢丁谓的诗文,同样给予很高评价,还预测他和孙何必登科举高第。
由此看来,丁谓是当之无愧的江南才子,若沿着文学道路走下去,大有可能成为一位名垂青史的大文豪。当然,他不会满足于此,仕途发达才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方二十六岁的丁谓进士及第,成绩位列甲等,但状元的桂冠却由孙何摘得。据说,此次科考放榜出来,他排名进士第四,换作旁人,早喜不自禁了,他却耻于居孙何之下。有人反映给天子,太宗皇帝发话道:甲乙丙丁,他姓丁就合该位居第四,还有什么话可说?这大概属于宋人戏谑之言,不可全信。
中举之后,丁谓获得大理寺评事的官衔,出任饶州(今江西波阳县)通判。从此,他如弄潮儿般踏入宦海,开始了兴风作浪的一生。
官府能臣
聪明人丁谓入仕后,可谓一帆风顺。他在饶州任职不过一年多,就被调入中央的史馆,编修过本朝国史。随之又外任福建采访使,负责调查当地民俗与政情。至道元年(995)回朝后,他除汇报常规的履职情况外,特别就福建存在的茶盐利弊问题,向天子提出了改革建议。不用说,精于算计的他,很快便发现了症结所在,积压已久的难题经他一条析,自然可以化解。由此他在君臣眼里留下了精明干练的印象,于是被超等提拔为福建路转运使,也就是福建地区最主要的行政长官。此时,丁谓进入政界才三年多时间,就已跻身地方大员之列。
在太宗晚年至真宗即位初的近十年间,丁谓先后在地方与京师的几个位置上调换,皆以讲求实效而出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任夔州路(今重庆地区)转运使期间,他不仅轻松解决了本地的许多民事问题,而且通过安抚的手段化解了纠缠多年的民族冲突,并借此推进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互通有无,既满足了少数部族的需要,又增加了官方的财赋收入和良马供应,可谓一举多得。
丁谓读书多学问多,文采上本已超过大多数文士,而作为一名官员又勤于政务,善于化解疑难问题,其务实的作风更为众多书生出身的文臣所不及。这就难怪他会受到执政大臣的关注,帝王对他也青眼有加,一句话:业绩突出的能臣谁不欣赏?
景德元年(1004)初,春风得意的丁谓奉诏回朝,暂时代理三司盐铁副使,主持部分财政要务。旋即升任知制诰,并兼管铨选部分官员的职事。这一年,他三十八岁,在官场业已历练了十二个年头,上至朝堂下至州县,衙门里的规矩门道都烂熟于胸,正所谓渐入佳境。
同年冬季,发生了辽军大举南侵与宋朝顽强抗击的大战。在真宗亲征澶州期间,丁谓奉命出守郓州(今山东东平县),并兼任山东一带安抚使。这一次,他不能说是投机,而是清醒地把握了形势,没有卷入朝中关于南逃与亲征的争议,在稳定京东局面上尽了一份力。如:辽军兵锋一度由河北插入郓州,大批恐慌的百姓为躲避战火逃亡,当人群蜂拥到济水一个渡口时,一些急于发财的船夫竟向难民索要重金,结果致使渡口人满为患,撤退受到阻挠。他闻听后,当即发出凡刁难渡河者以死罪论处的告示,并斩杀了几个带头的人,才使渡河行动顺利完成。
因此,当朝廷与辽朝签订“澶渊之盟”后,论功行赏,他迁官右谏议大夫,出任代理三司使的要职,成为朝廷最高财政长官。
在主掌三司期间,丁谓发挥自己精于理财的专长,花费一番功夫厘清了朝廷的收支家底。为了方便管理,他还以此前的全国户口和赋税收入数额为基数,编订了详尽的《会计录》作为当时赋税收入和以后调整财政收支的依据。这可是宋朝第一部详尽的国家财政收入总册,在千余年前的全球范围内都不多见,就此解决了以往长期混乱不堪的糊涂账,并清理出许多隐瞒的耕地与民户。当他将《会计录》呈报给朝廷时,立即受到天子的嘉奖。
他还主持了茶叶专卖制度的改革,通过调整政策同样增加了茶利收入。
三司的案牍繁复不堪,时间久了,连吏员们都难理清数据,但丁谓精明过人,一目了然,下属无不佩服。
要说丁三司使能人尽其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得到当时宰相寇准的器重,因为他此时仍保有“能臣”的形象,尚未步入奸邪的行列。
投机高手
自从入居三司首脑之位后,丁谓有机会经常接触天子和宰执大臣,更了解到朝中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与矛盾斗争。像他这样聪明绝顶的人,深知自己还只是政界高层里的新人,需要有业绩巩固地位,在脚跟未稳时不能轻易跟风,因为风头与风险并存。在此心态下,他依旧认真办事,对君王和上司毕恭毕敬,给各方继续留下了好印象,尤其还受到宰相寇准的赏识。
景德三年(1006)初,也就是丁谓入朝两年刚过,朝堂的权力斗争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以前参知政事、现任资政殿大学士王钦若为首的一股势力赢得了真宗皇帝的欢心,对寇准展开了巧妙的围攻,最终加重了天子的猜忌心,导致功高震主的寇相公下台。
王朝的政治游戏规则原本如此,天子既是神圣的社稷主宰,也是七情六欲缠身的凡人,总是行走在维护帝国利益与个人欲望之间,而守成皇帝未经历创业的艰难,更容易将自己的好恶置于江山之前,这便是帝制不可避免的悲剧所在,也是历代奸佞得势的根源。
丁谓对庙堂上发生的变故洞若观火,眼见率直有功者不容于帝王,反倒是奉迎溜须者得宠,如何不令他为之思索而心动。从来不甘居人下的他,在强烈的欲望野心推动下,迅速转身,轻松自如地踏入投机之路。
丁谓熟读史书,潜心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学以致用,很快便如鱼得水般适应了新形势。就此,宋朝政坛崛起一个弄权的高手,而失去了一位治世能臣。
前面已说过,在王钦若的启发谋划下,真宗打算营造一场全国性的神话祥瑞运动,以便为自己和朝廷渲染神圣的光彩。但天子也不糊涂,考虑到搞如此宏大的精神活动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就必须先了解国库的底子,此事自然得问丁三司使。当被问及这一问题时,丁谓早已揣摩清楚天子的心思,遂肯定地答道:国家财计充裕有余!真宗这才安心拍板。因此,这场劳民伤财的荒唐之举,可谓发端于王钦若,却最终决于丁谓。其实,很可能事先王、丁二人已密谋商议过了,相互配合,共同推动皇帝跨出决定性的一步。
据记载,天子最初尚担心宰相王旦反对,便专门设宴款待一番。临别时,又赐给一尊酒。王丞相回家将酒瓶打开一看,发现装满昂贵的真珠,这才被封住了口。
大中祥符元年(1008)元旦之日,宰相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陈尧叟以及三司使丁谓等大臣突然接到入宫通知。当大臣们踏入崇政殿后,真宗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原来,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晚,天子在寝宫偶遇神人,神人告诉他可在宫内正殿设道场一个月,然后上天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最后,神人告诫不得泄露天机。于是,天子按照上天的旨意,一面在朝元殿精心安排道场,一面斋戒素食。正是心诚则灵,这天早晨就有卫士前来报告,在宫廷正门的承天门屋顶发现了大幅黄色丝帛。经宦官仔细察看,才获悉黄帛长二丈多,呈书卷状密封起来,隐约有奇怪文字露出,想来便是神人启示的天书。因事关重大,故请众臣前来商议。等天子絮叨完事情的经过,王旦马上代表大臣表示:陛下仁孝爱民,与邻邦和睦,励精图治,五谷丰登,以至感化上苍,降下祥瑞天书。说罢,群臣跪拜高呼万岁。
随即,真宗亲率众臣来到承天门下,先焚香拜谢一番,然后令宦官从房顶取下天书。当天书被传到道场后,学贯古今的陈尧叟奉命启封辨认,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竟然是先秦篆文,内容也还认得。于是天子下令陈尧叟宣读天书内容:“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真宗名赵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真是大吉大利,上天开眼,独爱本朝,当今天子实在是有福之真龙啊!
面对眼前的一切,大多数朝臣可能摸不着头脑,懵懵懂懂随声附和,王旦、王钦若和陈尧叟三人自然心知肚明,而机智过人的丁谓即使不知详情,应该也能猜个七八成。亮相的机会来了,丁谓决心紧抓不放,力争挤到前台表演一番。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举朝欢庆,大赦天下。当然,天人感应之下,朝廷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同年十月间,真宗皇帝顺应天意臣心,决定亲赴泰山大祭九天,此即所谓史称的“东封”大典。
在声势浩大的东封活动中,丁谓出任随扈计度使,负责所有物资经费的调度安排工作。他的聪明能干再次得到发挥,保障了此次行动的顺利完成,从而赢得天子的一片欢心。
也是在本次活动期间,他还小耍手腕为自己捞了点便宜。事情是这样:泰山典礼结束时,天子传诏奖赏八位随行大臣每人一条玉带。遗憾的是,当时只有七条,真宗便决定将一条价值数百万的御用玉带拿出来凑数。丁谓管财物,当然清楚这条玉带的价值,他想据为己有,却明白因自己排序最末而无缘。于是,他略施小计,向皇帝表示自己的小衣带可以用,不必动用陛下玉带,等返回京师后再另行赏赐也不晚。果然不出其所料,天子召见八位大臣之际,看到七位都佩戴上体面的玉带,唯独丁谓的衣带仅有一指宽,显得十分寒碜。真宗过意不去,遂当即将那条珍贵的御带赐给不争不抢的丁谓。这件看似无关宏旨的小事,多少也能反映出其工于心计的性格。
已沉溺于神道的真宗,东封之后又亲赴亳州(今安徽亳州市)拜谒供奉老子的太清宫,随之到汾河之阴大行祭祀厚土典礼。在这两次活动中,丁谓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其无微不至的安排进一步讨得天子的欢喜,被视为贴心之人。
四处奔波到底是辛苦,真宗遂提出在京城内修建一所感应上天的场所――玉清昭应宫。不过,搞如此浩大的土木工程,势必耗费巨资,所以就有朝臣上奏劝谏。的确,前代许多暴君因此落下劳民伤财的恶名。真宗有心修建,又怕因一意孤行而玷污自己圣明的名声,于是需要寻找合理的理由,这便再次给丁谓提供了表现的机会。
天子为修建玉清昭应宫的事召见丁谓时,他出谋划策道:陛下拥有天下之富,修一座供奉天帝的宫观又有何妨?况且也可祈祷早生皇子!若有人再阻拦,可以此与其理论。天子一直未得皇子确是实情,这倒是条关系帝位延续的理由。随后当宰臣王旦密奏规劝时,真宗乃以丁谓传授的理由予以相告,搞得王相公哑口无言,就此无人再敢提出异议。
朝廷确定下工程议案后,丁谓兼任兴修玉清昭应宫使,全权负责营造事务。他为了讨好真宗,把原来设计的方案一再修改,使建筑规模不断扩大,他又督促工匠们日夜施工,将原定十五年的工期提前到七年就已完工。当玉清昭应宫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建成后,都城内凸起一片内含两千六百一十区的巍峨宫观,令人叹为观止。
在修筑另一处钦定的会灵观时,丁谓继续总领其事,也同样是不计工本。这些辉煌壮观的景象迎来君王满意的笑容,也照亮了他的仕途。
随着天子依赖程度的加深,他的官位也不断提升,先由代理三司使转正,接着升任参知政事,官阶也先后获迁给事中、礼部与户部侍郎、工部和刑部及兵部尚书,成为红极一时的执政大臣。
从大中祥符五年(1012)到九年(1016)丁谓在参知政事的官位上连续干了有四年之久的时间。皇帝对他倒是十分宠信,但其他宰执大臣对他却不满意,分析起来,既有嫉妒其得宠的成分,也有反感其行为过分的因素。想必宰相王旦和枢密使寇准便对他投机乱政的举动不抱好感,而王钦若之流则对这位同类中的后起之秀心存妒意。
当年资深朝臣张?临死前,给天子上了一份奏言:朝廷不该竭四海民力修造宫观,这都是奸臣丁谓蛊惑陛下的结果。乞求陛下斩丁谓之头,悬挂国门以谢天下,然后再斩自己的头,悬于丁氏家门以谢丁谓。
因此,丁谓最终只得暂时离朝,以躲避风头并替天子背上骂名。真宗皇帝自然不会亏待他,授予其节度使的优渥头衔,安排到金陵故地的?州(今江苏南京市)做长官。
鹤相
丁谓到?州就任时,年已五十整。经历十余年朝堂的摸爬滚打,他已是精通官场门道的顶级高手,政治经验丰富不说,在体察上意方面的心思更是少有人可比,依照当时的形势来看,他离位极人臣的日子已不远。
根据宋人的记载,成年时的丁谓长得身形瘦弱,一幅怕冷挨饿的样子,不过这种尖嘴猴腮的相貌,在相面者眼中却是难得的大富大贵之相。观其体貌,当然主要在于体质使然,不过也与耗费心机过度有关。
在六朝金粉旧地及其他地方,丁谓赋闲和蛰伏了三年时间。当不利的风头逐渐散去后,他于天禧三年(1019)六月奉诏回朝,重返参知政事之位。但同月寇准也回朝就任宰相,成为他的上司,如此一来情况又变得复杂起来。
丁谓与寇准的关系一言难尽。说起来,寇准最初对丁谓的才干十分欣赏,在参知政事任内曾向朝廷推荐过他。以后,寇准还多次向宰相李沆荐举丁氏,却未得到结果,他不解地问李相公缘故,经多见广的李沆反问道:你看看其为人,是那种可以放在人上的人吗?寇准不服地说:像 丁谓这样的人,丞相终究能抑制于人下吗?李沆语带深意地笑道:他日后悔时,当想起我说过的话。城府不深的寇准没有听从李相公的规劝,就任宰相后还是重用了丁谓。
当寇准罢相后,丁谓转身与王钦若一类同流合污,投机取巧,误导君王,从而一路迅速窜红时,寇准才发现认错了人,从此两人关系日渐疏远。以后,寇准一度回朝出任枢密使,虽与昔日的部下丁谓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却从心底鄙夷其为人。寇准的脾气是爱憎分明,有话直说,骂人的话可能也有。丁谓自然清楚与寇枢密使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好在两人不在一个机关供职,能回避便回避。
这一次,丁谓与寇准同时返回中书,彼此形成正副职的关系,若双方任由心中芥蒂发作,就难免造成难堪处境。能臣丁谓是玩权谋的高手,极其善变,他深知寇准刚直的性格,既然不能回避,自己只能争取主动,谦恭让步,以柔克刚,先维持住关系,再静观事态发展。
前面已说过,丁参政对寇相公表现出十分尊敬的姿态,甚至当着众人的面替寇公擦胡须上的汤汁,岂料寇丞相就是不给面子,竟当众讥讽他下贱巴结。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看对方丝毫不予让步,他遂决意斗争到底。
丁谓先利用真宗的宠信关系升任枢密使,以离开中书,接着与刘皇后结成政治同盟,借天子晚年多病的机会促成刘后参与宫廷决策的局面,从而对政敌构成巨大的威胁。最终,当寇丞相试图限制后宫干政时,丁谓伙同刘皇后一伙势力大打出手,将寇准罢官流放。与此同时,他如愿以偿登上相位。
天禧四年(1020)丁谓将最大的对手寇准流放岭南之后,又巧妙而专横地将另一位新任宰相李迪驱逐出朝,随之安排老官僚冯拯接替次相之位。此时,真宗已重病缠身,时常陷于神志不清的地步,宫里由刘皇后主事,朝堂则唯丁首相马首是瞻。以此观之,他比口蜜腹剑的唐朝宰相李林甫更高一筹,因为他不仅善于奉迎与阴谋,更长于施展诡计独揽大权。
这一年,丁谓五十四岁,可谓权倾一时,风光无限。
也许是多年参与朝廷神道活动的缘故,丁谓自己对谶纬占卜一类事也深信不疑。据说,他每天早起必观察是否有喜鹊鸣叫,晚间留意灯芯的跳动状况,每次下朝回家则一定窃听人语,以此占卜吉凶兆头。因此,有人投其所好,竟获得意外的收获。
据说,开封城内有个叫于庆的无赖,生活实在窘困,就向一位落第的老儒生求救。老儒生熟悉历史典故,又知道丁某的喜好,遂出主意让于庆先改名为丁宜禄,然后再去投奔丁宅。此时,丁谓还在参知政事的位置上,一听说有叫丁宜禄的人求见,当即大喜。原来在记述南朝刘宋历史的《宋书》中,有叫宜禄的宰相家仆的记录,这名投靠自己的人又正巧姓丁,他自然觉得是个好兆头,于是加以收留。时隔一月,丁参政便如愿拜相。当然,之后仆从丁宜禄得到重用,那位老儒生也被援引入仕。
要说丁谓最惹人的话语,还要属仙鹤的事。早在东封泰山期间,他就屡次报告天子看见无数仙鹤飞临山间;真宗每次在玉清昭应宫中醮祭时,他也奏报群鹤飞舞于殿阁之间;至于每每天书降临之际,他必奏称仙鹤为之先导。许多人因此嘲讽他,如寇准在关中期间,某天看到一群乌鸦飞过,便对身边僚属笑道:若让丁谓看见,定当称之为黑鹤矣!但天子偏爱听这样的话,因为仙鹤乃禽中君子,传说中常与神仙形影不离,其突然出现自非偶然,必是吉祥的象征。
既然仙鹤已是丁谓的口头禅,世人便送给他一个“鹤相”的雅号。不管仙鹤是真实还是幻象,惊鸿一瞥之后,他的政治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
流放天涯
古代政坛的游戏,无论一时是多么热闹精彩,最终也脱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潜规则。对于热衷弄权的重臣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以势压人,树敌过多,口碑欠佳,连新主子都有所忌惮,即使是同党及追随者也会心怀怨气,因此最终不免于众叛亲离的结局。
在真宗与仁宗朝交替之际,庙堂风云变幻莫测。当丁谓先后将寇准、李迪两位宰臣逐出中书并几乎将二人置于死地,自己则陶醉于专权虚荣时,其实也为本人垮台埋下了祸端。
在年幼的仁宗皇帝登基之初,刘太后垂帘听政,丁丞相的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凡军国大事几乎都由他做主,然后仅仅通过宦官雷允恭报请太后恩准即予以施行,而其他大臣都很难过问。至于他加官晋爵的事更不用说,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太子少师、司空、司徒及侍中等等显赫官衔纷至沓来,晋国公的高爵也信手拈来。
但正如老子所言“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丁谓权势熏天现象的存在,引起了朝臣们的普遍怨愤,太后对此也颇为反感。于是,在乾兴元年(1022)六月,以参知政事王曾为首的朝官对他发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出生于山东的王曾,曾是三级科考的魁首,最终以状元身份入仕。王曾步入政坛后,受到过宰相寇准的器重,因此得罪王钦若而日后一度遭贬。及至此时,他已回朝并官拜参知政事。若论关系亲疏的话,王曾显然靠近寇准,当然不属于丁谓的派系。
当真宗驾崩之际,丁谓为了泄私愤,竟将贬责于道州(今湖南道县)的寇准进一步流放于雷州(今广东海康)王曾对此提出了异议。据记载,王曾曾将自己的宅第借给落难的寇准居住,于是专横的丁相公对他威胁道:出借房子的主人恐怕不一定能幸免。听了此话,王参政当然不敢再争辩。如此一来,王曾对专权者的不满上升为强烈的仇恨。反攻的机会不久便出现了。
在为大行皇帝治丧期间,丁谓作为首相依照惯例充当了山陵使,全面负责帝陵修建的各项事务,而当时具体监督工程者则是雷允恭。由于雷某不听别人劝告,擅自更改墓穴位置,结果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地下透水,使工程无法继续下去。消息传入朝中,刘太后立即派人对狂妄的宦官首领进行审判。王参政抓住这样涉及大行皇帝丧葬的重大失误,决定对负有失职责任的丁首相进行清算。
据宋人记载,王曾有意向丁相公靠拢,然后私下里多次表现出可怜涕泣的样子。丁谓感到奇怪,就询问缘由,王曾在屡次追问下才道出隐情:自家有件私事,羞于启齿。当年自己与老姐相依为命,如今本人发达了,外甥却早沦为兵卒,还经常受到军棍处罚,老姐为此多次相告。言毕又淌下眼泪。丁丞相深表同情,便建议他向太后求情免除外甥军籍,他却依旧表现出羞愧难言的神情。某天,诸位大臣奏议完毕,丁谓专门安排王曾单独留下,以便向太后诉说家事。
在太后面前,王曾并没有提及家事,而是先反映丁丞相包庇雷允恭的罪过,接着揭露丁谓长期专权的种种劣迹,并特别指出:此人阴谋诡谲,随时可能引发变乱。太后与陛下若不早下手,以后不仅为臣粉身碎骨,恐怕江山社稷亦难保矣!当日丁谓恰巧有几件事违背了懿旨,于是太后越听越气愤,遂决定驱逐丁谓出朝。
看到王参政多时不出,在外等候的丁谓才意识到情况不妙,他顿足捋耳,气急败坏道:悔之晚矣!及至王曾终于出现,却是一脸的怒相,也不打招呼就径直而走。一贯心思缜密满腹计谋的丁谓,这次却被别人巧妙地算计了,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就在丁谓罢相不久,朝廷又通过审问他调教过的道姑刘德妙,掌握了有关虚造祥瑞欺骗先帝的大量证据,于是又将其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市西北)司户参军,也就是流放到古人眼里的天涯海角。而其兄弟、子侄都遭到贬责,积聚的无数家私也被没收充公。
在流放途中,丁谓还遭到过盗贼的抢掠,其中一个玉碗数十年后辗转到某位富家手里,继续为世人提供有关他倒霉的话柄。
风光消尽,曲终人散,权臣自然落得凄楚下场。而按照宋代人的说法,丁谓倒霉是早有先兆。
早在当年东封泰山期间,时任三司使的丁谓听说东岳中有条叫“奈何黑水”的河,乃属人间阴府地狱,他素来迷信,遂有感而赋诗一首:“黑水溪旁聊驻马,奈何岸上试回头,高崖昏处是阴狱,须信人生到此休。”后人从这首诗中发现他一语成谶,最终放逐“崖”州是命中注定之事。
本朝开国之初,还流传过一段凄婉动人的传说:南唐国主对女儿十分钟爱,立意要选位满意的驸马。有臣僚献言说: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的刘参谋年纪不大,长得丰骨秀美,又博学多文,足可入选。国主一见刘某便大喜,立即确定了他与公主的婚配。刘驸马享受了非凡待遇,豪华富贵冠于一时。但不到一年,公主就死去,国主哀伤不已,遂对臣下说:我不愿再见到刘生,不用给他一件东西,遣还洪州罢了。刘某就此又回到故里,恍若经历了一场梦。
丁谓当国之日,某天忽然对做客聊到此故事,感叹道:他日我亦不失为刘参谋。闻听其言,满座都大惊失色。果然不久他便遭到放逐。宋人又以此说他一语成谶。其实,他自知权势太过,日后没有好下场,故不知不觉就发出此感慨。
崖州是唐宋时流放官员最远的地方,也被视为难以生存的瘴烟之地。昔日,唐朝宰相李德裕曾被贬责至此,宋初丞相卢多逊也沦落此地。由此看来,丁谓精神上也不孤独,不算是唯一的受难者。他在此居住了三年多,遇到大赦又先后被内迁至雷州、道州。以后,他继续运用智谋向天子求情,曾用“九万里鹏容出海,一千年鹤许归还”之类诗句打动天庭,终于得到仁宗皇帝的宽恕,给予其秘书监的官衔退休,安置于内地的光州(今河南潢川县)居住。
宋仁宗景?四年(1037)丁谓死于光州,时年七十一岁,还算长寿。
晚年的丁谓,除了诗兴难以遏制,笔耕不辍外,便是陶醉于佛教因果之中。经历了太多的宦海沉浮,看透了世间百态,也做了许多昧心的事,想必他有所觉悟,遂潜心归佛,寻求解脱。
观丁谓其人一生,可评可叹者甚多。他早年以才子享誉文坛,入仕后曾以干练务实而获得能臣的令名,最终却走上投机奉迎,以至于弄权祸国之路,从而对北宋朝政与社会都造成不小的消极影响。就此而言,他的人生轨迹可说是始于韩愈、柳宗元,而终于李林甫。
当然,丁谓所作所为及结局与古代帝王政治是密不可分。但就其个人来说,也在于权势欲过强,为一己之得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以私害公,由此得归得了,失也失矣!终究以奸邪恶名载之于史册。即如《宋史》所评说:“然而党恶丑正,几败国家,(丁)谓其尤者哉!”以史鉴今,此当可为现人留下一部值得回味的人生教材。